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哲学博士导演,新片拍了股民故事

2025年05月30日03:50:13 娱乐 4064

邱礼涛比计划时间提前进入采访间,拍摄设备还没有准备好,他不疾不徐,很自然地和南方周末记者聊起了市场低迷的话题。

2025年的中国电影票房好像坐过山车,春节档的热闹并没有带来持续的繁荣,直到“五一”假期开始前,盘踞在票房榜第一的电影还是《哪吒之魔童闹海》。

“我在这个行业40年,起起伏伏很正常,现在的市场不太好,挨上几年就好起来了,一直都是如此,我也没有什么好焦虑的。”他微笑着说。

在华语电影创作者中,邱礼涛是有名的高产,好多年前,他就放弃了统计自己究竟拍过多少部电影。邱礼涛是摄影师出身,转行做导演后,他产量大,题材也丰富——拍过低成本恐怖片,也拍过严肃的历史人物传记,近年来更是接连拍摄了创造港产片票房纪录的《扫毒2》和《拆弹专家2》。

邱礼涛和刘德华相识40年,近年来他们频繁地合作,新片《猎金游戏》在上映近一个月后收获了2.79亿元票房——这个数字虽只是《拆弹专家》的零头,但截至南方周末记者发稿前,2025年上亿元票房的电影仅有17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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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华和倪妮在电影《猎金游戏》中。资料图

刘德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和邱礼涛建立了相当的默契,他几乎什么题材都能拍,还总能将自己的思想融入电影当中。

邱礼涛不是影展向的导演,乍看上去他的电影不够文艺,但他却是香港罕见的知识分子导演。2015年他取得了香港岭南大学的文化研究哲学博士学位(phd in cultural studies),将自己的从业经历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将自己对香港电影的情感与批判悉数放置进去,真正做到了用拍电影这件事作为自己研究的田野。

他也从不缺少铁杆影迷,不论他拍什么,总有影评人愿意耐心去分析他电影中的个人表达和隐喻。

邱礼涛总是说自己不是香港电影导演中最出色的,和很多年少成名的导演相比,他觉得自己的优势反而是挫折。在行业里浮沉多年,他已经学会了用一种轻松的心态对待导演这份工作,他希望自己可以拍出让大众获得快乐也能获得思考的电影。

“电影是我的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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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讲到股民故事的电影,天台是《猎金游戏》中的重要场景。资料图

南方周末:《猎金游戏》是一部关于金融犯罪的电影,比起你拍摄的一些大场面的动作电影,这部电影基本上都是文戏,为什么会想要拍摄这样一个题材?

邱礼涛:过去几十年来,股票已经是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国产电影里这样的题材几乎没有,我就希望可以拍一部这样的电影。

当然,所谓的金融、股票也只是我们的一个切入点,我也希望可以表现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后面对的各种选择,可能会遇到的诱惑,以及道德底线在哪里。

南方周末:所以这部电影可以看作是你对当下生活的一种观察?我们知道香港也是一个金融中心,你对此的观察是否因此更深刻一些?

邱礼涛:我觉得是,起码我的意图是拍一部当下的电影。我们现在可能处在一个历史上股民最多的时期。而且我也有买股票的经验,对于各种金融产品也比较了解。我拍这部电影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去思考自己购买的股票究竟是什么东西。很多股民就只是知道自己买的是一个号码,连那个公司做什么的都不知道。另外,就算你是一个没有参与股票的人,其实也应该意识到整个金融市场和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有关系的。

南方周末:你曾经说自己拍电影是作为一种文化研究,《猎金游戏》也是这种文化研究当中的一个案例吗?在调研、筹备和拍摄的整个过程里,你的发现是什么?

