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话的爱》剧照。（资料图）
在过去不久的清明假期，电影市场可谓黯然，总体票房3.77亿元，尚不及2024年同期的一半。上线新片中，票房靠前的两部国产电影分别是《向阳·花》和《不说话的爱》。巧合的是，这两部现实题材的中低成本电影，都把目光投注到了社会的边缘群体。
年轻导演沙漠的《不说话的爱》，讲述了一位聋人父亲与听力正常的女儿的亲情故事，因为前妻想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主角小马不得已开始从事犯罪行当。“老炮儿”导演冯小刚的《向阳·花》则是一部女性题材电影，主要聚焦两位女囚出狱后艰难融入社会的际遇。
这两年，现实题材电影总给人既蓬勃又疲乏的感受。聋哑人、重返社会的囚犯、脑瘫患者……特殊人群构成了中国电影展现现实性和批判力度的一块重要版图，但故事走向却常缺乏新鲜感：一个边缘人主角，遭受盘剥、利用，影片在经过一番苦难展示后，随即进入“××闯关记”的叙事。一个个或微小或庞大的“恶”成为通关路障，主人公渡尽种种波折，终于驱散阴云，美好生活在望。
类似叙事之下，边缘群体更像是携带着社会议题的符号。无论是聋哑人、罪犯，或是脑瘫患者，他们的人生都在影片中被高度境遇化，可统一归纳到一个泛化的指称——被遮蔽与被损害的人中去。电影中也永远有至少一个“坏人”推动情节的进展。
《向阳·花》里，主要的坏人是一个名叫“老爹”的犯罪团伙头子，他看重聋哑人不便说话的优势，培养他们行窃赚钱。哪怕不幸被送进监狱，聋哑人小偷也难以牵连同伙，可谓百利无一害。《不说话的爱》中，坏人则是一家汽配公司，他们通过雇佣聋哑人肉身撞车，骗取车保，赚取修换汽车零配件的差价。
这两部电影在展现聋哑人和女囚的具体生活细节时，都做得相对扎实。《向阳·花》里的狱中生活细节，不乏其真。《不说话的爱》则找来众多的聋哑人参演，影片对聋哑人灰产的呈现，也堪称新知。只是对观众而言，这种光明终会驱散邪恶的套路化叙事，难免缺乏新意。
生理性聋哑与社会性聋哑
《向阳·花》和《不说话的爱》在人物与剧情设计上，不约而同地区分了两类聋哑类型——生理性聋哑与社会性聋哑。
《不说话的爱》是一部常规的展现聋哑人生存处境的影片。很容易能捕捉到导演试图拉平视角，呼唤平视而非俯视聋哑群体的意图。在很多声画处理上，导演都践行平等观念。比如，影片从聋哑人视角，将人群划分成“聋人”和“听人”，而非“正常”与“残障”。生理性聋哑，让聋人无法置身完整收发信息的环境。因此，在主角小马咨询律师时，律师的一些话反被消声，观众仿佛被拉进水中，耳朵被混沌的声场围困，和小马感同身受。
但与许多同类影片类似，《不说话的爱》也设置了一个堪称标准的“受害者”形象。影片主角聋人小马，几乎丧失和现实世界斡旋、议价的权利，为了一纸有助抚养权争夺的财产证明，他轻易成了“听人”刀俎下的鱼肉。影片几乎剔除了小马的人性毛刺，他善良、老实得很光滑，似乎只有这样，观众对他的同情，才不会在情感上打折扣。
电影《向阳·花》则与之相反，放任主角高月香在道德与法律的灰色地带游移。创作者似乎坚定地相信监狱之外的世界人心险恶，电影中，主角感知到的善意，几乎都细致交代了因果。
比如，狱中，管教警官邓虹对女囚们关照有加，生日也选择和囚犯度过，并借机叮嘱厨师烧一大锅多加香油的长寿面，给女囚们打牙祭；她担心出狱后的高月香重返社会遇阻，贴心办好新手机卡，并往里面充了几百块钱。
救济这些囚犯的善意，实际超出邓虹的职业权责，使得她看起来像一个自发的道德模范。直到一次饭后闲谈，她谈及身世：自己原本是桥底弃婴，一个罪犯为了救她，溺水而亡，警察父亲因此将她收养。
又譬如，高月香和黑妹出狱，谋生艰难，动起心思，想到吹嘘自己家里是开厂的狱友胡萍家骗点钱。她们假扮警察上门，才发现狱友扯了谎，她的工人父亲早因贩毒被枪决。偷鸡不成蚀把米。两个人不忍心，反而留下500元给狱友的爷奶。后来，高月香打伤了人，对方是稀有血型，若供血不及时则有死亡风险，加重后续的刑罚。随后，一个神奇的因果闭环出现了：这种稀有血型的供体居然正是胡萍。高月香无意间施下的500元的善，最终救了她自己。
