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伤
在六先生身边那些年，我学习到一件事：不管做什么事，都要认真地去做。
六先生从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到最后能以英语对答如流，都是因为他认真地去做、去学。
六先生后来能够那么长寿，也得益于他很有规律地健身，如学练太极拳等。他的那种毅力，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
坐上他那辆劳斯莱斯后，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后座那盏小灯看报纸。他爱看的只有《星岛日报》。我问他为什么只看这份报纸，他说："时间已不够用了，世间发生的大事只有那么几件，看一份报纸已经足够了。"
六先生也有自知之明。他上了年纪后，知道自己的记忆力一定会衰退，就在西装的口袋中装上一盒硬卡纸。那是四角镶金的牛皮硬板，中间塞上白色的纸张，他一想起什么事，即刻用铅笔记下来。他的字写得很小，但非常用力，常常透到第二张纸上。做过什么承诺，他一定会记下。
回到办公室里，他就叫秘书把小纸片上写的事输入备忘录。他有两个秘书，一个专记中文，另一位专记英文。英文秘书是位来自英国的女士，用的是速记的方法，用蚯蚓一样的符号迅速记下他的一言一语。
六先生还有厉害的交际手腕。六先生很爱开派对，他在片场中建了一座别墅，但自己并不住进去，只是用来宴请一些嘉宾。别墅中也有家豪华的戏院，常放映一些新电影。那些电影都是未经电检处审核的，像《巴黎最后的探戈》(1972）一类的，片中的大胆镜头也没被剪掉，常被观众津津乐道。大家都感到被邀请到这里观影是一种荣誉。
他吃的东西非常粗糙，家佣们做的餐也照吃。六先生认为，西方人都不太会吃。他用的餐具倒是很讲究，比如，他有一只此前没人用过的鱼翅碗。这只碗有可以拧紧的圆形银盖子，下面可点蜡烛加热，这得到了"洋人"的叹赏。
他喜欢喝一种叫 Pouilly - Fuisse （普伊﹣富赛）的白葡萄酒，一箱箱地往家买。当年那酒也便宜，但外国人朋友感觉非常高级了。
设宴之前，他一定自己走一趟，检查会场有什么不妥。我曾认为这是浪费时间的事情。一次，他检查时，刚好发现一个银幕的控制开关坏掉了，转头跟我说："要是没有亲自看过，到时候从哪里找电工来修理？"
六先生邀请的嘉宾名单上也不乏政府要员。和这群人熟络后，遇到什么行不通的事，他便会叫秘书打一个电话去，但凡不是为难的事，大家都会给个面子。他宴请这群人当然是有目的，但也不是每一个大人物平时都肯花那么多时间来做这些事，可以说他是用心良苦吧。
在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邵氏片场每年得制作四十部电影，才够维持一条院线的运营。六先生说："什么戏都要拍，这种题材的戏观众看厌了，就换拍另一类的。观众永远不会满足，永远要用新的片子来喂饱他们，这样我们才能生存。"
"那得拍些什么呢？"我问。
"什么都可拍，就是不能拍观众看不懂的，不然他们会背叛你。"他说。
六先生的眼光很准，也许是他在这一行已经做了很久的缘故吧。
"万一有一部失败了呢？"我问。
"很少有万一的情况。"他说，"就算有万一，票房不会骗人。如果第一天放映时没有人去看，那么就得马上换片，保住这块招牌最要紧。"
后来，他还叫人在片尾添加上一行字幕："邵氏出品，必属佳品。"
年轻人都喜欢看一些带艺术气息的片子，我年轻时也对电影有一点儿所谓的抱负。我跟六先生说："一年拍四十部，就算有一部有艺术性但不卖座的片子，也不要紧呀。"
六先生笑着说："一年拍四十部，为什么不四十部都卖座，一定要其中一部亏本呢？"
"好莱坞也是商业电影为主，但他们的作品也有些是很有艺术性的，市场也能接受的呀。"我抗议。
"你知道他们的市场有多大吗？"他反问，"当我们也有这种市场，我也肯拍一两部来试试。我不是没有失算过，在观众看厌了黄梅调时我就转拍刀剑片，当观众看厌了刀剑片我就转拍功夫片。总之，动作片最为稳当，从默片《火烧红莲寺》开始就是这个定律。"