邱礼涛:算的,尤其是我作为一个股民,也是亲身实战过的,尽管这不是我最初的目的,但这也算是我的一次“田野研究”。在股票的买卖中,人性有很多弱点就会暴露出来,比如你买了一只股票,它上涨的时候,你就会希望它能继续,你能赚更多的钱;但是亏的时候,你就会恐惧,一会儿担心它继续下跌,一会儿又希望它可以涨上去,不断地给自己希望。这也是我对这个题材感兴趣的地方,因为身处金融市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在金钱面前,人性就出来了。虽然我们的生活可能没有遇到电影里那样的事情,但是你看新闻,很多时候人是没有底线的,在钱面前人会变得很“丑”。

南方周末:具体到电影中的两个主要角色,张托德和高寒,这组关系有没有现实中的参照?他们扮演的是金融行业里的专业人士,在剧情的处理上,如何让观众能够看明白金融市场的运作法则?

邱礼涛:当然有参照,如刚才所说,如果说电影是我的文化研究,那事实上就需要找一个切入点,金融行业是这部电影的切入点,但我主要想表现的还是一个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如何向上攀爬的过程。有些长辈会告诉他,你要如何努力,如何获得社会地位,成为一个在经济上有能力的人。但这个过程并不平坦,会不断地遇到各种测试,这是我一直很有兴趣的东西,可以放在不同的故事里去表达。我们总说研究人性,但人性很空泛,需要一个具体的语境,我想所谓的金融行业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语境。

具体到讲故事的方式,高寒作为一个新人进入一家投行公司,他就是带领观众去了解专业人士工作的那个角色,而刘德华饰演的张托德则是一个内行人,是一个专家,他讲给高寒的一些事情,其实也是告诉观众,所以这组关系对讲故事来说就比较方便。

“我不希望自己的电影都是很肤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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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猎金游戏》中,金融业实习生高寒(右,欧豪饰)面对戏剧性的诱惑。资料图

南方周末:你在采访里曾经说过自己拍电影追求的是“雅俗共赏”,但我也知道你其实是非常喜欢所谓的艺术电影的,但为什么自己做导演拍的还是面对大众的电影?

邱礼涛:老实说,学生时代刚刚拍电影的时候,我看的的确是那些所谓高雅的艺术电影,也很喜欢,但毕业后拍的就基本上是商业片。这中间我也会自我怀疑,问自己为什么会拍这样的电影。但回过头去看,电影就是一个流行文化的产物,要接触到社会里不同阶层的人,你当然可以拍一些电影只给影迷看,但也可以拍一些电影给普罗大众看。

也许有的人会觉得后一种电影没有什么养分,但如果能让他们在影院里哈哈大笑,也没什么不好的。

我总是希望自己的电影是能带给观众一些养分的,虽然娱乐性也是重要的。有一些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讲大道理也许没有人爱听,所以需要一个方法去把想要说的话讲出来,既然要大众化,就需要娱乐化。

我希望可以在当下的电影行业里找到一条路,让我可以觉得舒服,可以一直走下去。如果我们拍电影是为了关怀人,还是要学会用一种大众化的语言去和他们沟通。所谓的雅俗共赏,就是希望两边的观众都能享受一部电影,还能让他们觉得看完一部电影之后,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带回家慢慢体味的。

有很多经典的电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比如《教父》,普通观众会觉得好看,知识分子也会觉得好看,它有黑帮的元素,也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命运的探讨,看起来就像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我是希望自己可以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去做一点努力。

南方周末:那你会担心自己的电影为了追求所谓的娱乐性,一些严肃的内核被遮蔽了,或者表达得不够充分吗?

邱礼涛:我虽然拍了40年电影,但坦率地说我还是一直在学习,不同时期的观众也很不一样,有时候走得太超前了不行,走得太慢了也不行,流行文化始终还是要和时代同步,要和观众共情,这个是很难做到的,我也还是在不断地去定位自己,去摸索。

南方周末:是什么支持你还能继续拍电影,并且保持一个非常高的产能?

邱礼涛:就是喜欢电影,说句不好听的,有时候拍的电影没能得到观众的喜欢,但拍的过程我依然也很享受,我也很喜欢在片场里和一帮伙伴做事的感觉。

南方周末:你中间还去岭南大学读了文化研究的博士,为什么会做出这个选择?

