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期性现象演化为系统性挑战，如何更好地释放消费潜力
统筹把握提振消费的关键之举
□ 胡晓鹏
当前，我国消费面临三大挑战：收入增长预期弱和财富效应低压制消费意愿，供给侧中高品质商品服务供给不足，流通链条中城乡消费设施存在代际差距。这些系统性问题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所下降，影响到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实践表明，依靠传统政策刺激难以突破内需瓶颈，必须实施涵盖收入分配改革、供给体系创新、制度环境优化的全面突围，在提升居民实际购买力的同时创造新型消费需求，才能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的发展模式转型，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能。
三个角度看消费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达48.3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3.5%，居民消费倾向达68.32%。客观而言，这一结果显示，社零增长不及疫情前社会消费品零售年均8%以上增速的一半，而且居民消费倾向也显著低于疫情前2-3个百分点。这不仅折射出我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层次的消费转型、阵痛，也暴露出国民财富分配、市场供需结构、社会预期管理等多重问题。
第一，从收入角度看，收入不高以及收入预期导致消费潜力难以充分释放。
当前我国在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财产性收入尤其与发达国家同期较高比例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失衡的分配格局催生出双重挤压效应——
一方面，高额的住屋支出吞噬居民消费能力的同时，对中国经济稳定的担忧抑制了居民潜在消费意愿。根据《2024年全国百城屋价收入比调查研究报告》显示，一线城市的屋价收入比高达26倍，其中深圳以34.8高居首位。特别是近年来在国际严峻复杂形势的作用下，居民潜在消费空间更是受到了压制。比如较早之前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2021年上海城镇居民月均家庭工资收入约为11000元，月还贷金额约为4200元，占到家庭月均工资收入的37%。若考虑经营贷和普惠金融等，非商品消费支出约占家庭月均工资收入的一半，这还没有考虑赡养老人和教育子女等支出。如此之高的负债支出，势必挤压居民消费，加大家庭资产负债表恶化的风险。
另一方面，灵活就业群体增大，促使收入支撑消费的稳定程度持续下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灵活就业人员总量突破2亿大关，占全国劳动人口的27%。这意味着，每100位就业人员中，约有27位从事着缺乏稳定收入和没有社保的灵活就业人员；某外卖平台内部数据显示，骑手日均接单量同比增加23%，但收入下降8%，服务业“内卷化”特征日益显著。这种“高劳动强度—低报酬回报”的悖论，正在瓦解传统消费升级的微观基础。
此外，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财富效应机制的失灵。过去十年间，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始终徘徊在10%上下，与发达国家15%-20%的水平存在代际差距。2024年资本市场剧烈震荡，上证指数在2800-3200点区间反复拉锯，致使居民金融资产缩水约6.2万亿元。这种“工资增长乏力+财产收益波动”的双重困境，导致消费者信心指数在2024年4月下探至86.7的历史低位，预防性储蓄率却逆势攀升至36%，较2019年提高8个百分点。消费动能减弱已从周期性现象演化为系统性挑战。
第二，从支出角度看，传统消费支出占比高而新兴消费不足并存，导致供需错配的矛盾在消费市场持续发酵。2024年传统消费引擎呈现“三高症候群”，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居民用于住屋、教育和医疗的三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分别为22.2%、11.3%、9.0%，三者合计吞噬超四成的消费能力。特别是教育支出增速最快，达到9.8%，远高于住屋支出2.8%和医疗支出3.6%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代表消费升级方向的文旅、智能家居等品类却面临供给断裂。比如，2023年国内高端民宿供给缺口达40%，智能马桶市场渗透率不足15%，与发达国家40%-60%的水平相差甚远。这种结构性矛盾在县域经济中尤为突出：有数据显示，三线以下城市家电换新需求增速达28%，但线下服务网点覆盖率仅为一线城市的1/3，暴露出商业基础设施的梯度落差。
第三，从城乡结构上来看，2024年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性矛盾还体现在城乡流通链条的“代际差距”成为制约内需释放的关键瓶颈。
有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农产品流通损耗率高达20%-30%，而冷链物流的渗透率仅为20%左右，而发达国家普遍超过90%。数据还显示，中西部冷链设施覆盖率不足东部的1/3，农村地区冷链设施覆盖率更是远低于城市，这就导致农村地区的生鲜农产品损耗率较高，直接削弱居民消费意愿。此外，智能终端设备渗透率以及农村地区智能零售终端覆盖率都发展得不充分，造成传统供销体系难以衔接现代物流网络，出现城乡流通体系的“二元结构”特征。这种二元结构问题不仅造成每年数万亿元潜在消费需求无法兑现，更导致城乡居民消费能级分化加剧。比如，2024年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其总支出的比例是32.1%，较城市居民48.7%的差距已经扩大至历史峰值。显然，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交汇期，破解流通设施代际壁垒已成为激活下沉市场、重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性命题。
提振消费的路径