"要是观众把武侠片也看厌了呢？"我追问。"那就得拍其他片了。"他说，"如果你爱电影，像我那么爱电影的话，你就会了解，你想在电影行业中多忙几年，什么题材都得拍，就是不能拍艺术片，那是另一种人才拍得好的。我是商人，做商人就要做到底，不能又想做艺术家，又想做商人。电影这一行，是'烧银纸来讨好观众'的，不'烧银纸'的话，就很难赚到观众的钱。"
也许，"烧银纸"这句话是造成后来邵氏电影没落的致命伤。
合作片
在20世纪60年代，邵氏不止雄踞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在中国香港地区也有几十万亩的土地，建了片场。
各位如果有机会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走一趟就会知道，邵氏在新加坡的几栋商业大楼都建在最好的地段；马来西亚的大城市不必说，连小镇里都有邵氏的戏院。在最早期，那些小镇只有一条大街，而戏院的位置就是在大街中央。小镇繁荣后，大街中央的地皮当然变成最有商业价值的，它们都由邵氏公司拥有。
邵氏的电影发行到东亚、东南亚的很多个国家和地区，除日本外，韩国、菲律宾、柬埔寨的最大发行商也都争着买邵氏电影的版权；在越南，在战争前的最后时刻，民众还是挤着去戏院，生怕以后没有电影看了。
邵氏"东方好莱坞"的名声就此建立。美国的权威杂志派人来采访邵氏，报道文章在杂志中占了多页版面。其中一张照片是六先生把他的劳斯莱斯驶进片场，站在车旁，身边环绕着百多位明星。
西方的制片人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纷纷前来要请六先生投资他们的电影。这其中有一位是小艾伦·拉德（ Alan Ladd Jr .)，他父亲拍的《原野奇侠》( Shane )(1953）当时很多人不会忘记。拿着这块招牌，小艾伦·拉德来到香港，奉上一个剧本，请六先生投资。六先生把剧本拿来给我们看，好家伙！这是一个充满色情、暴力的科幻题材电影，片名叫《银翼杀手》( Blade Runner )(1982)，男主角已内定了在《星球大战》( Star Wars )(1977）中有过精彩表现的哈里森·福特（ Harrison Ford );导演则是雷德利·斯科特（ Ridley Scott )。雷德利·斯科特拍过的《异形》( Alien )(1979）被称为最接近斯坦利·库布里克（ Stanley Kubrick ）的《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 )(1968)。
"剧本的娱乐性丰富得不得了。"我说，"为什么制片人还要在好莱坞以外找投资者？"
"我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六先生说，"他们回答，在好莱坞，大公司一投资影片，便在拍摄上有诸多的条件和限制，意见多多。小艾伦·拉德和导演签的合同明确了在创作上有自主权，所以他来找我。"
这也就意味着，天文数字的金钱投了进去，却一切不能过问，所得的只是在字幕上打出的投资者的名字。聪明的六先生因为在之前投资的《地球浩劫》( Meteor )(1979）上"损过手"，所以在合同上加了一条："电影发行后的第一笔收入，首先归还投资者。"
这部片子后来成为科幻电影的经典之一，但导演为了创造独特的风格，把电影拍成科幻片中的黑色作风（ Film Noir )，删剪了剧本中的许多情色与暴力的镜头，剧中整天下着雨，阴沉沉的。这片子在票房上是失利了，但赚得很多影评人的赞许，成为科幻片的经典，在艺术上的成绩高过《异形》。
但是，六先生没有亏本。各位在片头片尾上，还是可以看到他的名字。
其实，六先生的野心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开始显露了。有一天，从美国的好莱坞寄来二十几个木箱的资料，六先生叫当年到港学习制作的三先生的大儿子邵维锦和我去打开来看。物品是米高梅公司寄来的。
木箱里面塞满了影片制作之前的准备材料，除了几个版本的剧本之外，还有数不清的研究报告，如香港数十年来的天气报告，等等。
