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张国焘公然叛逃，周总理连夜劝导：中央给你三条路让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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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在全国军民英勇抗争下，抗日战争逐渐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加大了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进攻，而国民党内部反共情绪也日益高涨，中共面临内外交困的危急局面。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下，中共内部高层却发生了一起叛逃事件：1938年4月，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借着去黄帝陵祭祀的名义公然叛逃。

张国焘

为了挽回叛逃的张国焘，中共派出了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紧急拦截。

周恩来苦口婆心地规劝张国焘一整夜，并传达了中央给张国焘的三条道路也没能把他拉回来。

中央为什么如此重视张国焘？而他叛逃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周恩来当时，提出的又是哪三个选择呢？

张国焘

假借祭祀名义叛逃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表明携手合作、团结抗日之决心，国共两党约定每年清明节派出代表，在黄帝陵进行祭祀活动。

1938年4月1日，正值清明扫墓之际，中共选定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理茹前往参加黄帝陵祭祀活动。

张国焘得知后，急忙找到毛主席，请求由他担任此次祭祀活动的代表。

毛主席对此很是诧异，毕竟只是一个祭祀活动。当时的张国焘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实在没必要跑这一趟。

黄帝陵祭祀现场

听到毛主席的拒绝，张国焘急了，连忙以有利于当前统一战线工作为由再三央求。

最终毛主席只得点头答应：“你一定要去，就快去快回来吧！”

张国焘得到了毛主席的应允，急急忙忙离开了，立即开始着手筹办祭祀事宜。

毛主席见张国焘如此反常，便悄悄找到了张国焘的警卫员张海，叮嘱他祭祀活动结束后立即陪同张国焘返回。

张国焘和毛主席

4月4日，张国焘带着张海及一个警卫班一路南下，到达了陕甘宁边区的黄陵镇。国民党参加祭祀的代表是时任西北行营主任的蒋鼎文，两人一同主持了祭祀扫墓活动。

在此期间，张国焘与蒋鼎文一见如故，交谈甚欢。祭祀活动结束后，当天两人同吃同住，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第二天一早，理应返回延安的张国焘忽然变卦，让张海和身边的警卫们率先返回。

张海疑惑地说道：“毛主席不是交代过，我们扫完墓就立即返回延安吗？”

毛主席在延安

张国焘面色一沉，借口说自己要去西安找驻陕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商议要事。

还不等其他人有所反应，张国焘转身钻进了蒋鼎文的小轿车，蒋鼎文的车随即扬长而去。

张海怕情况不对，急忙乘上了其他车辆，跟随张国焘一同前往了西安。

到达西安后，张国焘发现张海跟来了，便只能将他一起带在身边。

当晚住宿时，他并没有选择我党的住所，而是带着张海住进了国民党豪华的西京招待所。

蒋鼎文

西京招待所住着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国焘与这些高级将领交谈密切，却只字不提之前说的前去找林伯渠这件事。

这一连串的反常举动让张海起了疑心，但他对西安并不熟悉，无法联系西安办事处进行上报。

张国焘在西京招待所住了两天，才将西安办事处的电话告诉给了张海，要张海联系林伯渠到火车站与他交谈。

这时，张国焘多日未返的消息早已传遍了中共高层，林伯渠自然也知道此事，他急忙前往火车站劝回张国焘。

林伯渠

可当林伯渠赶到火车站时，张国焘已经进入了火车车厢，他让张海联系林只是想把这个警卫支开。

林伯渠快步登上火车，苦苦劝说张国焘迷途知返，迅速返回延安继续革命工作。

不料张国焘面露不悦，非说自己是要前往武汉寻找周恩来，并说了许多破坏党内团结的言论。

见张国焘一意孤行，林伯渠只好匆匆下车，迅速将张国焘的情况告知中央。

林伯渠

经过中央研判，张国焘的种种行为显露除了他想要叛逃的想法。

为了让张国焘悬崖勒马，中央急忙向武汉发去了电报，请在武汉工作的周恩来等人设法找到张国焘促其觉悟。

周恩来此行也是要搞清楚，张国焘为什么要叛离组织？他究竟想要做什么呢？

苦苦相劝

我党之所以如此看重张国焘，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虽在之前革命路线上跟我党主流有过分歧，但是毛主席、周恩来多年并肩作战的伙伴，在党内有着很老的资历。

