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修建北京城时，如何防止“豆腐渣工程”

公元1403年，燕王朱棣取得皇位，随后决定迁都北平，并在元大都基础上重建北京城。此后的正统、嘉靖、隆庆年间都曾对北京城的城墙及其他建筑进行过较大规模的修缮、改建。为了确保工程质量，朝廷采取了一系列的严厉措施。

“实名制”便于“倒查”：

兴建北京城时，永乐皇帝效仿明太祖修建南京城的做法，令烧制砖瓦的官窑、私窑在砖瓦的侧面或背面刻上窑场的字号及生产年份，有的还刻上窑主和监工的名字，如“××窑/窑匠××”“××厂/造砖夫××”“大明永乐×年”等字样。

如果在施工时发现砖瓦有质量问题，便可根据砖瓦上的“落款”进行“倒查”。只要核实清了，轻者重罚，重者斩首。这种“实名制”一直延续到清朝。

1981年古建部门对东便门角楼进行大规模修缮时，曾发现许多砖瓦上带有“嘉靖”“隆庆”明朝年号及窑厂字号。

前后工序逐层连查：修建北京城时，一处建筑施工往往需要多道工序，所以曾实施过“逐层连查”制度，即下一道工序的工匠要对上一道工序进行检查，认为不合格的可以拒绝继续施工，并向督察官员“举报”。

若不检查即施工者，将受到严厉处罚。

嘉靖年间，开始在九门瓮城之内修建关帝庙，以“四面兴之”。按要求地基要打一尺五的三合土，土层分三次夯实，夯层应质地坚硬。可修建东直门关帝庙时，打三合土的工匠为省时省料，只打了两层，便让石匠接着施工，他们以为三合土是最底层，石匠查不出到底有多厚。

不想石匠却仔细查看了一番，发现三合土层不足一尺，拒绝继续施工，并向督察官员“举报”，故此打三合土的工匠受到惩处。

督察大锤随时敲打：修建北京城期间，皇帝要选派一些官员督察工程进度和质量。

《大明杂录》载：正统十年（1445年）英宗命太监阮安、成国公朱勇、修武伯沈荣等人负责督工，将内城东、西、南三面改为砖砌高墙。他们将下属官员分片包干，随时检查工程质量。这些人到建筑工地去检查时，要手持一把大锤，时不时地抡起大锤东敲一下，西砸一下，当听到哪段城墙声音不对，有空响嫌疑时，就要仔细查看，一旦查出偷工减料或建筑结构不实的，立即惩治。所以一听到大锤的敲击声，就令不少工匠们心惊胆战，施工时倍加小心。

督察不利官员连带被惩：明代规定，一旦发现工程质量有问题，督察官员将受到连带处罚，绝不姑息。

《明城营造琐记》载：正统二年（1437年），兴建京城内城九门之一的德胜门。德胜门由城楼、箭楼和瓮城等组成，是一座具有群体军事防御功能的建筑。

因此，明英宗朱祁镇格外重视，亲临工地检查。在查看城墙时，他令人砸开夹浆检查，发现灰浆“稍杂泥壤”，“间隙超度”，即灰浆不纯，间隙过大，随即将修建此城墙的工匠、包工头十余人抓了起来。

次日，又对这一工程的多位督察官员包括工部侍郎、营缮司郎中等“直接责任人”进行了惩处，有的被革职，有的被廷杖。一包到底严禁转包：明朝修建北京城时，曾对部分工程实行过一包到底的“政策”，即某一工程由一家营造厂承包施工，严禁转包和层层承包。这样，一旦出了工程质量问题，承包人便是“第一责任人”，便于查办。

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将京城护城河加深后改为石砌河岸，其中文明门（正统二年改称崇文门）外东侧临近通惠河一段的河岸要在汛期之前完成。为了赶工期，承包这一段砌垒石墙的营造厂私下里将20丈长的河岸转包给了通州一家营造厂。而这家营造厂在施工中偷工减料，以致造成河墙坍塌，多人伤亡。

于是，这两家营造厂的老板均被押至顺天府大兴县监牢，不久被判“秋后问斩”，而朝廷派的督察官员因监察不利而被“廷杖八十”。

工匠需有人担保方能“上岗”：修建北京城时，对工匠的技术水平也有一定要求，特别是永乐年间，有一段时期还要求参加施工的工匠要有担保人，尤其是“三匠”，即木匠、石匠、瓦匠，由营造厂或石作担保其经过“三年零一节”的学徒，以防滥竽充数，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施工质量。

北京的城墙外侧用砖砌有雉堞，俗称垛口，高一米九，宽一米五，厚七十厘米，每隔五十厘米设一个垛口。

据传，承包阜成门到西直门之间其中一段的是山东一家营造厂，因瓦工人手不够，为如期完工，包工头便从乡下招来10个多少会点儿瓦匠活儿的人参与施工。但这些人垒个猪窝、羊圈还凑合，修城墙的技术差得太多，所以砌成的垛口大小尺寸不一。这些人只干了一天的活，就被督察官员发现了，经询问证实，他们从未“拜师学艺”。

结果，包工头当即被抓了起来，送至大牢问罪。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明代修建北京城时所实施的一系列措施似乎太过“严厉”，缺少点“人性化”，但却震慑了许多工匠及督察官员，所以施工时不敢掉以轻心，由此杜绝了不少“豆腐渣工程”。

时至今日，京城一些保存下来的明代建筑，如紫禁城、正阳门城楼、德胜门箭楼及宫殿、庙宇，虽经百年的风雨沧桑依然坚固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