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婚约
那个雨夜,桂莲搓着粗糙的手,低声问我:"老师,你真不后悔这些年来的事?"
我摇摇头,望着窗外被雨水洗刷的村庄,心想:人生怎会有如此奇遇?
一片漆黑中,只有豆大的雨点拍打在窗棂上的声音格外清晰。
那是一九八九年的夏天,我刚从师范学院毕业,二十二岁的年纪,满腔热血要去"教书育人"。
分配书上写着"黄土岭村",一个藏在群山深处的小山村,从县城坐大半天的班车,再步行两个小时山路才能到达。
那天下午,我背着装满书籍的帆布包,踏进了这个将改变我一生的村庄。
村支书老刘,五十来岁,晒得黝黑的脸上写满了沧桑,他热情地拍着我的肩膀:"小王老师,欢迎啊!咱村好些年没来过大学生了!"
老刘带我转了一圈简陋的村小学,四间土坯房,一张破旧的黑板,几排摇摇欲坠的长条凳,就是全部家当。
"住的地方安排好了吗?"我问。
老刘摸着后脑勺,有些为难:"村里条件差,学校没宿舍,要不…先住桂莲家吧,她家有空房间。"
我点点头,对这个陌生的名字毫无预感。
桂莲,三十出头的年纪,村里的寡妇,丈夫三年前上山打柴失足摔下山崖,留下她和五岁的女儿小红相依为命。
她家是村子边上一间青砖瓦房,比起其他茅草屋稍显体面,听说是她丈夫在世时手把手盖起来的。
第一次见到桂莲,她正在院子里洗衣服,一身褪色的蓝布衫,黑发挽成一个简单的发髻,脸上没有过多表情。
"这是县里派来的王老师,暂时住你家那间西屋,行不?"老刘说。
桂莲抬起头,用水淋淋的手擦了擦额头的汗,点点头:"行。"
就这样,我住进了桂莲家。
西屋很简陋,一张木板床,一个方桌,一把竹椅,墙上挂着一张已经发黄的"上海滩"剧照,想必是她丈夫生前的爱好。
第一晚,我躺在陌生的床上,听着窗外不知名的虫鸣,想着未来的教书生涯,不知不觉睡去。
半夜,一阵轰隆的雷声把我惊醒。
外面下起了倾盆大雨,风吹得窗户"哐啷哐啷"直响。
突然,我感觉有水滴落在脸上,抬头一看,屋顶漏雨了!
我手忙脚乱地找容器接水,这时门被推开,桂莲端着一个脸盆走了进来。
"老屋了,下大雨就漏。"她声音平静,仿佛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雨越下越大,我的房间已经有三四处在漏水,桂莲不停地搬来盆子碗碟接水。
"得上房顶看看。"她说着,搬来一个木梯。
"这…这么大的雨,太危险了!"我劝阻道。
桂莲看了我一眼:"不补,明儿你全身湿透。"
我无法反驳,只好跟着她顶着大雨爬上屋顶。
屋脊上,我们弓着身子,用塑料布和砖头临时修补着漏洞。
雨水打在脸上,顺着脖子灌进衣领,冰凉刺骨。
桂莲的动作娴熟利落,看得出这样的事她已经做过无数次。
"你丈夫…"我想找话题,却不知如何开口。
"死了三年了。"她简短地说,手上的动作没停,"山上打柴,摔下去的,尸首都没找着。"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沉默地帮她一起干活。
忙活到凌晨三点多,雨小了些,漏洞也基本堵住了。
我们回到屋里,浑身湿透,狼狈不堪。
桂莲给我递来一条干毛巾:"擦擦吧,别着凉。"
我道了谢,看着她疲惫的背影消失在门外。
那一晚,我和桂莲都累得倒在各自的床上,沉沉睡去。
然而,这一睡,却惹来一场风波。
清早,天蒙蒙亮,几个上山干活的老婆子路过桂莲家门口,看见我和桂莲分别从屋里出来,头发还都湿漉漉的。
村里人的眼睛比显微镜还毒,不到晌午,全村都传开了:新来的王老师和寡妇桂莲"有一手"。
我正在教室里给孩子们上课,讲到一半,村支书老刘黑着脸把我叫了出去。
"小王啊,听说昨晚你和桂莲…"老刘欲言又止。
我一头雾水:"我们昨晚修屋顶啊,下大雨漏水了。"
老刘摇摇头:"村里人都传开了,说你们…那啥了。"
我顿时满脸通红:"没有的事!绝对没有!"