原来，这是《大班》( Tai - Pan ）一片的服装和道具分析报告，六先生准备拍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本来是米高梅公司想拍的，但因为种种问题没有拍成。六先生从米高梅公司的手中买下这部戏的版权，连带它的一切资料。
好莱坞方面跟过来几个资深的制作人，由我带着到香港的各个小岛去，考察在哪里可以呈现出早年香港的港口面貌。六先生雄心勃勃地要把这部电影拍成一部可以在全世界发行的大制作。
拍这种电影需要一个"巨星"，六先生看中的是史蒂夫·麦奎因（ Steve McQueen )。于是，六先生和他的经纪人约好在一家酒店见面，然而对方竟然没有出现，这等于掴了六先生一耳光。一气之下，他打消了制作这部电影的念头。这是甚为可惜的一件事。
其他的合作片项目继续进行。最早找上门来的是英国的汉默电影公司（ Hammer Films )。这家专门拍僵尸片的公司和六先生一拍即合，合作了《七金尸》( The Legend of the 7 Golden Vampires )(1974)0平平。对方因为有邵氏在制作方面的支持，省了不少制作费；邵氏把它当成是四十部片中的一部，也没多花什么钱。
汉默电影公司同时拍了一部叫《夺命刺客》( Shatter )(1974）的悬疑动作片，选用了过气的好莱坞明星斯图尔特·惠特曼（ Stuart Whitman )。由于剧本没有做好，汉默电影公司又炒了导演鱿鱼，后来是老板迈尔克·卡雷拉斯（ Michael Carreras ）亲自上阵把片子完成的，最终的出品当然是"不汤不水"的失败之作。
合作片的成绩都不理想，西方制片人只是想占点儿小便宜。邵氏自己投拍的动作片《天下第一拳》(1972)，反而在西方卖了个满堂红。西方的发行商看亚洲的电影公司制作的电影，总觉得在拍摄和剪辑上乱来，让人看得头昏眼花。他们看中这部戏，是因为来自韩国的导演郑昌和，在手法上按照好莱坞的规矩，镜头一个个交代得很清楚。这部电影很像西方电影，观众一下子就接受了。
这部电影首先在意大利卖出了好票房，接着在世界上多个国家发行，成为邵氏在海外最卖座的电影之一。
海外嘉宾
邵氏制作的《天下第一拳》(1972）在意大利发行时改名为《五根手指的暴力》，取自片中主角用"鹰爪功"挖破对手肚子的场面。西方观众从没看过这样的动作片，大呼过瘾。
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马格赫特（ Antonio Margheriti ）抓住这个机会，请《黄昏三镖客》( TheGood , the Bad and the Ugly )(1966）中的李·范·克里夫（ Lee Van Cleef ）和《天下第一拳》的男主角罗烈拍对手戏，推出了《龙虎走天涯》( The Stranger and the Gunfighter )(1974)。这部电影在香港发行时，发行商觉得片名太长，于是改为 Blood Money (《血钱》)。
李·范·克里夫来港时已深深中了酒精的毒，手中一定要有一瓶伏特加，一天喝数瓶，常喝得不省人事。他的头已秃，如果他演反派的话，秃就秃吧，没什么要紧的，但演正面的英雄，其形象就不佳了。好莱坞的团队为他做了一个完美的头套，那是个圆圈圈，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样长短的假发。为什么那样做？方便他戴！他只要把头套往头顶中间一贴，就能遮住那秃头。每次轮到他上阵，我都要去把他扶起来，忍受着他那奇臭无比的口气，把他拉到镜头前面。说来也奇怪，导演一喊" camera "，演员的天性就自动地发挥出来，不管有多醉，他都能把戏完成。我一向感叹，做演员天生就要有这种才华。
另一位主演是罗烈。他来自印尼，是位祖籍福建的华侨。我早在第一次来港时就和他成为好友，当年他和午马两人是好友，常黏着张彻蹭免费餐。罗烈有一身强壮的肌肉。有一次，六先生还按着他手臂上的那块"老鼠肉"，开玩笑地说可以拿一百万港元来和他交换。
罗烈是位好演员。他控制不了眼部神经，眼角会不停地跳动，看起来像在不断眨眼。可是一站在镜头面前，他的眼睛即刻发出光芒，眼角也不乱跳了。
