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夜读 | 追忆江泽民同志的大学岁月

第368期

我们敬爱的江泽民同志患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2022年11月30日12时13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

今天，我们选取《报刊文摘》曾经刊登过的几则江泽民同志的故事，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

江泽民与夫人王冶坪1992年在北京玉泉山合影

江泽民的大学岁月

1943年,江泽民成为南京中央大学机械电子系当年录取的8名学生之一。（编者注：后来,南京沦陷时期的中央大学被拆散,江泽民进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读书。）

尽管肩负着许多校外活动的责任,但主修发电和运输的江泽民,学习成绩依然保持优秀。然而,江泽民从不夸耀自己的学习本领。“我们的系主任有问题最喜欢问王慧炯,”江泽民几十年后很直率地对他的朋友们说道,“他总能回答出来,还答得非常好。他喜欢学习,而且十分勤奋。他是我们的班长。”

在大学时代,江泽民没有放弃自己对音乐和文学的爱好。即便当他从事革命活动后,他也设法找机会练习他的技艺。当学生们演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小品剧时,他经常给他们拉二胡伴奏,而且不管什么时候举行班会,他都会指挥大家唱歌,同学们都管他叫“指挥家”。

当江泽民情绪低落时,他不会对他的室友倾诉。通常,他会盘腿坐在自己的床上,读些悲凉的唐宋诗词。在大声朗读的时候,他时不时还会发出一些唏嘘感叹。

“不管心事多重,”童宗海回忆说,“江泽民都不会发泄或生气。江泽民背诵古诗的时候,通常都会找一首特别能反映他心情的诗。在高兴的时候,他就会选一些欢快的诗。总的来说,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1947年的夏天,江泽民毕业了。尽管只有21岁,他的学识却非常广博,以至于同学们都称他为“江博士”。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他的朋友们题辞留念:“江泽民兄是班里著名的‘博士’。”

“他的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尤其精于数学;他喜欢辩论并往往赢得胜利———鉴于此,我们授予他‘博士’头衔。”

“他热爱体育运动,特别喜欢单杠和短跑。”

“近来,他特别喜欢写诗和操琴,颇有乃祖‘江公’之风。”

江泽民接受了两种极为不同的,但对他来说却同等重要的教育。一种是西方科学与工程的教育;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的教育。

（《报刊文摘》2005年2月14日刊登）

精通吹拉弹唱 至少掌握8门外语

201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工具图书《世界著名歌曲45首》。据悉，这本书所收录的曲目，是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组织挑选的，而交给李岚清这个“任务”的，则是江泽民。江泽民为这本书写了序。

事实上，音乐只是江泽民的爱好之一，江泽民在书法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还擅长赋诗作词，并且熟练掌握多门外语。

据《江泽民传》记载，江泽民幼年时期就已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启蒙教育，自识字起，父亲就要求他每天背诵一篇中国古典文学文章，还要练习书法。7岁时，江泽民进入扬州远近闻名的琼花观小学上学，学校的传统课程部分围绕四艺——文学、音乐、书法和中国象棋，这些都成为江泽民为之钟情一生的爱好。在这里，江泽民还接受了大量的书法训练。

江泽民还喜爱赋诗作词。2001年4月13日，在古巴进行国事访问会见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时，江泽民向他赠送了亲笔书写的七绝一首：朝辞华夏彩云间，万里南美十日还。隔岸风声狂带雨，青松傲骨定如山。

据悉，江泽民至少掌握七门乐器：二胡、笛子、吉他、钢琴、小提琴、管风琴、木琴等。

据《平民领袖》记载：1989年冬天某日，在中南海，见到天降瑞雪，江泽民准备忙里偷闲，即兴弹奏一曲。他有一架立式的聂耳牌钢琴。“说起这架钢琴还有一段故事，那还是在上海工作的时候，由于他非常喜欢音乐，自己也能弹一手好琴，多年来一直想买一架钢琴，可是因为家里人口多，生活开销大，存钱不多，一直未买成。为了满足丈夫多年的梦想，有一天，王冶坪咬咬牙下定决心，把到期的存折全拿出来，又向在上海的亲戚借了点，凑足两千元，这才买了一架聂耳牌立式钢琴，使丈夫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得以变为现实”。

