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失去军权，周恩来代替毛，是周夺了毛的权吗？

930年年底，蒋介石对瑞金革命根据地发动三次“围剿”，毛主席运用游击战术，成功地击退了蒋介石的前三次围剿。

但是，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以后，共产国际开始干预中国革命，开始了长达4年的“左”倾统治。

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局，继续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

1931年11月初，中央苏区在赣南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出席会议。

会议设立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地位被排除，仅保留了一个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

周恩来担任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共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

毛泽东为党和红军创建了一块安定可靠的革命根据地，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其功绩是特别伟大的。

周恩来对身处逆境的毛泽东特别理解，而且十分尊重毛泽东，也很关心他的生活。

由于受到左倾错误的排挤，加之身体不好，中央决定，让毛泽东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去瑞金以东的东华山疗养。

毛泽东人在山上，心里担心的还是山下。他唯一放心不下的还是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命运。

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决定红军攻打赣州，让他忧心忡忡。

毛泽东靠边站了，有的人开始对毛泽东侧目以待，周恩来却和别人不一样，依然很关心他。

他专门跑到毛泽东的住处看望他。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很感动，也很受鼓舞。

临别时，周恩来握着毛泽东的手留下一句话：“照顾全局，相忍为党。”在周恩来心中，毛泽东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党和红军离不开他。

在毛泽东养病期间，他还委托人将缴获的一些战利品送给毛泽东，特别是在大赣州的战斗遇到困难时，他想到的第一个人还是毛泽东。

他让项英同志亲自去请毛泽东下山指挥战斗，结束了毛泽东的疗养生活。项英骑了一匹快马，火速赶到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很惊讶，问道：“战事这么紧张，你跑来干什么？有什么事吗？”毛泽东关心地问道。

项英说：“恩来同志让我专门来请你下山。”

“是不是为打赣州的事。”毛泽东大致猜到了项英的来意。

“是的，打得很不顺利。所以，恩来请你赶紧去前线。”“攻打赣州不是早就开始了吗？老毛右倾保守，能信任他？”贺子珍在一旁埋怨。

项英听着这个话不舒服，也自责当初不该双手赞成攻打赣州，夺取中心城市，脸色有些难堪。

他说：“敌人城防坚固，援兵又到，我军伤亡很大，处境非常困难……”

项英担心毛泽东不下山，还想着用什么话说服对方，没有想到毛泽东霍地站起来，说道：“那你先走一步，我随后马上下山。”

但是，项英迟迟不肯离去，他担心毛泽东不肯下山，因为毛泽东受排挤，心里肯定有怨气。

项英看到毛泽东让警卫员收拾行李，他才放心下山。走了两三里，项英又折了回来。

毛泽东说：“放心去吧，我不回让你三顾茅庐的。我还是个共产党员，总得顾全大局。”

这时，天开始下大雨。贺子珍放心不下，说：“等雨后再下山吧。”

毛泽东说：“不能等了，人命关天，你慢慢来吧，我们先走了。”说着卷起裤腿就走了。

贺子珍笑了，“你身体还病着呢，不敢再淋雨了。”毛泽东说：“我一到战场，病就好了。”毛泽东迎着雨就下山了。

毛泽东到达前线，深入阵地进行调查。赣州之战从2月4日至3月7日，历时33天。

红军两次总攻，数次爆破，均未成功，遭到了重大伤亡，丧失了扩大根据地和发展红军的许多有利时机。

毛泽东调查之后，主张红军坚决撤出赣州之围，到赣南修整。

4月2日，周恩来接受毛泽东建议，攻打龙岩、漳州，并任命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领红军攻打龙岩、漳州，周恩来亲自到长汀做毛泽东的“后卫”。

毛泽东的确是战略目光高人一筹，出师获胜，更加赢得了周恩来的青睐与支持。

周恩来发现毛泽东以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确实不方便。

7月2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部队改设政委制，毛泽东任总政委。”

但是，中央局不同意，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

7月29日，周恩来又以个人名义复信后方中央局，特别强调说明：自己担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无事可做，而且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

“泽东的经验与长处是指挥作战”“须尽量使他发挥”“由泽东指挥，可指挥适宜。”

经过周恩来再三坚持，中共苏区中央局终于同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8月8日，中央军事委员会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正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苏区中央局坚持执行“积极进攻路线”，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县城，找敌人主力进攻。

中央召开宁都会议，目的就是统一战略思想。在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据理力争，这样就又捅了马蜂窝，毛泽东再次被晾到一边。