邱礼涛:我觉得我懂的东西太少了,这么说可能会有点得罪人,但学问和认知是会影响电影创作的。我不希望自己拍摄的电影是很肤浅的,我想要找到一个方法去看世界。

读书这件事不一定要去大学,但去大学是可以有一个机会系统地学习,让自己拥有一套方法论,还可以有导师去指导我,我觉得是很可贵的机会。

南方周末:你受过文化研究的训练,你怎么看待网上对你影片的一些分析,你觉得是过度解读吗?

邱礼涛:这个真的不好说,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说,一个作品就是要让受众看见或者读到才算完成,他们看到什么都是ok的,所以也会出现我刚才说的,有些东西我拍出来人家不是这么看的。要说问题出在哪里,肯定是我的问题,因为除非我不接受这套理论,否则一个作品当然是要受众看到才会完成。

“我是没有包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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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礼涛在自己执导的一部电影的蓝光版花絮中。资料图

南方周末:你之前谦虚地说自己不是香港导演里最优秀的,为什么?你心目中优秀的标准是什么?

邱礼涛:这个我不是谦虚,事实上我就不是。优秀的标准是你要达到一个高度,有时候会好一些,有时候会差一些,但如果取一个平均值来说,我和一些同行还是有差距的。我觉得徐克、杜琪峰、郑保瑞都很优秀,他们的电影不论你是不是喜欢,都会觉得很有水平。

南方周末:你评价自己的电影,有的拍得不错,有的似乎也不尽如人意,你觉得不够好的原因是什么呢?

邱礼涛: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拍的东西没能很好地在公映的那个时候和观众共鸣。有时候我想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他们看到的是另外的东西。审美标准也不是不变的,我拍的东西和他们的审美有落差,他们就不那么接受,票房也会不太好了。

但有一些电影,过了一段时间后,价值反而就出现了,比如很多人都会说中国最好的电影是《小城之春》,但是当年它上映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响。就像我以前拍《伊波拉病毒》,过了这么多年很多人会说这是一部好电影,但是当时它的票房和口碑都不是很好。

南方周末:你刚才说如果很爱电影,就能一直拍下去,但是现实还有一种情况是,导演很爱电影很想拍,可是找不到投资,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为什么可以一直拍下去?

邱礼涛: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我第一次当导演是1986年,一路以来也没有太大的成功,都是很艰难地走到了今天。我不是那么好,但是也不太差,足够让投资人和观众还能允许我有下一部电影可以拍。我想如果我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很成功,那我今天可能反而没有电影可以拍了。

《拆弹专家2》出来的时候,我的年纪也不小了,我看东西不会飘飘然,也不会觉得有很大压力。下一部要如何,我的态度很随意。这种随意让我觉得合适就会继续拍,而不是要求自己一定要如何,我是没有包袱的。

外国的导演也是这样,很多导演太成功之后的路都不好走,因为你就有一个包袱,觉得自己不能拍太平凡的电影。其实什么平凡不平凡,平凡一点也可以好看,也可以和观众交流,太担心平凡,就是一种压力。

南方周末:我有注意到你这些年的电影很爱塑造所谓的“孤胆英雄”,会寄希望在片中的一两个人物身上,让他们在大厦将倾的时候去力挽狂澜,《猎金游戏》也是如此。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样的故事?

邱礼涛:我希望世界是这样的,这是我的一种理想,当你觉得周遭的环境很坏的时候,还是要相信有一些人会站出来,我们也要想一想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我对未来还是有期待的,否则的话,就会没有兴趣生活了,会觉得生活很辛苦。哪怕只是一秒钟,每天还是要给自己一些希望。

我自己也是一个爸爸,现在有些年轻人说不想要孩子,不是不能理解的。我们要让他们觉得世界有希望,让他们有一份工作,这个世界不要有那么多战争,空气和水源会更干净……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人类的历史就不能长久。

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

责编 刘悠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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