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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专家援华期间，中国政府和人民非常感激苏联专家的真诚帮助和重大贡献，并且给他们提供了超出双方政府间协定的优厚待遇和工作条件。
中国为聘请苏联专家所需的支出分为三个部分：
专家本人的在华工资，专家在华工作和生活的补贴费用，以及为弥补专家原单位损失而付给苏联政府的补偿金。
尽管在有关苏联专家待遇的协定中确定的原则是专家工薪水平与中国同等人员保持一致，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政府规定的苏联专家在华工资从一开始就普遍高于中方同等人员的工资。
1、苏联专家在华工资
据1952年2月18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关于临时来华苏联专家工薪标准问题给周恩来的报告所说，在中国长期工作的苏联专家，其工薪待遇按照协定与中国当地相当职务和能力的专家现行工薪一致，但实际上支付给他们的工薪是高于国内标准的。
除了按现在专家的标准向苏联政府支付补偿金外，报告人根据长期在华工作苏联专家的工资标准制定了临时性技术援助专家的工薪，并按照当时计算工资的工作分值，将其工薪标准分为七级：
一级设计总工师，2900分；二级设计组负责人，2800分；三级设计组工程师，2600分；四级主任工程师，2300分；五级工程师，2000分；六级主任工程师，1600分；七级技术员，1500分。
作为对比，这里举出1954年6月25日政务院颁发的中国各级行政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标准（包括补贴在内）：
国家主席、副主席4280分，政务院总理、副总理3580分，部长级平均1852.5分，司局长级最高1470分；一级工程师最高1360分，一般技术员最高560分。
按分值标准计算，苏联专家的平均工资水平（约2243分）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分值，而苏联最低级技术员的工资水平（1500分）则超过了中国一级工程师和司局长的最高分值。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据笔者了解，公安部总顾问伊万诺夫的工资就比罗瑞卿部长的工资高。
这里还必须考虑到以下两个因素，即1956年工资改革后全国工资水平平均增长了39%，而苏联专家的工资分值1954年1月从原来的每分人民币1200元（旧币）提高到1400元，即提高了16.67%。那么取同一时间（1954～1955年）工资水平比较，则中国同等人员的工资就明显大大低于苏联专家的工资水平了。
另一个参考数据也可以证明上述结论：1955年底国务院规定，编制在华苏联专家工资预算的标准按每位专家（限顾问和教师）每月平均350元计算。
根据苏联专家克洛奇科本人的回忆，1950年代中期，大多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月工资为520～540元。克洛奇科来中国前是苏联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实验室主任，每月工资5000卢布（相当于熟练工人工资的5倍），到中国后这笔工资照发，每月还能在中国领到530元人民币。
而对于专家的实际开销来说，这笔工资更是中国科技人员无法相比的。克洛奇科自己的经验是，这530元工资的开销，大约110元买食品，60～70元买衣服，30元用于洗衣、订阅报纸、购买书刊和其他花销，每月大约还剩300元。
2、苏联专家在华的补贴
中国政府为苏联专家支付的第二笔费用，即中国人员（高级干部除外）的工资一般包含了个人的所有开销，而苏联专家的工资中尚未包括一些日常生活费用，这些开支都是由中方另行负担的。
例如，根据1950年10月25日关于苏联专家派遣到中国担负技术援助之付款条件协定的补充规定，在中国工作的苏联顾问、教授和技术援助专家均应缴纳房间清洁费与卧具费。但1953年10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通知：专家住宿房间的清洁费及卧具费一律停收。
虽然1956年1月又决定恢复对房间清洁和卧具收取费用，不过一年以后国务院再次通知：关于向苏联专家收取房间清洁费和卧具费的规定，由于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一些在执行中感到有许多困难，因此至今尚未实行。
同时对苏联以外其他国家专家，事实上也没有收取此项费用。
此外，有些苏联专家由于携带眷属较多，收取这项费用就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为了在这个问题上统一对待外国专家，现在规定，从1957年2月起对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一律免收房间清洁费和卧具费。
此外，1953年10月23日政务院还规定：
经有关机构批准在中国境内休假或避暑的专家，其往返一次的车船费由政府开支，不向专家本人收费（但专家眷属或专家个人周末临时到避暑地休假或探亲者其车船费用由本人自付）。
另规定：
除专家出差的交通费和医药费（包括住院费及住院期间伙食费）仍按实报销外，将专家的出差费（包括途中伙食补助费及住勤费）由原定每人每天人民币3万元改为4万元，专家回国时赠送纪念品的开支标准由过去规定的总值不超过人民币20万元的限额提高为80万元。欢送专家宴会的开支标准，也较以前有所提高。
