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子为报父仇嫁给誓言替她报仇的男子，愿望落空决心自己行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天津的上空下着蒙蒙细雨。这天是星期六，正是讲经日。时值午后，隐居天津的原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披着袈裟走进他修建的位于天津城东南角的居士林佛堂。大殿佛龛前放了一个大的供桌，讲经的法师坐在供桌的中间。桌子西边放着两把太师椅子，一个是林长靳云鹏的座位，一个是理事长孙传芳的座位，和尚和男居士坐在东边的矮凳上，女居士坐在西边的矮凳上。前来听经的孙传芳走到他固定的那个椅子边，端坐在佛堂中央。雨天的缘故，佛堂里来的人比往常要少，更显得格外安静。

一位身穿大衣，离孙传芳位置较远，坐在靠近火炉的后排座位上的青年女子，忽而放声说道：“后面的炉子烤得我太热了。”她旁边的一位女居士说：“你不会到前一排去吗？”青年女子答应一声“好”，便快步移身到了孙传芳的右后方。她一只手伸在大衣右口袋里，待众居士闭目随法师诵经时，突然悄悄拔出一把勃朗宁手枪，枪一出袋，照准孙传芳的右耳后，打了一枪，孙随即倒在太师椅的右扶手上。紧接着又向孙的后脑和后背打了两枪，孙顿时脑浆流出。

枪声响后，佛堂大乱。青年女子把手枪的保险关好，放在口袋内，又在大衣左袋里的拿出几十张卡片来，撒在院子里，并向站在院子里发抖的和尚和居士们大声说：“我是施剑翘，为报父仇，打死孙传芳，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牵连任何人。你们可以带着我到警察局去自首。”喊了半天，院子里仍在一直发抖的和尚和居士们惊魂未定无人开腔。不久，进来了两个警察，自称施剑翘的青年女子将枪和余下的三粒子弹交给警察，随后被警察带走。

施剑翘，原名施谷兰，是施从滨的长女，出生于安徽桐城，毕业于天津师范学校。一九二五年秋，奉系军阀张宗昌与直系军阀孙传芳为争夺安徽、江苏的地盘展开战争，时任奉系第二军军长、前敌总指挥的施从滨奉山东督办张宗昌之命迎头截击。由于孤军深入。施从滨在皖北固镇的交锋中兵败受俘，解至蚌埠总司令部。当时施已六十岁高龄，须发皆白，着上将军服，见了孙传芳还向他行了军礼。素有“笑面虎”之称的孙传芳在烟床上动也没动，只笑着说：“施老，你好，你不是来当安徽督办吗？你马上去上任吧！”孙命人将施在蚌埠车站南边的旷野执行斩决，暴尸三日，并将施的头颅悬挂在蚌埠火车站示众多日。施剑翘当时刚刚年满二十岁，得悉其父惨死噩耗，决心要为父报仇，并作诗明志：“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情。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但她是一个裹足女子，弟弟们又年幼，要报父仇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叔兄施中诚身上。施中诚早年丧父，从小为施从滨夫妇所教养，已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他曾在叔父施从滨遗像前宣暂，坚决为叔父报仇。依靠张宗昌的关系，施中诚得以担任烟台警备司令这一要职。不料中诚当了烟台警备司令之后，便将报仇的诺言置之脑后。施剑翘写了一封长信责骂他，断绝了兄妹关系。施剑翘企望堂兄报仇失败后，内心非常痛苦，一九二八年农历九月十七日，是其父遇难三周年纪念日，趁着母亲外出之际，她在院子里大哭一场。当时她的同姓人施靖公，在阎锡山处当中校参谋，由山西赴济南工作，路过她家借住，见她哭得极为悲痛，从旁劝她不要过于悲伤，并且表示他自己也受过施从滨的培植，他也有为施从滨报仇的意愿和打算。

施剑翘报仇心切，听了施靖公一番豪言壮语之后，又把报仇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并不顾一切同他结了婚，随他到了太原。谁知此后报仇的问题施靖公自己不但不提，甚至也不让施剑翘再提。施剑翘觉察到自己又受骗了。她依赖别人报仇的愿望再次落空。一九二九年，施剑翘的弟弟施则凡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带回一把日本军刀，想先报了父仇以后再行工作。施剑翘虽然报仇心切，但是怕年轻的弟弟万一不能完成使命，反遭危险，更会刺伤老母之心，于是要弟弟先行工作，再图报仇。几度依赖别人报仇的打算都失败了，又不愿年轻的弟弟去冒险牺挂。但是父仇不报，死不误目，那么怎样办呢？有一天施剑翘在报上看到刘金桂情杀滕爽的报道，心想，刘某也是个女人，她能冒生命的危险杀人，我为什么为报父仇就不能亲自动手杀死孙传芳呢？施剑翘决定自已动手，再次写诗明志：“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原望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施剑翘通过手术放开了裹着的双足，并练习枪法。她有感于十年中空付许多心血而父仇未报，吟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并从此由“施谷兰”改名为“施剑翘”。