听闻张国焘的所作所为，周恩来等人也是十分震惊。

他们立刻行动，在4月9日一早就开始派人在武汉火车站等候张国焘，可一连两天都没能见到张国焘的身影，这和他在火车上所说的并不一致。

周恩来判断张国焘可能中途故意停滞了几天，便吩咐同志们耐心蹲伏。

4月11日，多日不见人影，周恩来为了鼓舞士气，亲自到火车站等候。

当时西安开往武汉的一天只有一班列车，因此火车一进站，周恩来一行人就瞪大眼睛注视每一个下车的旅客。

然而等所有乘客走完后，依然没有发现张国焘的身影。

周恩来

周恩来觉得不对劲，便要李克农、邱南章等几位同志上车查看，这一次终于在最后一节车厢找到了张国焘。

此时张国焘正在和身边的两个国民党特务谈笑风生，抬头看到李克农等人的身影，立刻露出了惊恐的脸色。

两名国民党特务见李克农等人身穿八路军服装，腰间别着武器，急忙灰溜溜地下了车。

国民党特务

李克农等人客气地对张国焘说：

“张副主席，我们是党组织派来接你的。”

张国焘佯装镇定地板起了脸：“我的事不用你们管！”

可看到窗外月台上站着的周恩来后，他还是跟着李克农等人下了火车。

在车外等候的周恩来和蔼地说：

“老张，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你三天了。”

李克农

张国焘也只能苦笑着和周恩来打起了招呼，并解释自己在郑州转车时耽搁了，因此延误了几天。

周恩来要张国焘到武汉办事处落脚，两人可以好好聊一聊，交代一下工作想法。

但这周到的安排遭到了张国焘的强烈反对，他坚持要在旅馆落脚。

无奈之下，周恩来只得让邱南章陪同张国焘找了个宾馆住下。

当晚，周恩来来到宾馆找到张国焘。

“国焘啊，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啊？”

在周恩来温和的劝导下，张国焘也吐露出了自己的心声。他和周恩来私交甚好，所以之前他才愿意从火车上下来。

张国焘说，自己之所以私自出走是因为觉得中央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是“大材小用”。

听到这个，周恩来瞬间明白这位同志觉得自己不被重视了。

他给张国焘分析陕甘宁地区在革命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两人的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两点。

在周恩来的谆谆教诲中，张国焘意识到了自己擅离职守的错误，可并不打算回心转意。

第二天一早，张国焘向中央发去了一份道歉电报：

“弟于昨日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

毛泽东和中央在此时仍然给了张国焘机会，积极劝说张国焘悬崖勒马，周恩来也多次到旅馆劝说。

可张国焘依然坚持住在旅馆，不愿回到中央，无奈之下周恩来等人只得强行先将他带到了武汉办事处。

张国焘在武汉办事处如坐针毡，各种找借口进行外出，还拜访了陈立夫、周佛海以及被中央开除的陈独秀。

而每当周恩来等人对他进行开导时，张国焘又总是装聋作哑，从不正视问题。

张国焘

4月14日，张国焘向周恩来提出了想见蒋介石的要求，声称要报告陕甘宁地区的工作。

由于当时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紧密，因此周恩来同意了张国焘的要求。

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张国焘到达了武昌蒋介石官邸。一见到蒋介石，张国焘就姿态极低地说道：“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张国焘卑躬屈膝的态度让周恩来极为不满，立即反驳：“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张国焘并无事先准备，他只是想借这个机会跟蒋介石搭上话，因此汇报得十分磕磕巴巴。

出了蒋介石官邸后，周恩来立即严厉批评了张国焘低声下气的态度。

本以为这次可以顺利返回，但在武昌轮渡码头等船时，张国焘趁周恩来等人不注意又逃跑了。

周恩来和张海找遍整个码头也没能找到他的身影。

回到武汉办事处后，周恩来判断张国焘肯定会与国民党人接头，便派出李克农、邱南章等人到武昌的奢华地点进行逐一寻找。

李克农在寻找过程中突然想到，张国焘还有个曾用名叫“张特立”，张国焘说不定就会用这个名字办理入住。

在仔细排查下，众人终于在一个小宾馆的登记簿找到了“张特立”这个名字。

等李克农等人破门而入时，张国焘十分惊骇，满脸怒气。

邱南章

李克农等人不等张国焘狡辩，直接将他带回了武汉办事处。

周恩来将这些所有情况再次上报给中央后，也明白了张国焘是铁了心要叛逃。

于是，他决定遵循中央的指意，向张国焘下达党最后给他的三个选择。

15日一早，在张国焘再一次逃离后，周恩来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都认为张国焘挽回的可能性极低。

