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伤逝》：全职太太的原罪，并不是全在于经济不独立

文化是,或者说应该是,对完美的研究和追求;而文化所追求的完美以美与智为主要品质。—阿诺德

关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做全职太太的问题，早在95年前，鲁迅就探讨过，其中篇小说《伤逝》就是围绕一个“新女性”的爱情婚姻困境展开的。

小说讲的是出生于大家族的女主人公子君与寒门子弟涓生的故事。两个人自由恋爱，却遭到了各方面人的否定、阻挠甚至嘲笑。突破重重阻碍的子君和涓生坚决勇敢地走到了一起，建立起小家庭。但这来之不易的爱情却在两个人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的琐碎中逐渐被消磨掉了。子君后来回到了原来的家中，不久便逝去了。

曾经海誓山盟、充满热情的爱情苍凉结尾，让人为之惋惜。而惋惜的同时又引起深思。

悲剧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涓生：进步青年的另一面是渣男。

受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这对青年知识分子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不顾“思想未开化”的一众人的冷嘲热讽，热烈追求所谓的自由，如同两只桀骜不驯的飞鸟，却在飞行途中碰壁于现实。

涓生本就是一个担当不足的男人：与子君找住处的时候，惧怕巷子里的人的眼光；生活在一起后涓生将家务活全留给子君，然后还认为子君完全沉浸于叭儿狗和油鸡之间；将经济上的窘迫归因于子君与阿随；在寒冬中独自去图书馆取暖却不顾子君……渣男石锤了。

但是当涓生对子君说：“我不爱你了”时，也绝不能把这简单地视为一句渣男语录。正如涓生所说：“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

但是二人的实际生活中却充满了“空虚”。

“浪漫”经不起世故，更容不下计较。

他们所预设的完美的爱情经不起柴米油盐下的琐碎，涓生开始心生浮躁并且日益厌倦。当生活以更大的压力袭来时，他们便凄然、怯弱、茫然不知所措，幸福也自然化为泡影。

涓生说“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也就是说，在涓生看来：爱情是一种奢侈品，没有生活的人不配拥有爱情。

如果生活尚难以维持，爱情就无从生发。于是他违背了自己的承诺，选择抛弃自己曾经的爱人。

涓生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却也是一个懦弱的知识分子，当一段爱情走向消亡，涓生想要做的并不是补救，而是逃离。

甚至可以说，涓生始终爱的就是自己而已，他想要的也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生活，而不是与子君在一起的生活。

阿随：悲剧的隐喻。

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成熟，熟悉鲁迅的人会比较熟悉这个说法。鲁迅的小说创作之所以会得到这样的评价，简单来说，就是鲁迅对小说创作技巧的熟练使用以及能够用小说这种文体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拿《伤逝》来说，子君养的一条狗，阿随，这个不会说话的角色却寄托着作者对这个悲剧故事的思考。

首先看这条狗的名字，它的名字叫做阿随，就暗含了子君对涓生的依附性。

其次，阿随与子君“一荣俱容，一损俱损”。婚后涓生是在子君情感中缺席的，而阿随成为子君生活上、精神上的亲密伙伴。并且在阿随身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与子君这一年中的经历是前后相关的。

阿随从庙会上买来，后来被涓生蒙着头带到荒野并推进土坑中，最后又自己回到吉兆胡同。这些时间点正是子君开始对新生活充满向往、涓生失业后在家做翻译工作后矛盾激发、以及子君死后。

阿随的遭遇暗含着子君命运的伏线。

阿随在子君死后又半死不活地回到他们曾经居住的吉兆胡同。颇有带有着子君“幽灵”重返的意味，吓了涓生一大跳。

讽刺的是，涓生并没有出于对子君的惭愧心理将阿随留下，他离开了吉兆胡同，逃到了会馆里，再一次抛弃了阿随。这正暗示着，即使真正的子君再一次出现在涓生面前，他们也很大概率不会重修旧好。涓生的那种所谓的愧疚、悔恨心态只是一时的。

子君：做全职太太倒退回了传统女性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子君对父亲和胞叔坚决的态度，也是反抗封建思想的宣言。要知道，在那个多数人还被封建旧思想禁锢的时代、女性还处于完全的弱势的时代，这样的言论是不符合所谓“主流价值观”的，颇有几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味道。