"哎,农村不比城里,这名声坏了,桂莲以后可怎么活?她一个寡妇带个闺女,本来就不容易。"老刘叹口气。
"可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啊!"我急得满头大汗。
"嘿,这话没人信。咱们村里讲究'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你是读书人,可不能毁了姑娘家清白。"
就这样,我被"勒令"与桂莲成亲。
婚礼简单到几乎没有任何仪式,只有几个邻居来喝了碗米酒,说了几句吉利话。
桂莲低着头,那双粗糙的手一直在围裙上搓来搓去,我知道她比我更难堪。
我的人生,就这样被一场大雨和一群闲言碎语,推向了一个从未预想过的方向。
日子就这么开始了。
我在村小教书,桂莲在生产队干活,晚上回来照顾她女儿小红。
起初,我们相敬如宾,各睡一间,仿佛只是合租的陌生人。
桂莲几乎不怎么和我说话,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干活,天黑透才回来,做好饭菜放在桌上,然后带着小红回自己屋里去了。
小红是个懂事的孩子,瘦瘦小小的,大眼睛里透着早熟的机灵。
一开始她对我充满戒备,总是躲在桂莲身后偷看我。
我试着和她搭话:"小红,来,老师教你认字好不好?"
她摇摇头,把脸埋进母亲的裙子里。
村里人对这门婚事议论纷纷。
有人说我是被骗进了"虎口",有人说桂莲是个"扫把星",克死了前夫又勾引了我。
更有甚者说我是城里来的,迟早会抛下桂莲母女跑路。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我只能置之不理,专心教书。
桂莲似乎早已习惯了这些闲言碎语,从不辩解,更不解释。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被桂莲的坚韧打动。
她五点起床做饭,日落才回家,手上的老茧层层叠叠,脸上的皱纹也一天比一天多,却从不抱怨一句。
有一次,我回家看见桂莲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她的手在寒冷的水中泡得通红,指节因常年劳作而粗大变形。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做生活的重量。
半年后的一个晚上,我提议在家办个扫盲班。
当时村里的成年人大多不识字,每次收到亲戚的信都要找我念,有些私密的内容,他们又难以启齿。
"咱们村里有多少人不识字?"我问桂莲。
她难得地思考了一下:"大概有三十多个壮劳力吧,还有些老人家。"
"我想晚上办个扫盲班,你觉得怎么样?"
桂莲第一次抬头直视我:"好啊,我帮你去说。"
她第一个支持我的提议,还帮着挨家挨户动员。
就这样,我家的堂屋成了临时教室。
晚上,煤油灯下,十几个庄稼汉挤在小屋里,认真地描着"一、二、三"。
桂莲坐在角落,也跟着学。
她的字歪歪扭扭,像刚学走路的孩子,却写得格外认真。
有时她会偷偷地把写好的字纸藏起来,好像生怕别人看见她的"丑字"。
我悄悄发现,她枕头下有一沓练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她的名字和我的名字。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村里人渐渐接受了我们这对"奇怪"的夫妻。
我帮他们写信、算账、教孩子,桂莲为生病的乡亲熬药、照顾,我们慢慢融入了这个小山村的生活。
一年过去,我和桂莲的关系也有了微妙的变化。
虽然我们仍然分房睡,但已经能够坐在一起吃饭,聊聊村里的事,聊聊小红在学校的表现。
小红也不再躲着我,每天放学回来会兴高采烈地喊我"爸爸",虽然我知道她是被桂莲教的。
我默许了这个称呼,也慢慢接受了这个小家庭。
晚上,扫盲班结束后,我有时会和桂莲坐在院子里纳凉,看着满天繁星,偶尔聊几句。
"你…不想回城里吗?"有一次,桂莲突然问我。
我摇摇头:"挺好的,孩子们需要我。"
她沉默了一会儿:"对不起,耽误你了。"
我知道她指的是那场莫名其妙的婚事。
"没什么对不起的,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我笑着说。
桂莲抬起头,月光下,我看见她眼中闪过一丝欣慰,又迅速低下头去。
这样的日子平静而温暖,我甚至开始想象我们会这样一直过下去,直到老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第二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一个风尘仆仆的男人出现在村口,询问桂莲家的方向。
那是一个看起来四十出头的男人,虽然憔悴,但眉眼间透着坚毅,正是桂莲"死去"的丈夫周大林。
原来他当年被山洪冲走,昏迷不醒,被下游的渔民救起,因脑部受伤失忆,在外流浪多年,直到最近才渐渐恢复记忆,想起自己的家和妻子儿女。