邵氏影城是一个巨大的工厂，在这儿工作的人都是一颗颗小螺丝钉。邵氏出品的片头上的监制字幕，不管片子实际是谁负责的，都轮流地挂着邵逸夫和邵仁枚的名字。
越早知道这个事实越安心。我在邵氏的那些年，锐气已被磨光，此后没能有什么作为，是我一早就接受的了，好玩的是其中交往的各种类型的朋友和解决制作难题，以及出外景时的乐趣。
慕名来这"东方好莱坞"的人的确不少，可能是因为我精通外语，招待嘉宾的任务都交给了我。我印象最深的是摩纳哥国王和王妃。来影城参观时，他们两人已上了年纪，都有点儿发胖。葛丽丝·凯莉（ Grace kelly ）大概还对电影念念不忘，来到香港说什么都要来邵氏影城走一趟。我带着他们四处走，王妃看到有剧组正在拍摄非常感兴趣，问长问短，国王则甚少发言。这时，方小姐一派人纷纷不懂礼貌地挤上来要和王妃合照，我要阻止已来不及。王妃只是略略皱一下眉头，但自始至终保持着王室风度，此事我记忆犹新。
当年喜剧演员丹尼·凯（ Danny Kaye ）也来了，带着的是他的"太太"-﹣一个肥胖的中年男人。"太太"喋喋不休地骂这个骂那个，被丹尼·凯大喝一声才住声。若非亲眼所见，我真不会相信丹尼·凯是个同性恋者。另一个喜剧演员班尼·黑尔（ Benny Hill ）就正常得多，不过可能是这一行的饭吃得太久了，凡一对着镜头，他即刻发挥喜剧才能，做些鬼脸才肯罢休。
前来拍戏的彼得·库欣（ Peter Cushing ）又高又瘦，整个人保持着英国绅士的形象，温文尔雅，说话也很小声。他告诉我他的名言："谁会想看我演哈姆雷特？很少吧？但有几百万人都想看我扮僵尸杀手，我当然也乐意扮演。有时候观众会觉得我是一个怪物，但我从来没有扮演过那些角色，我演的只是杀怪物或制造怪物的人。
"其实，我是很温柔的人，我连一只苍蝇也没有杀过。"
"那你平时喜欢做些什么？"我问。
"我喜欢用望远镜观察鸟类。"这个答案是我预料不到的。
德国拍艺术片的导演维姆·文德斯（ Wim Wenders ）也来了。他老是问我："你们为什么不拍一些可以参评大奖的电影？"
我老实地回答："我们不会呀。"
彼得·博格丹诺维奇（ Peter Bogdanovich ）也来了。他是影评家出身，早期导演的电影，像《最后一场电影》( The Last Picture Show )(1971)，得到过无数人的赞赏，后来也拍了一些卖座的好莱坞片，像《爱的大追踪》( What ' s Up , Doc ?)(1972)。他本人言语无趣且自大，一直说他有多少个管家。在美国有管家的人是不多，但无须向我这种年青小辈炫耀吧？我和他一起吃饭时，更多是看他的太太斯碧尔·谢波德（ Cybill Shepherd )。他太太当年的确是一个大美人。
来邵氏片场的也不全是演员和导演，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位记者，一个叫奥琳埃娜·法拉奇（ Oriana Fallaci ）的意大利人。当年我还不知道她是一个厉害人物，只是和她很谈得来。后来，我去罗马旅游时也找过她，请我吃饭时她喝醉了，说起她当战地记者时出生入死的经历。看到我不相信的表情，她马上把衣服脱了，身上伤痕累累，我不得不服。
第二代
三先生有两个儿子﹣﹣邵维锦和邵维锋；六先生也有两个﹣﹣邵维铭和邵维钟。他们都是"维"字辈，名字之中有一个金字旁。
维铭像妈妈，很有"福相"，一直笑嘻嘻的，曾被六先生派到香港学制作。他觉得，那么辛苦做事干什么？在新加坡享清福多好！住大宅，出入有人接送，新加坡小食也好吃，不一定要来香港享受鲍参肚翅。到香港待了一阵子之后，他向六先生说还是新加坡发行的工作较适合他，很有技巧地"告老还乡"。
维钟的样子和六先生一模一样，不笑的时候令人望而生畏。他来到香港时，已是方小姐掌权邵氏的年代，一切支出都是她来批准。维钟在香港住了一阵子之后，说薪水太少了，再下去可能要向方小姐申请" per diems "了呢。" Per diems "是每天出差津贴的意思，外国工作人员来港，除了工资之外每天都可以领取一定数额的零用钱。
兄弟两个都是聪明人，没有正面与方小姐发生冲突，只吵着说不再住下去了，六先生也没法子。
