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酒报》首席记者 杨孟涵
不管是强制性标准还是自定性标准，必须要有一套成熟且行之有效的认证、鉴定方法，以最大限度保障“消费主权”和“知情权”······
有酒业营销专家预判，未来，消费者可能优先选真年份酒，真年份酒在于年份的真实，而不是年份的高低。
追逐“真和美”一直是人类的天性，在选择酒类产品这个问题上，同样如此。也就是说，这个基于人类天性的预判完全正确，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理想投之现实，不免于沟沟坎坎，这并非轻轻一跃就能够跨越的。
如今的消费者同样在追逐“真和美”，只不过现实环境没有给他们提供轻松选择的机会——各色的“年份酒”多如牛毛，但真正“表里如一”的则少之又少。
在诸如“行业惯例”等等说辞之下、在“标榜的年份即等于商品价值”的认同之下，消费者对“年份酒”的接受更多是一种无奈。
“消费主权意识”开始慢慢觉醒，例如，成都某律师状告“茅台五十年”一案，就可明显看出，消费者对于商品标榜的“年份”与实际年份不符的现象，已经不再忍耐；另一方面，也说明即使如茅台这样行业地位之尊崇、影响力之广大的品牌，也未能免俗，堕入“过度宣传”的“行业惯例”中来。
实际上，过去、现在、未来，消费者都是追逐“真和美”，都在追逐“真实年份”。现在真年份之所以不能够盛行，不是消费者不追，而是现实所迫。未来，消费者能不能轻松追到，也仍然受制于市场环境。
虽然现在已经是“需求”决定“供给”的市场状态，但在行业惯性、利益分配模式都未改变，而消费者的“主权意识”还不足以掀动这个固有格局的情况下，供给方还在守旧如斯，坚持把惯用的“年份酒”推给消费者。
在激烈竞争的状态下，在信息加速流通的状态下，市场总能先行做出反应。
我们看到，有部分企业率先推出“真实年份”的概念，算是对消费者的诉求作了一定程度的呼应，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也是为了自身能够在同质化的竞争状态下找到更多卖点。
行业协会同样在呼应这种诉求和“求真”趋势，2019年提出的年份酒标准，在消费者认知与行业认知之间做了平衡折中：标注年份为所用主体基酒加权平均酒龄。
但很快有企业以更贴近于消费者认知的方式打破了这个标准——其推出的年份酒，号称标注年份与实际年份百分百相符，不采用加权方式。
在“年份酒”的认知和相应标准问题上，市场上已有分歧。这种分歧又势必导致消费者的认知紊乱，反向扰乱酒业市场的健康发展。
“真实年份”刚刚露头，就已经产生发展路线之争，在商业利益、宣传推广上各有考量的相关方，短期内很难达成一致，也就是说这种“年份之争”还将持续，它所造成的混乱也将持续。
如果深究造成这种混乱的源头，其实质上在于年份酒的标准问题，欠缺强制性国家标准，导致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行业协会之间，各行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基于最大公约数、最低认知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理应尽快出台，而企业基于强制标准之上的自定标准，则可以“百花齐放”。
当然，不管是强制性标准还是自定性标准，必须要有一套成熟且行之有效的认证、鉴定方法，以最大限度保障“消费主权”和“知情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