这不仅体现了子君追求爱情的无畏精神，也是子君觉醒的标志。在小说问世之前，鲁迅在1924年曾经发表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可以说，当时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以追求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为新潮的。

所以说涓生可以跟子君有共同语言，他们“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注：伊孛生通译为易卜生，挪威戏剧家，其家庭伦理戏剧《娜拉之死》引起广泛讨论；泰戈尔，印度诗人，其诗集被翻译的有《新月集》《飞鸟集》等，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雪莱，英国浪漫派诗人，宣扬婚姻自主，其《西风颂》《云雀颂》等著名短诗在“五四”后被介绍到我国。）

而在二人同居后，沉浸在日常琐碎中的子君逐渐与涓生失去了对话的频道：“她的勇气都失掉了，只想着为阿随悲愤，为着做饭出神；然而奇怪的是倒也不怎样瘦损。”

子君满脑子都是做饭、与房东太太生闷气、鸡、狗……更糟糕的是，不仅二人没有了共同语言，子君的身材也走了样，两人生活条件虽然每况愈下，而子君反而“红而胖”。

而涓生喜欢的却是之前那个符合传统审美的瘦弱的子君。在涓生眼中，子君早已失去了女性的吸引力。

所以你看，子君本来是追求爱情、追求自由的，最后却回归于男性中心传统。她从封建家庭空间出走，却很快又回归于另一种传统妇女生活的空间之内。

从某种角度来说，子君确实有新女性的特点：她大胆、直率、坦诚，敢于追求爱情。所谓革命，就是要从自身开始革命。

但是，子君对新思想的接受仅限于婚姻自由，而没有真正领悟到个性解放的部分，她仍保留着传统女性的观念，将丈夫当作自己生活的中心，这是悲剧的重要原因。

“独立女性”的追问：经济独立还远远不够

鲁迅把子君的悲剧归咎于经济的不独立，确有一定的道理。正如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也指出：“女人正是通过财产基本上依附于丈夫：财产被取消，他们的地位就是并列的，甚至孩子们构成的联系，也不能与利益的稳固性相比。”

经济基础确实是女性得以独立的前提。

可是，“经济独立”就能与“独立女人”划等号吗？

在鲁迅《伤逝》问世后的十多年后的1936年，现代剧作家曹禺创作了戏剧《日出》，其中最引人争议的人物莫过于陈白露。陈白露同样出身于书香之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为了所谓的自由与独立，她成为了交际花。

鲁迅预言娜拉出走后的结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可是，陈白露是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交际花的身份——她厌倦了上层社会的生活，却因追求更舒适的、有刺激性的生活而必须周旋于上层社会才能得到经济来源。

宁愿做高等级女，也不愿意过一种无聊的生活。变坏与堕落，对陈白露来说有着无穷的吸引力。

很显然，经济上的独立并非意味着女性的独立。同样的还有张爱玲《半生缘》中的姐姐顾曼璐，尽管在经济上能够养活一家老小，但是还是很快走上了旧式女子以家庭为中心、以丈夫为中心的老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亦舒创作了小说《我的前半生》，塑造了一个新时代的“子君”形象，罗子君在大学生毕业后走入婚姻，因为爱情放弃工作，做了十三年的全职太太，后来因婚变开启新的生活，重新回归社会。

所不同的是，亦舒笔下的子君离婚后没有失去经济来源，前夫不仅给她买了一套房子，而且每月提供生活费，直至她再嫁为止。而子君在很快便在女性朋友唐晶的帮助下找到一份工作，有了经济来源，加上前夫的赡养费，离婚后的子君生活质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但基本的生存不成问题。

亦舒更加关注到女性的精神生活。婚变后的罗子君逐渐与之前的生活告别，她工作、参加各种感兴趣的活动，逐渐在精神上富足起来。在朋友、家人以及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子君真正与过去的自己告别，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与生存的价值，实现了蜕变。

所以说，归根结底，全职太太并非就是原罪。女性的生存问题，除了经济的独立之外，精神上的独立是更为重要的。

当然，有一说一，爱情与婚姻，也是需要双方共同来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