1955年9月12日国务院又专门对医疗费和镶牙费问题发出补充通知：
“一、专家或专家眷属门诊医疗医药费由我方支付。二、专家或专家眷属住院期间的住院费、医疗与医药费由我方支付，饮食费用由本人自付。三、专家或专家眷属镶牙的医药费和手术费由我方支付，镶牙的材料费由本人自付。”
1955年12月国务院通知，因过去苏联专家经费预算标准偏高，故需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日常费用标准平均每位专家每天规定为：
招待费（节日宴会费、礼品和纪念品费等）0.5元，文娱费（书报购置和文娱、体育所需费用）0.25元，住宿费（租金、家具、房屋修缮、煤火费、水电费、卫生杂品费和服务人员工资）13.5元，交通费（油料消耗、汽车维修、司机工资及管理费用）7.5元。此外还有由财政部统一支付的专家医疗费和警卫费用等。
如此算下来，这笔费用（每人每月超过652.5元）大约相当于专家平均工资的两倍。况且，实际开销往往是难以计算的。仍以公安部为例，那里共有苏联专家30多人，每人配备一部专车，一个翻译。所有专家都住在原恭王府院内，每人一栋单独住宅，有四五个警卫日夜守卫。
3、给苏联政府的补偿金
中方为专家支出的第三笔费用是给苏联政府的补偿金。
1950年协定规定补偿金为每人每月1500～3000卢布，1957年12月28日双方政府签订了关于互派专家的新协定，其中对于双方派遣专家规定了对等的条件，并详细规定了补偿金的标准，拉开了支付标准的档次，即咨询专家2400卢布，总工程师2200卢布，主任工程师2000卢布，工程师1700卢布，技师和工长1300卢布，熟练工人900卢布。
考虑到为苏联提供技术援助和其他服务的中国人员大大少于苏联来华的专家，应该说这一协定主要还是为苏联专家制定的。从总体上看，新协定降低了补偿金的标准。
上述情况表明，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的收入是丰厚的。据接受凯佩尔教授采访的专家本人反映，尽管很多人最初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时有些不情愿，甚至是迫于政治压力，但几乎没有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对此感到后悔。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政府对他们在华的工作给予了很好的补偿，有些人得到的实际报酬是其平常在苏联工资的5倍。
4、给苏联专家的工资开高了吗？
如果说苏联专家的待遇优厚、工资偏高就是不符合平等的原则，不免有些言过其实，也不尽合理。
首先，从客观上讲，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大批专家来华最终受益的是中国。毛泽东在与尤金谈话时承认，学习苏联，聘请苏联专家，首先还是对受援国有利。
其次，对于到苏联学习和培训的中方人员，苏联实行的也是优惠政策。根据1951年12月6日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践的条件的协定，中方只需向苏联支付讲课费和指导者工资的10%～20%。
根据1952年9月1日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协定，中方仅需向苏联政府支付书本费、公用事业费和助学金的50%。
最后，按苏方的计算，苏联收取的费用大大低于各种科学技术援助的国际价格水平，中国支付援华苏联专家的补偿金只是国际标准的1/4～1/3，而支付培训中方人员的费用则只是国际标准的1/6。
此外，苏联还向中国无偿提供了大量科技文件和图纸（中方只需支付复印费）。
仅从1954年10月签订《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至1959年初，苏联便无偿地转交给中国1100套工业企业及其他建设项目的设计资料，3500套制造各种机器设备的图纸，950套技术资料和2950个专题的各种技术说明书。
苏联方面给予的大量优惠政策，无疑减少了相当一部分中国经济建设的开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偿了在专家方面的开支。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研究者不能只是盯住单方面的开支上。
尽管如此，对于贫穷落后的新中国来说，聘请苏联专家的开支还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直到1955年，苏联专家的一切费用，中国方面都是用贷款支付的。
据1951～1955年对苏非贸易外汇收支计算表，仅付给苏联政府的行政顾问和专家费（即补偿金）一项开支，1951年为5604万卢布，1952年为4069万卢布，1953年为3260万卢布，1954年为3295万卢布，1955年为4912万卢布，合计21140万卢布。
中国在军事顾问和专家方面的开支也不在少数，如付给苏联政府的补偿金一项，仅国防部系统专家1953年下半年费用及苏联内务部系统专家1953年全年费用就有984万卢布。
目前尚未找到综合数字，但仅按这两项统计估算，中国到1955年支付的专家补偿金已超过2.2亿卢布，与中国首次向苏联贷款总共12亿卢布的数字相比，这笔费用的确是惊人的。
5、中国政府对待聘请苏联专家的态度
况且，这里还未计算支付给专家的工资和生活补贴费。因此，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强调尽量少聘请苏联专家。1950年4月，哈尔滨工业大学因学生与科系都增加了，拟再聘请35位苏联教授来华工作。