一九三五年六月，施剑翘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天津娘家。她打听到孙传芳现住英租界二十号路，就积极准备复仇工作。但是从那里能得到一枝得心应手的手枪呢？当时要想弄到一枝手枪，只要有钱，从日本租界洋行里是可以买得到的。只是一个女人去买手枪，可能惹出麻烦，反而把事情弄糟，她不敢贸然去买。事有凑巧，弟弟则凡的同学朱其平一九三四年路过天津时，曾将他在南京军政部买的一支崭新的勃朗宇手枪和两盒子弹寄放在她家，事先她并不知道，有一天十弟穆甫偶尔拿出这支手枪同她开玩笑，我看到这支手枪如获至宝。她就是用这支手枪打死孙传芳的。手枪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是怎样接近孙传芳的问题。她到孙的住所英租界二十号路去过几次，看到孙住宅的院墙特别高，还安装有电网，两扇大铁门经常关着。真是铜墙铁壁，怎样能够进去？她曾幻想去到他家当佣人，或是家庭教师，或者在他门口缝缝破烂，或者在他门口摆个小摊卖点东西以图慢慢的接近。但她又感到这些打算根本都不可能实现。一九三五年农历九月十七日，施剑翘的父亲遇难十周年这天，她到天津日租界观音寺为父亲烧纸念经。当和尚念完一堂经下楼休息的时候，施剑翘还跪晚在地下哭个不停，可能是她哭的太痛心了，当家和尚上楼来劝她。施剑翘无意中说句，烧纸念经不过尽子女的一点心意罢了，其实这不都是迷信吗？和尚很不以为然的说：“如果是迷信的话，也不会传了几千年，到现在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有名的人物，不都是相信佛吗?”听到这话以后施剑翘就详细的同当家和尚攀谈，从而得知他们都是东南城角居士林的居士，靳是林长、孙是理事长。星期三、六是居上林讲经的日子，他们都会去的。几天后，施剑翘化名“董慧”，委托一位女居士介绍加入了居士林，并发给她一个林友证章，方便以后出入居士林。那天孙传芳也来了，没有戴黑眼镜，身材不高，当时施剑翘注意了开枪的方向，怎样开枪比较方便，同时不致于伤害别人。

行刺预定在十一月十三日（星期六）动手。施剑翘在行刺前印刷了她写的《告国人书》和遗嘱；又做了一件合身的大衣，便于携带手枪和文件，更重要的是大衣口袋样式，要便于取出手枪，以免临时误事。

十一月十三日这天清早下雨。考虑到孙传芳可能不到居士林去，施剑翘要了两次电话间居士林也没有要通。吃过午饭，施剑翘什么也没有带，就到居士林，果然孙没有来。施剑翘随着居士们上殿。一会儿工夫，一个工友匆匆忙忙的在孙传芳的座位上放了一本经。孙披着袈进来，坐在他固定的那个椅子上。这时施剑翘非常着急，孙来了，她又没带枪。改天再说呢，还是回去拿枪呢？她考虑到今天下雨，来的人少，不至误伤别人，于是立即离开居士林，租了辆汽车回到家，取了文件和枪。离开家的时候，保姆正在喂不到两周岁的第二个孩子吃饭；六周岁的大孩子，正在吃面包，看到她刚回来就走，他们从后面追来。她来不及同他们惜别，上车就回到居士林，坐在原来的地方。之后便发生了文前的一幕。当天下午6时，《新天津报》便刊发号外：施从滨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次日，天津、北平、上海等各报都以头号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全国轰动。按照当时的法律，施剑翘的行为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死刑。在法庭上，施剑翘详细陈述了自己艰难的复仇历程，最后说道：“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初审承认她是自首，判有期徒刑十年；二审鉴于她为报父仇，情可悯恕，改判有期徒刑七年；三审维持二审的原判。后经冯玉祥同李烈钧、于右任、张继、宋哲元等人出面救援，呈请国民政府予以特赦。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在施剑翘入狱十一个月的时候，时任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