所以，在汉口太平洋饭店找到张国焘后，周恩来告诉他：

“针对你的行为，中央给了你三条路：

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组织和周恩来个人所期待的；

二、向党请假，暂时离开工作岗位，休息一段时间。

三、自动声明脱党，中央宣布开除你的党籍。”

“国焘，你好好考虑清楚。”

面对着三个选择，张国焘当即表示坚决不接受第一条，但可以在第二条和第三条之间考虑一下。

周恩来对这位老朋友的选择感到十分痛心，但既然对方一意孤行，也无法强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他给了张国焘两天的考虑时间，当4月17日他再次来到太平洋饭店时，大堂内只剩张海满头大汗。

这天一早，张国焘便和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通话，表示他要公开投靠军统。

戴笠

国民党军统派了两辆轿车直奔太平洋饭店，下车的一行特务迅速制服邱南章和张海，直到张国焘上车才将他们松开。

周恩来将此事上报后，4月18日，中央向全党公布了开出张国焘党籍的处分。

张国焘叛逃后还曾写一封信给张海，要张海继续担任他的警卫员。

张海将这份信交给了周恩来，态度坚定地说：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难道他不革命我也不革命吗？”

图源网络

从这之后，周恩来便很少见过张国焘，直到40年代。当时他与夫人邓颖超在重庆国泰电影院看电影，警卫员颜太龙负责保护工作。

电影还未开始，颜太龙便四处查看，竟然意外发现张国焘就在前排观影。

颜太龙悄悄将这一消息报告给周恩来，并提议周恩来夫妇先撤离，由他来枪毙这个“叛徒”。

但周恩来摆了摆手，没有同意这件事，直到电影结束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周恩来夫妇

颜太龙感觉十分奇怪，但也只得服从了命令。此时的周恩来已经预感到，张国焘在国民党的“好日子”就快要到头了。

落魄的“座上宾”

张国焘叛逃过来后，国民党最初对他是十分重视的，蒋介石颇为得意地对戴笠说：

“这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

张国焘在同乡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的帮助下，见到了蒋介石。

蒋介石

蒋介石对这个曾经中共的“大人物”说了很多勉励之词，这让张国焘喜不自胜，觉得自己的能力得到了重视。

然而蒋介石生性多疑，他其实并不信任背叛中共的张国焘，因此将他安排在军统之中。

蒋介石嘱咐戴笠，对张国焘一定要：“好好保护，发挥作用”。

戴笠向来对蒋介石的话百般顺从，将张国焘安排在武昌的一个小洋楼里，派人重兵保护，俨然将张国焘“奉为神明”。

一时间，国民党内各种高级官员纷纷登门造访张国焘，这让张国焘十分受用。

面对高级官员及特务们的提问，张国焘将所知关于共产党的一切机密如竹筒倒豆子一般尽数吐出。

1938年12月，眼见张国焘知道的东西都被掏空了，戴笠便将他转移到了重庆，成立了名为“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的特务机构，以此来榨干他的最后一丝价值。

这个机构意在培养一批打入中共内部策反的特务，由戴笠担任研究室主任，而张国焘担任副主任。

因为张国焘在共产党内切实的工作过，戴笠对张国焘很是重视，要钱给钱，要人也将最优秀的特工交给张国焘教导。

张国焘很是努力，竭尽全力投入到培训工作中，在半年时间内培养了两期特务人员。

他信心满满地向戴笠表示，将这两批人员交给他来负责潜入计划，一定可以取得很大成效。

戴笠欣喜不已，然而现实是两人很快便打脸了。

张国焘苦心培养出的“优秀特务”们，在潜入延安后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效。

由于延安反特能力十分强大，张国焘派出的特务不是被中共识破，就是被当地民兵所抓获。

甚至有一些特务在感化教育下被成功“反正”，积极参与到革命中去，只有极少数特务灰溜溜地逃回复命。

这让戴笠极为恼火，付出了那么多资源和人员，结果却收效甚微。

戴笠还曾对手下抱怨道：

“现在搞成这个样子，让我怎么向校长（蒋介石）交差！”