剧情逻辑上，《向阳·花》似乎有意无意强化这种因果循环论，暗含劝善讽恶的道德规训。当高月香和黑妹出狱，遭遇种种不平之事，解困之道大多不在制度化的社会救济力量，而要靠一个个体在过去的某刻，扇动了“善”的蝴蝶翅膀，才让一系列在此人情链条上的人受益。这未免使电影的设计感有些重。
《向阳·花》里，女囚们和女狱警邓虹之间，构成了一条紧密的情感链条。电影中有一个颇具转折性的桥段：在高月香对人生感到无望，爬上高塔，流露轻生念头时，前半段一直以聋哑人形象示人的黑妹，突然放声大叫，“姐”。原来，为了削弱偷窃被抓后的审讯危机，“老爹”一直让健全人黑妹打手语生活，过着社会性聋哑的人生。
其实，监狱生活何尝不是另外一种社会性聋哑的人生。但在这种境遇之下，高月香和黑妹找到了姐妹情谊，在她们自己所构筑的情感世界中，听说的权利终于得到恢复。
《向阳·花》剧照。（资料图）
寻求解决之道的创作者
聚焦边缘群体的现实题材电影，主角与外部世界的压力差，往往是影响电影现实关照深度与力度的关键。《不说话的爱》和《向阳·花》，显然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策略。
《向阳·花》把两位主角与外部环境的压力差值拉到了最大，社会生活几乎可以和危机四伏的丛林生活画上等号。高月香和黑妹出狱的一路，遇到的男性几乎全部面目可憎：黑妹无处可去，撬开一辆废弃轿车，在车中过夜，清晨就被两个男保安逮住，敲了一笔竹杠；高月香被酒店的客人怀疑偷了手表，要求搜身，酒店经理搜出她的出狱证明，坚决辞退她；两姐妹无奈去推销酒，还被负责人克扣工钱，对方甚至想要高月香陪睡……
这为电影本身带来了一种奇观。即，影片中，重返社会的高月香感受到的所有善意，都来自于监狱——一个由“上对下”的改造关系所支撑的社会改造空间。她得到的所有帮助，几乎都得益自围绕监狱建立起的女性联盟。
这种快速建立的情感联盟，虽有助情节推进，实际上有它可疑的部分。因为境遇相似，就能成为人生的战友，这种关系的深化速度，在弱化潜在人际磨损的同时，使得它本身就带有些理想化色彩。
这种温情、密切的性别乌托邦，在一些对话中偶尔露出裂隙。有一场戏，出狱的女囚们约邓虹一起聚餐，邓虹回应：自己穿这身衣服，一起走不合适。出狱后，高月香和黑妹试图走“正”路，却屡屡碰壁，在她们穿警服上门骗钱的伎俩被邓虹发现后，争吵很快爆发。这几乎是个无解的困局：走不通“正”路的高月香，无奈选择走“弯”路，但同时又要应对来自邓虹的“正路”期待和审判。
相较而言，《不说话的爱》里，边缘群体内部与外部世界间的张力，则显得温和许多。小马是标准的温良恭俭让的良民。被关看守所时，汽配公司的老板以女儿为要挟，要求小马承担所有罪名。当小马被送上法庭的审判台，所有聋哑人都坐在旁听席，围观这场“不公正”的审判，希望他不要轻易认罪。
因此，当聋人小马挥着手语认罪，电影的煽情、憋屈的浓度几乎达到了峰值。这时，创作者派出汽配公司团伙里的一个手语翻译，来解救这一时刻。手语翻译不堪忍受良心的拷问，决定道出实情。这是一个让人五味杂陈的时刻：一个聋哑人受到侵损，他能够依靠的，不是严肃运转的司法系统，而要反向求诸一个作恶者的心灵自省。
应该说，两部电影，在呈现社会边缘群体处境时，底色都带点悲凉甚至悲观主义，但最终的结尾，却统一呈现出暖色调。两部影片的前二分之一甚至前三分之二，都在大力铺陈主角遭遇的一系列“遮蔽”与“损害”。等到这些被大书特书后，电影最终给出了光明的解决之道。
《不说话的爱》的结尾寄希望于下一代，小马的女儿长大后，通过手语帮助另一位聋哑人争取到了正义。《向阳·花》里，高月香二度出狱后，和狱友们合伙开了洗车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对未来生活的期许。这样的温情结局，比照前面的种种磨难，确实显得有些突兀，而对创作者、观众，甚至那些边缘群体人物来说，曾经浮现的问题，似乎得到的只是一种想象性解决和抚慰。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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