江泽民不仅掌握多门乐器，还爱戏曲、爱唱歌。《江泽民传》记述，学生时代结束后，江泽民一直很喜爱京剧、越剧、昆曲等传统艺术，经常吟唱《捉放曹》、《四郎探母》;还喜爱世界各国的著名抒情曲，无论是西班牙语的《鸽子》，还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江泽民都用原版的语言演唱。

公开资料显示，江泽民精通英语、俄语，能够用流利、娴熟的英语与外宾直接对话，能够用英语和俄语写作。

1998年访问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时，江泽民用俄语演说，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演讲都是科技题材，包括“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等专业术语。

据《平民领袖》一书记载：有一次江泽民与上海的大学生对话，有学生大谈美国的《独立宣言》如何如何，江泽民说：“你仔细读懂了《独立宣言》没有？我倒是可以用英语把《独立宣言》都背出来。”有一年，工作人员为他订了《华盛顿邮报》等几份英文报纸。他提出还想看一份俄文报纸，工作人员又补订了《真理报》。

此外，江泽民还精通罗马尼亚语、法语、德语、日语，也会西班牙语、乌尔都语。据媒体报道，江泽民访问罗马尼亚时，即兴背诵了罗马尼亚著名诗人埃米内斯库的《你为什么还不来?》，并即兴用钢琴弹起罗马尼亚古曲《妈妈昨夜把家还》。

（《报刊文摘》2016年4月4日刊登）

曾培炎回忆与江泽民共事

《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一书2010年出版。时为上海电科所整流器室技术员,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曾培炎在其中回忆了与江泽民同志共事的时光。

1962年,我和江泽民同志同一年到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工作,他是主管科研的副所长,我是技术员。那时他三十六岁,已经在长春一汽当过动力分厂厂长。我二十三岁,刚刚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

他平时戴一副深色宽边眼镜,风度翩翩,见到大家总是微笑着打招呼,群众都愿意跟他接近,同他讨论问题。那时政治挂帅,天天讲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我们开会在大食堂,一说听报告大家就犯愁,唯独听他的报告不一样,不少人早早去占座位。他的报告既突出政治,又不会满篇大道理、讲些空洞的口号,而是不时穿插具体事例,十分生动活泼。讲到关键的地方,他会插一点方言,比如四川话,说得挺像,也经常用英文讲几句,有时还引用唐诗宋词,他小时候读过,随口就来,把大家的精神提振一下。同志们听着感觉很亲切,不是那么枯燥。他出国回来,除了介绍考察内容,还给大家讲一些国外的见闻和社会情况,我们能听到这些信息十分难得。在那个极左思想盛行、封闭僵化的年代,他思想活跃,与群众坦诚相待,给研究所带来了一股新风。

那四年,他在所里做了很多在业内有影响、有意义的大事,开展工作既抓全面又突出重点。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其中一项,就是制订中小型电机标准。事非躬亲不知难,后来我也搞过标准化工作,要把所有生产企业的标准统一起来,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当时上海电科所是全国统一行业标准的归口单位,江泽民同志组织了行业中有关厂所的专家共同开展工作,最后形成各方认可的统一标准系列,通过了部门审定,应用到实际生产,最终对促进我国电机工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1963年,一机部因产品需要,要求我们所试制高频脉冲闸流管。可是那时已经有风声,我工作所在的整流器研究室可能要搬迁到西安去。部里的研究任务已经下达,做与不做、怎么做,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做的话,必须大动干戈改造设备和厂房,但真要搬迁,又要把新设备拆掉,会造成很大浪费。就在大家举棋不定的时候,江泽民同志做出决定,派我们一批新毕业的大学生外出“借鸡生蛋”,借用南京四机部工厂现成的技术设备搞闸流管试制。不到一年时间,在工厂的协助下,我们试制出了三种样品。次年,整流器研究室就搬迁到西安。研究所没花国家一分钱进行设备厂房改造,圆满完成了部里交办的任务。