戴笠立马停掉了张国焘正在开办的特务班，对张国焘冷淡了起来。

每次张国焘想要见他，都被戴笠找理由推掉，即便见他也是冷眼相向。

军统也取消了对他的优待，最后连专用汽车都收回了。

张国焘在国民党内部的待遇一下子跌到了谷底，一次在路上遇到了侥幸逃出延安的特务，张国焘原以为会受到对方的尊敬，不料对方看到张国焘后立即讥讽道：

“张天师，弟兄们都被你咒死在延安了。我看你是假反共，身在曹营心在汉，莫非是共产党派你来做奸细？”

受到冷遇还要被挖苦，这让张国焘倍感凄楚，暗自后悔当初冲动叛逃。他自知军统已无他的容身之处，便有了另攀山头的想法。

他通过关系调到了到国民党党务部门（中统）。

中统对张国焘在军统的表现有目共睹，自然也不会重用他，而是采取了和戴笠一样“养而不敬，用而又防”的方式。

张国焘就这样被整日闲置，除了必要的会议之外，他只能在办公室里干巴巴地等着，直到国民党“树倒猢狲散”的前夕。

晚景堪忧

1948年，此时的国共双方局势已然翻转，张国焘的命运也迎来了一次契机。

他倘若能在这时及时认识到错误，跟随国民党起义将领一起回到共产党的旗帜下，也不至于晚年那般凄凉。

可惜的是，这时的张国焘仍然执迷不悟，他鼓动一批反动文人创办了《创进》周刊。

《创进》周刊的特点就是无视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事实，恶意谩骂抹黑中共。

张国焘本以为此举会让蒋介石对他重视起来，还将每一期的刊物都寄给蒋介石。

殊不知此时蒋介石正为日益惨败的政局发愁，哪里会理会他这种自我麻痹的行为呢？

1948年年底，蒋介石开始安排人员做撤离台湾的部署，而张国焘自然也开始思考自己的退路。

他找到自己的上级毛人凤询问，毛人凤不耐烦地说：

“你倒不如留在大陆，这样的话比跟我们走作用大。”

毛人凤

此话一出，张国焘便明白自己这是被彻底抛弃了。但他最终还是厚着脸皮带家眷逃到了台湾省，在台北南阳街一个招待所暂居，等待国民党为他安排工作。

张国焘在台湾住了九个月，依然没有任何人为他安排工作，甚至都没人过问他的生活。

张国焘十分难堪，只得携家眷搬到了香港，靠着写稿维持生活。

朝鲜战争爆发后，香港的黄金价格暴涨，张国焘在人蛊惑下拿出全部家产投资黄金。不到两个星期时间就大赚了一笔。

张国焘冲动之下又借了许多钱，连本带利地再次投入。

然而市场行情变化莫测，在短短几天内黄金价格突然暴跌，张国焘最终血本无归。

他的生活质量一落千丈，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出路，全家生活十分窘迫。走投无路下，张国焘萌生了“回大陆”的想法。

他通过关系向毛主席寄去了一封信。中央很快向他回了一封信，表示让他对过去的错误作出深刻检讨，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然而张国焘依然做着过去手握大权的美梦，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最终放弃了回大陆的想法。他就这样节衣缩食地在香港艰难度日。

1961年，当时美国对朝鲜战争的战败十分不甘心，为了能够充分审视新中国，美国一所大学找到了张国焘，想要让他撰写回忆录。

在每个月2000港币的丰厚待遇下，张国焘用四年时间写出了《我的回忆》一书。

1968年，年老的张国焘移居加拿大多伦多，和长子张海威一同生活。

当地政府规定，只要年满65岁，就可以免费享受养老福利。于是张国焘和妻子搬进了养老院生活，在这里相依为命。

不久后，年迈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边半身彻底瘫痪。养老院虽然提供免费福利，但条件并不算好，因此张国焘过得十分艰苦。

张国焘瘫痪在床，没有自理能力，只能靠床头的电铃呼叫护士。然而护士太少，经常会忙不过来，因此经常很久后才会有护士前来查看他的情况。

据其妻子所述，1977年12月2日，此时多伦多连续下起了几场大雪，气温十分寒冷。张国焘身上的毛毯不慎脱落，他被冻得倒在地上，却没有力气按响近在咫尺的电铃。

最终他被冻死在异国他乡的雪夜之中，终年82岁，葬在了多伦多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