三先生的大儿子邵维锦就比较喜欢电影制作这份工作，带了太太及两个小儿子举家来港，用父亲的钱在影城对面买了一间豪宅。他出手阔绰，又买跑车又买游艇，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
邵维锋是和哥哥同时来的。他是邵氏第二代中长得最英俊的成员，人很高大，性格又和他母亲一样温和，尚未结婚，个人条件非常好。
但对爱情专一的他，早年邂逅了一位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之后便一直和她在一起，绝不在外拈花惹草。
家里对他这个对象是持反对意见的，都认为他可以娶个富家小姐。那时候，邵氏也和许多新加坡的大家族结交，后者的女儿们都愿意嫁给他，但维锋从来不看她们一眼。他平时喜欢跟着哥哥出海钓鱼。
平日在片场中，他爱结交各个部门的小人物，向他们学习各种技巧。其中，他最好的朋友是负责爆破果的阿刘，两人时常结伴出行。外国的摄影队来港时，一有爆炸场面他就跟着去开工。
有一次，阿刘在制造炸药时发生意外爆炸。在最紧急的关头，邵维锋一个人冲进去，把阿刘抢救了出来。阿刘住院时，维锋每天去探望，等他康复后仍旧跟着他开工。
维锋穿着随便，任何一个人在片场中遇到他都不会联想到他是大老板的儿子。为了方便出行，他买了一辆日产二手车。对这辆车，他非常爱惜，去到哪里都离不开这辆破车，到最后回新加坡时还千方百计地把车子运了回去，修理完了再修理。
回到新加坡后，邵维锋继续和那位英文名字叫 Diane 的空姐来往。后来， Diane 生了一场怪病，手指和脚趾的关节肿了起来，行动更是不便。此时，家里人又催他娶别的女孩子。维锋平时很孝顺，很少违反父母的命令，此时却坚决地拒绝。
这段关系一直维持了几十年，到了最后， Diane 已经不能走动，去看病时，维锋照样驾着他那辆破车，替她打开车门，抱着她去看医生，一直不离不弃。这种情爱，写成剧本，也没有几个人会相信吧。
Diane 的母亲叫沈云，是演员金峰的太太。金峰是潮州人，与沈云在演舞台剧时认识并结婚。金峰也曾红极一时，和多位明星合作过，如钟情等，但也从来未搞出过绯闻，是位好好先生。
在1971年，作为邵氏基本演员的金峰参演了韩国导演申相玉执导的《哑巴与新娘》，凭此得了第九届金马奖最佳演员特别奖。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父亲是中国电影化妆界的一代宗师方圆。方圆是典型的艺术家，蓄了全白的胡子，每日修剪，是一位美髯公。他曾在《船》(1967）一片开始时登场，如果大家重看此片便能见到他。
金峰和我合作过《遗产五亿元》(1970）一片。在日本拍此片时，我们每天用潮州话相谈甚欢。沈云则在拍《女校春色》时和我成为好友。
沈云是位贤妻良母，供儿子到美国波士顿去留学。第一次飞去探望时，儿子说给她一个惊喜，还准备了被单和野餐用具。沈云问，这是要去哪里，儿子也不答。
两人一路走到一个宽阔的公园，找到一角，儿子铺了被单，让母亲躺着，看天空中的云朵，旁边有一支交响乐队在露天表演。这种情景在香港何处觅？沈云爱上了波士顿，于是举家移民，在那里开了一家中国餐馆谋生。由于餐馆食物味道出众，许多美国的知名人士都前去光顾，不久就成为当地名人聚集的场所。
后来，方圆和金峰相继去世，沈云听到女儿 Diane 在新加坡走了的消息后就回来了。邵维锋为她买了一间豪华公寓让她安享晚年。
维锋现在在干什么？他仍在邵氏大楼里上班，做电影发行的工作。到了假期，他会和他最好的法国老友出海钓鱼，过着平凡又悠闲的生活。
【蔡澜（1941年8月18日—2025年6月25日），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州，后来定居香港。中国作家、美食家、电影监制、主持人，与金庸、倪匡、黄霑并称“香港四大才子”。《新周刊》年度生活家，《开讲啦》特邀讲师，《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总顾问。吃喝玩乐无不在行，文学、电影、书法、金石样样精通，被无数人奉为人生典范。著有《我喜欢人生快活的样子》《学做妙人》《人间好玩》《人间清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