中央局成员提出：“由恩来同志负责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周恩来没有料到自己推荐的毛泽东又被打压了，他欣赏毛泽东的军事才华与见识，此时此刻，他尽力控制自己激动的感情，平静而又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方针，各种意见都听听不无好处。毛泽东的意见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我的想法是：

一、如果由我负主持战争总责，毛泽东必须“在前方助理”；二、仍由毛泽东“负主持战争总责”，我在“前方负责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

周恩来的意见总的原则就是把毛泽东留在前方，发挥他的军事长处。

周恩来还提出毛泽东的长处、经验、兴趣是军事，坚持在两个方案中选一个，周负责，毛助理，或者是毛负责，周助理。

周恩来有着最高尚的人格，最宽广的胸怀，他赏识毛泽东的才华，并全力举荐，是一个不争权不夺利的伟人。

按照当时的位置，他是全党工作的指导者和组织者，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名义上的“一把手”。

韩素音评价周恩来：“周恩来一个铜板也没有赢，但是，在人格上，他却赢得了很多东西。”

周恩来的意见遭到中央局的一致反对，还指责他没有坚定立场，没有集中火力反对毛泽东，是调和主义，和稀泥。

毛泽东个性很强，他认为，既然不能获得中央的信任，就坚决拒绝了周恩来提出的方案，提出到后方养病，必要时再到前方。

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回到了后方，军队职务相当于被罢免。临行前，周恩来亲自送行，深情地对毛泽东说：“ 放心去吧，敌人的第四次反围剿一定能打破。”

毛泽东说：“如果前方需要我，给我捎个信，我会立即赶来。”分手时，周恩来仍然留下八个字鼓励毛泽东：“照顾大局，相忍为党！”

毛泽东回后方了，而周恩来只能服从中央决定，顾全大局，勇敢坚毅地担当起使命和责任。

宁都会议结束，周恩来心里仍然留着毛泽东的位置上。

有的人落井下石，有的人见你下来后再不搭理，总之，势力的人多。但周恩来不同，他有他的做人准则。

红一方面军发布命令时，周恩来总是先署上“总政委毛泽东”，自己以“代总政委周恩来”签名，而且，把名字放在毛泽东名字的后面。

十月份制订的“绝密”的《红一方面军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书上，他亲笔注明，“如有便，请送给毛主席一阅。”

他还亲自告诉机要秘书：以后的军事计划、命令等都要送给毛主席看。这一切充分表明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尊敬，当时他不会想到，毛泽东会成为全党的领袖。

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周恩来、朱德吸取前三次围剿战役的经验，坚持毛泽东的作战思想，发挥红军游击战的特长，取得了重大胜利。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给予了高度肯定：“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宜黄南部的大胜仗。”

丰都战役中失去右眼的刘伯承元帅回忆道：“只要你是为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而战，战争夺去你一只眼睛，群众会给你千万只眼睛；夺去你一只手，群众会给你千万只手！”正是无数只手，无数双眼，让敌军在红军主力隐蔽待机的10多天里，始终不明红军主力在何处。

而且，在这次战役中作为军事家的周恩来也有独创，红军大兵团伏击战，连续歼灭敌人三个师。

红一方面军共歼国民党军近3个师，俘1万余人，缴获各种枪1万余支，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

这场战斗，基本歼灭了蒋介石嫡系、陈诚赖以起家的、素称没有打过败仗的国民党第11师，师长萧乾、师参谋长和第31旅旅长均被击伤，独立旅长程君峰被击毙，敌第9师派出一个团增援敌11师时，在东陂附近被歼灭。

时任红1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红1方面军在三周之内连打两个胜仗，歼敌近3个师2.8万人，俘敌师长2人、旅长2人，缴枪1.8万多支、大炮40门，从而成功打破了敌人的“围剿”。

蒋介石说：“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

毛泽东则称赞：“南京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

周恩来刚到中央苏区，坚持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恢复了毛泽东的军权。

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又举全力维护毛泽东的权威，给予最大力度的支持与帮助，这为两位伟人之后近半个世纪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尽管当时周恩来的位置高于毛泽东，而且是毛泽东的领导，周恩来也不知道日后毛泽东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

但是他认定一点：毛泽东军事思想正确，就要坚持。毛泽东的才华突出，就要赏识重用。这就是伟人周恩来。

可以说，周恩来发现了毛泽东，在这个天才身上，他凝注了全部感情。

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的军事行动，自觉退居助手的地位。

周恩来通过革命实践发现了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领袖的雄才大略，从此始终不渝地拥护毛泽东，忠实于毛泽东。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写过一段话，阐释了毛与周二人之间的关系：

“遵义会议标志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大联合，从此以后，他们一辈子保持了这种伙伴关系，至少一直保持到他们去世前的一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