1939，刺杀汪精卫

1939年3月21日 汪精卫在河内遭刺杀 1 1939年3月21日，午夜。 越南河内，高朗街27号，一幢三层楼的别墅小楼。 一阵类似鞭炮的声音忽然从别墅里传来，打破深夜的寂静——这并非农历春节，也不是其他节日，为何会有人在此时放鞭炮？ 但随后，从27号别墅小楼里传出的惊呼以及呼啸而来的警车证明： 响起的不是鞭炮声，而是枪声。 事后人们才知道，那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暗杀。 而暗杀的对象，就是当时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 2 事情，还是要从1938年的12月18说起。 那一天的重庆国民党空军珊瑚坝机场，往昆明方向起飞了一架飞机。 飞机上坐了七个人，领头的，是汪精卫，同行的，是他的妻子陈璧君和一些随从。 汪精卫当时是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议长，是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但这次出行，他既没有带随行警卫，也没有其他政府要人相送相陪，异常低调。 1935年照片，后排左一为陈璧君，后排左二为汪精卫 因为这架飞机的最终目的地，不是昆明，而是越南。 汪精卫要离开中国了。 在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走？ 因为，当年那位愿意“引刀成一快”的汪先生，已经和日本人谈得差不多了。 站在日本人的角度来看，虽然自1937年7月7日全面侵华以来，战线推进异常迅速，但打到1938年底，面对就是不肯投降的蒋介石政府，他们其实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 在逼降和诱降蒋介石屡次失败之后，他们决定另外找一个人选——这个人，一方面要愿意“和谈”，另一方面，要在国民党内同样有崇高的威望。 看来看去，最合适的人选，无疑就是汪精卫。 而汪精卫也正好符合各方面的条件。 对内来说，以“孙中山继承人”自居的汪精卫，苦于手中没有军队，在国民党党内斗争中一直被蒋介石按下一头，长期郁郁不得志。 对外来说，汪精卫一直对中日战争持悲观态度，他一直是主张对日妥协的“低调俱乐部”的背后灵魂人物（但从不出席活动）。 就在1938年11月，汪精卫的亲信梅思平、高宗武和日本人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已经在上海秘密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备忘录》。这份被称为“重光堂密约”的协议约定，汪精卫一旦掌握政权，将允许日军在中国驻军“防共”，在华北为日本经济开发提供优先权，补偿中日战争中日本侨民的损失，以及——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共同建立“东亚新秩序”。 而从重庆经昆明再去越南河内，正是日本人给出的计划。 汪精卫和蒋介石。这张照片摄于1930年，两人的神态颇值得玩味。 12月18日，一直在苦等的汪精卫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蒋介石在这天召集中央政府部长以下、科长以上干部训话。 趁这个机会，汪精卫带人匆匆赶往机场，飞往昆明。 汪精卫还和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打了个招呼，说是要去成都做一个演讲。 汪先生口才一向很好，演讲不少，孔祥熙也没当回事，甚至也没向蒋介石报告。 12月19日，云南省主席龙云发来电报，说汪精卫到了昆明，蒋介石这才知道。 不过，汪精卫这两年心情不佳，经常出走，蒋介石倒也没太在意。他当天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借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苦之至。惟吾犹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蒋介石哪里知道，汪先生这一去，就不会再回来了。 3 12月21日，蒋介石接到了龙云发来的又一封电报，感觉事情似乎不对了。 电报是这么报告汪精卫的行动的： “临行时，始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 “云南王”龙云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也值得玩味：在明知汪精卫要去越南的情况下放走了他，然后在放走他之后向蒋介石报告 事态其实远比蒋介石想象得还要严重。 就在汪精卫抵达河内的第三天，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这也是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三次近卫声明。 相对于之前自信满满，蛮不讲理的声明，第三次近卫声明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 日本人认为的这个“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是谁呢？ 