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李聚奎回忆负责带三百多名干部跟随林彪奔赴前方

奔赴前方

日本一宣布投降，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下山“摘桃子”来了。还在八月十一日，蒋介石就连续发布了三道命令，要我八路军、新四军“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要他的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我人民军队受降。十五日，他又令日军维持占领区的秩序，等待国民党军队受降。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也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要日军只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

在此历史的转变关头我党中央一方面令各解放区的军民向敌占区进攻，接受日伪军的投降，保卫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一方面组织在延安学习的各级千部，迅速到前方去，到部队去，同那里的军民一道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那些天，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人人准备迅速返回前线。彼此一见面，都是开口就问:“你到哪里去?何时动身?’’

我是从一二九师来的，本想仍回一二九师去。不料有一天在王家坪见到林彪，他说中央已经决定他去山东工作，要我也到山东去。第二天，中央组织部正式通知我到山东工作。当我去找林彪联系出发的具体日期时，他告诉我:分配到山东工作的还有三百多名干部，现在都还没有动身。他要我负责带队，具体组织工作找中央组织部联系。

我考虑到三百多人长途行军去山东，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我一个人带队有困难，于是就去请示彭真同志，那时他是中央党校副校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我向他说明情况后，彭真同志说:“三百多干部由一个人带队确实有些困难，可以组成一个大队，设队长，政委各一人，下面分成三个中队，在干部中指定中队长、中队政委。这样就便干管理指挥了。”中央组织部按照彭真同志的指示指定当时中央党校的总务处长张明远同志当队长，我当政委。

九月初，我们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来到同蒲路时，发现日军在同蒲路沿线修筑的碉堡已被阎锡山的军队接收。为防阎军的袭击，我们在夜间悄悄越过同蒲路。十月初，到达晋西北三分区所在地。在那里休息了两天。正当我们准备继续东进时，三分区转交我们一份中央发来的电探，电文的大意是:林彪改去东北，即日飞往沈阳。因此你们一行也由去山东改去东北。我和张明远同志看了电报，虽然一时弄不清中央改变原来决定的原因，但有一点却是很清楚的:革命形势在飞速发展。我们向全体人员进行了动员，并换发了棉衣，随即改道向北，经阳高于十月中旬到张家口。

张家口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驻地。在那里我们休息了几天，然后坐火车到怀来，一F车后步行经四海镇到古北口。

那时，从四海镇到古北口一带，曾是日本侵略者长期占领的地方，日军在这里实行了极其野蛮的“集家并村”政策，把成千上万的人民赶入“人圈”。直至日军投降前夕，我们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当地的人民才回到了自己的家园。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长期奴役掠夺所造成的破坏一时难于恢复，所以在我们经过这个地区时，看到的仍是荒芜的土地，破烂的村庄，贫困饥饿的人民，和衣不遮体的大姑娘。真是满目凄凉，惨不忍睹。这一切，激励着我们加快前进的步伐，去解放全中国。

此后，我们抵达京承铁路的下台子火车站。只见黑乎乎的列车躺在铁轨上，车头的烟筒不冒烟，车站上也见不到铁路工人，整个车站死一般的寂静。一打听是因为没煤，火车停驶了，工人回家了。我们找来了两名老工人，请他们把散在附近的工人找回来，设法把火车开动起来，送我们到承德去。工人们一知道我们是从延安来的，对我们很热情。他们用木柴代替煤作燃料，终于把火车开到了承德，时间约在十一月初。

当时承德是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和冀察热辽军区的所在地。程子华同志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肖克同志任军区司令员，黄火青同志任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李运昌、詹才芳、陈奇涵同志任军区副司令员，赵毅敏同志任分局宣传部长，吴德同志任分局组织部长，那时的冀察热辽地区包括热河省、迁西走廊、冀东和察东北的广大地区，处于华北和东北之间，是华北的一翼，也是东北屏障。日本投降后，这一地带是我们出入东北的咽喉要地，我们向东北输送部队和干部，都要经过这里。因此，冀察热辽地区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我们到达承德以后，就向程子华等领导同志说明我们一行是奉中央的命令到东北去的请他们给予帮助。这时程子华同志告诉我们说，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占领锦州，眼下要经锦州到东北已不可能。他要求我们留在热河工作。并经分局请示党中央获得批准。这样，我们一行三百多人即在热河分配工作。我被任命为冀察热辽军区参谋长，张明远同志到行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