当前，我国消费市场面临多重挑战。为了扭转这一局面，需从国家战略高度统筹谋划，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供需双侧改革为抓手，系统推进消费潜力释放。现结合当前实际，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深化对外开放合作，增强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效应。面对当前消费市场波动式表现，需重点强化对外开放的体系化建设。建议在若干具备条件的区域试点跨境产业链深度合作，联合东盟等经济体共建标准化认证体系，优先在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领域简化审批流程。对于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建议推动制度型开放向纵深发展。例如，在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国际数据合作枢纽，吸引跨国公司区域性总部落地。通过提升开放能级，既扩大商品服务进口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又为本土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创造通道，形成内外需协同拉动效应。
第二，优化营商环境，构建稳定可预期的消费环境。当前消费信心不足与政策执行中的波动性密切相关。建议在若干超大城市试点政策动态评估机制，由省级政府统筹建立跨部门联席审查制度，对涉企政策开展季度稳定性评估，明确涉及民生、市场主体的重大政策调整需提前一定期限公示并设置缓冲期。在法治化建设方面，建议选取部分商业活跃区域建设24小时法律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跨境合规咨询、知识产权维权等一站式服务。同时，建立营商环境负面案例清单制度，对政策执行推诿、选择性执法等问题实行“一把手”问责，通过制度化手段提升政府公信力。此外，需加强政策解读与成效传播，定期发布营商环境优化典型案例，增强市场主体对改革红利的感知度。
第三，激发实体经济活力，强化消费升级的产业支撑。建议将消费提振与实体经济振兴深度绑定。一方面，支持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挖掘本地禀赋资源，推动“工业遗产+文旅消费”融合创新，例如利用老厂房、旧码头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开发工业旅游主题线路。另一方面，鼓励科技资源富集区域建设科技消费示范区，试点发放“前沿技术体验券”，支持消费者参与人工智能、元宇宙等场景应用，推动科技成果向消费端转化。在产城融合方面，建议在若干新城新区推行“职住商一体化”开发模式，对产城融合示范项目给予土地出让优惠。同时，优化商业空间布局，中心城区侧重高端消费载体建设，引入限量款首发、沉浸式展览等业态；非中心城区加强社区商业便利化改造，发展邻里中心、便民市集等接地气业态，形成多层次消费供给体系。
第四，推进差异化税制改革，释放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潜力。针对当前税制对消费的抑制效应，建议在部分高收入城市群试点个税改革。例如，提高育儿、养老等专项附加扣除比例至实际支出的1.2-1.5倍，探索将家庭护理支出纳入抵扣范围。房地产税改革可实施“刚需保护”策略，对家庭唯一住屋设定人均免税面积，超面积部分实行阶梯税率。调节储蓄与消费关系方面，可试点恢复大额存款利息税征收，将部分税款转化为数字消费券定向发放。对绿色家电、新能源汽车等消费信贷利息，允许按一定比例抵扣个人所得税。此外，建议研究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适时将高端服务消费纳入税基，通过税收杠杆引导消费结构优化。
第五，创新财产性收入机制，夯实居民消费能力基础。建议加快社会保障基金市场化运作改革，在审慎监管前提下，允许住屋公积金、医保金等按一定比例配置稳健型金融资产。建立收益共享机制，将超额收益的30%-40%转化为文旅、健康等领域消费补贴。同时，推动“消费权益证券化”创新，对特定领域大额消费发放商户分红凭证，使消费者既能获得即时商品服务，又可分享企业长期发展红利。在存量资产盘活方面，支持建立全国性耐用消费品估值流转平台，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汽车、电子产品等使用权分割交易。规范二手商品税收政策，对短期转让的非刚需资产按差额征税，持有满一定年限给予减免优惠，促进闲置资源循环利用。
第六，实施人口动态适配策略，挖掘结构性消费红利。针对人口流动新趋势，建议建立“人口-产业-消费”联动机制。在人口流入集中的城市群，实行商业用地供给弹性调整，每新增若干常住人口配套增加社区商业综合体建设指标。对于老龄化突出区域，推广“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允许志愿服务时长兑换生活服务或商品折扣，同步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康复辅具租赁等银发消费业态。在青年人口集聚区，试点建设“新业态就业社区”，配套共享办公、创客空间与沉浸式消费场景，发展夜间经济、快闪市集等年轻化业态。同时优化落户政策，将消费贡献、纳税额度等纳入积分指标，吸引高价值流动人口转化为稳定消费力。
第七，培育特色消费品牌，提升供给体系质量效率。建议实施“地域消费名片”培育工程，支持有条件的城市挖掘物候特征、文化遗产资源，打造国家级文旅ip。例如，沿候鸟迁徙路线建设观鸟主题度假区，依托非遗技艺开发沉浸式手作体验项目。在商品消费领域，推动重点城市建立民间收藏品鉴定认证中心，支持上海、北京等有基础的城市建设全国性艺术品评估交易平台，增强高端消费资源配置能力。在现代流通体系方面，建议将智慧商圈改造纳入新基建支持范围，推广冷链物流“共享仓储”模式，将生鲜损耗率控制在较低水平。建设全国统一消费数据平台，实现跨区域消费补贴互认、积分通兑，优先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开展试点。
总的来说，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制度创新与关键领域的结构性改革，预期可短期内实现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和居民消费率的提升，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消费中心城市和一批特色鲜明的区域性消费枢纽。这还需要中央与地方协同发力，在重点领域实施突破性改革，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开展压力测试，逐步构建起供需互促、城乡协调、内外联动的消费新发展格局。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