江泽民同志是学电机出身的,对新生事物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遇到问题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而且很善于切中要害。所里同志都有一个同感,向他汇报工作必须有充分准备,即使这样有的还被问得张口结舌、下不来台。

当时所里有一个不胫而走的“新闻”,就是江泽民同志仗义执言,坚持给所谓“白专典型”的一名技术人员加工资。那年是全国普调一级工资,这位技术员业务出色,就是家庭出身不太好,平时在工作上也比较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所在的室就把他当作“白专典型”,决定不给加工资。在江泽民同志的坚持和关心下,最终得以解决,还是加上了工资。

1966年,江泽民同志调去武汉热工所任所长,我随整流器室整室搬迁到西安。在那之后因为两次活动,我有机会和江泽民同志近距离一起工作。当时江泽民同志已经是部属研究所的大所长,我只是西安厂整流器室一个组长。我们一起住集体宿舍、挤公交车、到食堂排队买饭,抢着去锅炉房打开水,就是起草文件、写总结报告也总是和大家分担一部分。我们都是离家长期出差在外,他却经常关心别人,问有何具体困难。同江泽民同志在一起,一点看不出他是一个领导干部,没有一点架子,总能使人感到同志加兄弟般的温暖。还有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文革”期间江泽民同志也受到了冲击,他这位所长“靠边站”了,可他似乎并不在意,处之泰然。

江泽民同志很念旧情,后来身居高位,仍然非常尊重教过自己的老师和带过自己的领导,怀念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离开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后,江泽民同志仍然关心所里的发展,经常与老同事们通电话,一有机会就亲自会见,或者请到自己家里做客。后来我们也曾一起在电子部共事,知道江泽民同志与电子部、机械部的老同志一直保持联系,时常听取他们反映社情民意,如生活遇到困难则尽可能给予照顾。

（《报刊文摘》2010年4月30日刊登）

《江泽民文选》精彩言论

谈“讲政治”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都应该具备。不读点历史,不了解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不知道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不掌握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怎么治理社会、治理国家啊?怎么处理国际事务啊?怎么讲政治啊?你那个政治是很难讲起来、很难讲好的。

一份材料反映河南南阳市卧龙区一个地方建造“清官祠”,把封建时代的官员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同志以及九位老帅的塑像搞在一起,既有我们一些领导同志题词,又找了台湾当局的人题词。……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一个地方,但反映出目前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就是不考虑政治,是非不分……

不要以为西方国家不讲政治,他们讲政治得很。他们的政府、政党、宣传工具、学校、教会等,整天都在向人们灌输他们的价值观念。

谈“打击走私”

有的同志劝我,现在管大事就行了,小事不要管了,超脱一些。我也希望这样。这么大一个国家,十二亿人民,肩膀上的责任重啊!有些事看似很具体,但涉及全局,非抓住解决不可。反走私就是这样,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也是这样,看似很具体,分散开来,好像是一件一件小事,但总起来看,都是关系国家稳定和发展全局的大事,必须抓住不放……

今天,我脸上没有笑容,有些忧虑,有些着急,说起话来比较激动。有些话也说得比较尖锐,可能会有所震动。我想过了,震动一下有好处,可以使一些同志警醒起来、振奋起来,有利于大家齐心协力地去解决前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继续发展好的形势。

谈“小平南巡”

小平同志晚年提出了许多十分重要的思想,特别是他一九九二年的南方谈话,澄清了当时困扰着人们思想的一些十分重大的问题,为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很多话,小平同志当时不说,我们这些人很难说的。

一九八九年,我刚到中央工作时,小平同志见我,我对他说,党和人民把我放到这个位置上,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定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个话我始终没有忘记。我现在的责任,也可以说我的历史责任,就是要带头解放思想,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

（《报刊文摘》2006年10月13日刊登）

来源：报刊文摘

一审：郭娟、刘牛

二审：吕娅

三审：施绍根

终审：刘畅

编排：杨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