刘少奇在请示报告上批示：“太多了，付不起安家费”。几天后，周恩来又批示：“原则以少而精与必要为好”。后来与苏联大使和总顾问商议，确定为10人。
1951年1月7日周恩来致电主政新疆的王震和赛福鼎，并告各大行政区和中央财经委：
“凡我们自己能够找到的专门技术人员就不要再从苏联请人来”。
18日就苏联在大连的企业移交中国后苏方人员的留用和薪俸等问题，周恩来又致电高岗转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市长韩光：“你们应将必须聘请的人数减至最低限度”。
正是由于不堪重负，即使在某些极其需要苏联帮助的经济部门，对于聘请苏联专家的数量也是反复核算，考虑再三。
1955年8月12日，国家计委党组和地质部党组联合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提请苏联政府对我国地质工作进行技术援助的报告》，报告首先说明，同中国目前的建设规模和工业发展速度相比较，地质工作已经落后，不仅勘探出来的矿种很少，而且开采量的增长亦不能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
但是在涉及聘请苏联专家问题时，却不得不进行多次研究。
地质部最初拟定的专家人数为383人，国务院认为人数过多，经李富春两次指示，削减为208人，又经地质部首席顾问库索奇金和苏联代总顾问普希金研究后，拟定为177人。
但李富春还是要求再做慎重考虑，于是计委副主任张玺及彭涛、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与普希金一起又进行了研究，最后才确认这个数字是适宜的。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批准了该报告。
6、苏联在华专家的其他待遇
为丰富专家的文娱生活，外国专家局经常放映电影，举办各种演出和联欢会。当时全国进口了两部最好的电影设备，其中一部就安放在友谊宾馆。1958年周恩来还亲自安排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到友谊宾馆，为专家演出《贵妃醉酒》。
中国政府还注意到，与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同，苏联专家对于工作之余的度假和旅游十分在意。为了满足苏联专家到海滨度假的愿望，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同意了苏方建议，将1957年暑期各地在中国境内休假的苏联专家及其家属，原则上集中在北戴河及青岛两地度假，往返费用由聘请单位负担。北戴河及青岛的专家休养所由外专局和当地人民委员会筹办并管理。
为减少休假专家长途跋涉，1958年夏天又对苏联专家在中国境内休假采取分区集中的办法，开设了北戴河海滨专家休养所、庐山交际处招待所和青岛疗养院三处休假场所，并划分了休假区域和分期时间。
在医疗方面，1954年12月国务院通知，各单位负责人须探望本单位患病住院的专家并派翻译人员前往照料。
后来又因苏联专家对看病时没有固定医生的状况有意见，要求各医疗单位为专家及其家属治病时，“尽可能固定大夫，负责治疗到底”。
对于在野外工作的专家，中国政府也给予特别关照。
1957年2月外国专家局专门就伙食补贴问题发出通知，强调外国专家在野外工作期间，各聘请部门应当供应大体上相当于北京国际饭店标准的西餐伙食，并保证对专家所需要的日用必需品（如纸、烟、毛巾、肥皂等）的供应，并按照附近大、中城市通行市价予以出售，其差价由聘请部门予以补贴。
作为通知的附件，还专门列出了北京国际饭店外国专家每人每日西餐主要原料的用量标准：
净肉1斤，蔬菜2～3斤，黄油1/8磅，菜油2.5两，牛奶1磅，鸡蛋4个，白面1斤。
有意思的是，对于苏联专家饮酒这样的细节，中国政府也做出了专门规定。苏联人好酒，为此出了不少事情。如在乌鲁木齐，苏联国家空军的空中摄影考察组专家索科洛夫喝得酩酊大醉，在医院里大闹，殴打自己的同事，还有少数专家因饮酒过度造成人身事故。
苏共二十一大提出关于禁止酗酒的问题，苏方专家组织也要求平时不要向专家供应烈性酒。为此，1959年7月外国专家局特别要求：平时组织专家舞会和野游时，一般不必供应酒类。如专家坚持要求，则可供应一些啤酒和葡萄酒；餐厅小卖部平时可供应啤酒和葡萄酒，不应卖烈性酒，只在重大节日，可采取少量定量供应的办法；举行宴会时可少量供给烈性酒。
并且要求各地招待单位就此问题与当地外国专家负责人妥善商议，取得他们的同意、协助和支持。
甚至对专家的丧事，国务院也有明确规定：
各省、市专家招待委员会和专家所在工作单位会同其他有关单位组织治丧委员会，并指派负责干部前往专家逝世地点，协助料理善后事宜；聘请部门应派负责同志至大使馆或领事馆吊唁；举行适当仪式的追悼会；慰问已故专家亲属或商请外交部发唁电；对已故专家尸体的处理（火葬、土葬或运回本国），依其家属或驻华使馆意见办理；对已故专家亲属给予抚恤金。
总之，中国政府建立起一套招待来华专家的制度，要求各地对招待外国专家的工作每半年检查总结一次。检查总结中所包括的事项有“对专家迎送、住屋分配、伙食调齐、交通供应、疾病医疗、文化娱乐、参观游览、安全保卫等”各个方面，目的是克服“对专家不热情、不礼貌和不照顾专家本国生活习惯的缺点”。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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