当然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于南京国民政府前，匾额刻有“忠孝仁爱 信义 和平” 而在中国这一边，汪精卫的秘密出走，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抗日关键时刻，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忽然神秘失踪，怎能不引起人们的议论和猜测？ 一方面，蒋介石通过驻美大使胡适等和汪精卫平时关系比较近的人，开始不断做汪精卫的思想工作：不要公开主张和谈，不要与中央断绝关系，可以去欧洲考察。 另一方面，12月26日，蒋介石专门发表讲话，称汪精卫这次去越南河内是疗养，和政治无关，所有的传言都是谣言。 作为当时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还是要维护一党尊严的——你自己的二把手都跑了要去和谈，这不是丑闻吗？ 当时的蒋介石内心已隐隐感到，事情越来越不妙了，所以他在日记中写下： “党国不幸，乃出此无廉耻之徒，无论如何诚以义胆，终不能当其狡诈奸伪之一顾。此诚奸伪之尤也。” 汪精卫很快证实了蒋介石的担忧。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题为《致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会诸同志电》的通电： “…… 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因为那一天韵目代日为“艳”，所以这份明确表明要和日本妥协的通电，就是后世闻名的“艳电”。 汪精卫发表“艳电”后，日本媒体的报道 毫无疑问，蒋介石等于当众被汪精卫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蒋介石的日记里，出现了这样四个字： “派员赴越”。 蒋介石动杀心了。 4 蒋介石写的这个“员”字，指的就是军统人员。 交给谁办呢？当然是交给蒋介石当时最信任的人——军统头子戴笠。 戴笠带着两个人，随即由香港直飞河内。 这两个人中，一个人叫陈恭澍。陈恭澍时任军统天津站站长，号称军统的“四大金刚”，因为参与的暗杀次数最多，也被称为“军统第一杀手”——张敬尧、石友三、殷汝耕、王克敏等被刺的案子背后，都有陈恭澍。 陈恭澍 另一个人，叫王鲁翘。他是戴笠的贴身保镖，当年军统暗杀有“民国第一杀手”之称的王亚樵，他也参与其中。 戴笠亲自带队，随行是两个军统的中坚力量，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到了河内之后，各种布置就慢慢展开了：军统租了一幢两层的小楼作为驻地，买了一辆福特两门小汽车作为代步工具，开始监视汪精卫等人的行踪。 没几天之后，戴笠先回去了，指定陈恭澍作为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按陈恭澍后来的回忆，戴笠从一开始就没说去河内干嘛，但以大家的职业，在这个时间点去河内，陈恭澍他们知道肯定和汪精卫有关。 戴笠走后，陆陆续续又来了十七八个人，所以后来有了“十八罗汉追杀汪精卫”的说法。但戴笠却始终没有下过其他的命令，只是让“严密监视”。 这样的“监视”持续到1939年的3月初，几个国内派来的军统人员给陈恭澍带来了两把左轮枪和三把驳壳枪，包括一些子弹和工具，陈恭澍知道，要对汪精卫动手了。 但在怎么“动手”这个问题上，陈恭澍和当时也是行动组成员的一个叫余乐醒的人产生了矛盾。 余乐醒 余乐醒实际上是一个工程师。他早年曾是共产党员，后来加入了军统，在军统中地位其实比陈恭澍还要高。余乐醒最擅长的是爆破技术和制造毒药，所以他主张毒死汪精卫。 但陈恭澍却不喜欢用下毒解决，他喜欢用枪直接暗杀。但碍于余乐醒的情面，只能先尝试下毒。 余乐醒探知汪精卫每天早上会派人去一家面包房买面包做早餐，所以在那家面包房的面包里尝试下毒，但因为毒药会改变面包的黏合状态，很容易被发现，所以只能放弃。 他后来又尝试把一种挥发性致命气体装在盒子里送进汪精卫家浴室，但因为送进去的环节无法解决，也没有成功（陈恭澍后来被汪伪特务捕获，陈璧君曾亲自审问，问他派人装到浴室里的盒子是干嘛用的，陈恭澍说他才知道原来这个计划居然被实施了，但他自己根本不知道）。 最终，行动小组只能放弃毒药，决定还是用传统的手枪暗杀。 1939年3月19日凌晨，陈恭澍接到了来自戴笠的电报： “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3月21日，筹备了三个月的暗杀行动终于开始了。 5 “河内刺汪”，其实有多个版本。 第一个来源是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但当时他并不在场，是根据汪精卫一行人的叙述写出来的；第二个来源是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在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称资料多来自军统档案；第三个来源是陈恭澍自己在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回忆录。 还有个来源，是来自当时的亲历者，汪精卫的大女儿王文惺和女婿何孟恒的叙述和记录。 四个来源叙述的事实基本都没有出入，但细节上出入非常大，总的来说，在3月21日晚上，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 行动小组是翻墙进入高朗街27号，也就是汪宅的。但原本应该是一次安静的“暗杀”，却因为汪宅的门被紧锁而变了味——行动小组拿出斧子劈开门锁，一次暗杀变成了破门而入的强行枪杀。 按照事先的侦测，行动小组的王鲁翘冲入别墅就直奔三楼右首的北房——那是汪精卫和陈璧君的卧室。 王鲁翘。1949年后去了台湾，曾担任台北市警察局局长 发现门被反锁后，王鲁翘还是用斧子劈开门板去拧门把手，但把手拧不开。这时，透过窟窿，王鲁翘等人看到房间内的床下趴着一个人，上半身被床遮住，下半身露在外面。 王鲁翘随即透过门窟窿对那个人连开三枪，枪枪命中。看到那个人挺了几下就倒在血泊中不动之后，王鲁翘招呼众人撤退。 按陈恭澍的回忆，王鲁翘出来后兴奋地报告： “事情办完了！汪精卫腰部中了三枪，两条腿动弹了几下就伸直了。” 但还没等众人庆祝，凌晨5点，陈恭澍接到了此次行动联络人“徐先生”的电话（此人后被猜测是当时中国驻河内总领事）： “你们搞错了！那个人好好的一点事情没有，受伤的是曾仲鸣！” 他们杀错人了。 6 曾仲鸣是谁？ 曾仲鸣生于1896年，是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校的文学博士，1925年回国后，历任国民政府秘书、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铁道部次长兼交通部次长等职。 但他还有一个重要身份：汪精卫的秘书。 他不是一般的秘书。 1911年，曾仲鸣去法国留学，同行八人，其中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方君璧，还有汪精卫和陈璧君夫妇。在法国，曾仲鸣跟随汪精卫学习国学和诗词，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回国后，曾仲鸣一直跟随汪精卫，忠心耿耿，而汪精卫也非常信任曾仲鸣，把家务和财务全都信任地交给曾处理。 曾仲鸣 所以，曾仲鸣绝不简单的是汪精卫的部下，也不仅仅是他的徒弟或朋友，汪家已经把曾家当做家人一样来看待。曾仲鸣称汪精卫为“四哥”，汪精卫的女儿汪文惺称呼曾仲鸣为“十一姑丈”，称方君璧为“十一姑”。 而就在那一夜，曾仲鸣替汪精卫而死。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杀错人？ 按陈恭澍和其他一些人的说法，是曾仲鸣夫人从香港到河内来看望汪精卫，汪精卫坚持把自己的卧室让出来给他们睡，所以导致军统杀错了人。 但按照汪精卫女儿汪文惺和女婿何孟恒的叙述，汪精卫从来就没住过高朗街27号三楼那间卧室，汪精卫读书写字、处理公务和睡觉，都是在高朗街25号别墅的三楼。 原来，除了27号，还有一幢25号——两幢建筑像连体别墅，互相对称。 汪精卫女婿何孟恒画的高朗街27号示意图 如果按照汪文惺的说法，那就是陈恭澍他们事先侦查工作根本就没做细致，导致最后摆了一个大乌龙。 但无论如何，汪精卫逃过一劫，而曾仲鸣重伤后被送到医院，不治身亡。 在曾仲鸣被送到医院后，汪精卫曾不顾所有人劝阻，坚持赶到医院去见曾仲鸣最后一面，两人的感情可见一斑。 曾仲鸣的死，对汪精卫打击很大，但更让汪精卫产生巨大震撼和惶恐的是： 蒋介石居然真的会对自己下手。 第二天，汪精卫的宅邸周围出现了大量警察保卫。 3月25日，汪精卫在日本人的重重护卫之下，乘船前往上海，开始与日本密谈。 那个曾经刺杀摄政王的刺客，就此下定决心，踏上一条不归路。 【馒头说】 第二次写汪精卫了。 曾有一段时间——或许现在也有——一些人称汪精卫为“汪公”，传颂汪精卫的一句话：“君行其易，我任其难”，说这句话是汪精卫离开重庆时，对蒋介石说的。还说两人其实是约定在“唱双簧”——保证中国两面下注，无论同盟国还是轴心国获胜，中国都将立于不败之地。 且不说这些说法只见于汪精卫在公开场合的自述，全无凭证，就算为真，逻辑上也不符： 从来就没听说过抵抗易，投降难。就算如此，蒋汪一向不和，就连张作霖、吴佩孚这些旧式军阀都知道：什么都可以做，汉奸不能当，以汪精卫的性格，肯让蒋介石摘所谓的“易”，自己去顶个千秋骂名？ 所谓两面下注，被说成“全世界只有聪明的中国人才想得出来”。事实上，二战中的欧洲，以法国维希政府为首，丹麦、挪威、捷克、克罗地亚等国家，都成立过傀儡政府，亚洲的伪满洲国、伪蒙疆自治政府、“菲律宾共和国”、“缅甸国”等也都是傀儡政府建立起的政权——按照这个逻辑，这些傀儡政权的首脑，都是在忍辱负重，“我行其难”了。 如果说傀儡政权也算是“立于不败之地”的话，那也真是让人笑掉大牙了——汪精卫的亲信高宗武和陶希圣，是最早和日本人接触并推动汪精卫和谈的，但在一步步看到日本人开出的条件之后，也感觉这和初衷相差太远了，在最后一刻，他们都选择逃走投奔了蒋介石。 还有一种说法，说“河内刺汪”是蒋介石故意设的一个局，故意杀错人，逼汪投日，彻底清除这个政治对手。 这种推论，又有些过于阴谋论了。因为以当时蒋介石的地位和威信，实在没有必要搞那么复杂，而且自己党的二号人物投敌，难道是一件光彩的事？更何况，就算汪精卫到了河内之后，蒋介石还派人给他送去过50万元，劝他去欧洲考察，只要别公开和谈就行——如果蒋介石真有那种动机，推汪精卫一把还来不及，还会去拉？ 种种推测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原因还是可以理解的： 汪精卫从一个甘愿赴死，“不负少年头”的刺客，演变为一个投敌卖国，人人欲刺而后快的汉奸，转变实在太大，一下子让人觉得难以接受。 针对这点，从汪精卫的性格入手（比如殉难人格，有权力欲，优柔寡断等）分析他一步步的历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先论定“汪精卫这人肯定是不会做那么傻的事的”，然后由此帮他倒推肯定有什么隐情乃至大义，就有点站不住脚了。 性格当然有两面性，但有些做出来的事，是怎么洗也没用的。 那日本人为什么就偏偏选中了汪精卫？ 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有一句话，可能就可以解释了：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