村里炸开了锅,人们纷纷涌到桂莲家门口,看这出"活戏"。
桂莲站在院子里,脸色苍白,双手紧紧攥着衣角,一动不动地看着门口的男人。
"桂莲…"周大林喊了一声,声音嘶哑。
"大林哥?"桂莲的声音几乎微不可闻。
就在这一瞬间,我看见桂莲眼中涌现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彩,像是沙漠中的旅人看到了绿洲。
他们相拥而泣,三十多岁的桂莲,脸上第一次绽放出少女般的光彩。
小红站在一旁,懵懂地看着这个陌生的"爸爸",又看看我,眼中满是困惑。
那一晚,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命运真是捉弄人,当我刚刚开始接受这段关系,学着去爱这个家的时候,真正的丈夫却回来了。
第二天一早,我主动向村支书提出离开。
"这事儿闹的…"老刘搓着手,一脸为难,"不过也是喜事,周大林没死,一家人团圆了。只是你…"
"我没事,本来就是个误会。"我笑着说,心里却五味杂陈。
收拾行李那天,整个村子的人都来送我。
桂莲站在人群后面,眼睛红红的,嘴唇紧抿着。
周大林倒是大方,走上前来跟我握手:"谢谢你照顾我的家人。"
我点点头:"应该的。"
临行前,桂莲递给我一个布包:"带些干粮在路上吃。"
我接过来,感觉里面似乎不只是食物,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没有打开看。
村口,小红突然跑过来抱住我的腿:"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蹲下身,摸摸她的头:"爸爸要去很远的地方教书,你要好好听妈妈的话,好好学习。"
小红抽泣着点点头。
看着她的样子,我心里一阵绞痛,这一年多来,我已经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离开黄土岭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仿佛是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
在去往县城的路上,我打开了桂莲给我的布包。
里面除了几个煮鸡蛋和窝窝头,还有一个小布袋。
布袋里装着一枚朴素的木戒指,想必是她亲手刻的,上面粗糙地刻着"桂"字。
还有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谢谢你,我这辈子不会忘记。"
我把木戒指戴在左手无名指上,任凭泪水模糊了视线。
回城后,我被分配到一所普通中学任教语文。
三十年来,我安心做了一名教师,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
虽然终身未娶,但我从未感到孤独。
每当夜深人静,我会摩挲那枚已经有些磨损的木戒指,想起那个雨夜的黄土岭,想起那个教会我生活的女人。
我尝试着给黄土岭写过几封信,询问桂莲一家的近况,但从未收到回复。
我猜想,也许他们搬走了,或者信件在崎岖的山路上丢失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渐渐接受了这个结局,专注于我的教书生涯。
学生们都好奇我为什么不结婚,我总是笑而不答,只说"缘分未到"。
有几个女教师对我示好,我也都婉拒了。
不是不想拥有自己的家庭,只是心里那个小小的位置,早已被一个朴素的山村妇女占据,再也容不下其他人。
2019年秋天,学校迎来了一批新生。
在整理新生档案时,我无意中看到一个熟悉的地名——黄土岭村。
那个学生叫周红,今年刚好十七岁,父母是周大林和李桂莲。
我的心猛地一跳,这不正是小红吗?
开学那天,我特意站在教室门口,等着看这个阔别三十年的"女儿"。
当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走进来时,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她长得像极了年轻时的桂莲,有着同样清澈的眼睛和坚定的表情。
"你好,我是周红。"她礼貌地向我鞠躬。
"你好,我是王老师,可能…你不记得我了。"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她歪着头看我:"您是…?"
"我曾在黄土岭村教过书,认识你父母。"
她眼睛一亮:"啊!您就是王老师!我妈妈常提起您,说您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老师,教会她识字,也教会她勇敢面对生活!"
我心头一暖:"你妈妈…还好吗?"
"妈妈很好,她现在是村里的妇女主任,还办了个扫盲班呢,说是跟您学的。"周红笑着说,"爸爸去年走了,肺病,妈妈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错过了我小时候的成长。"
听到周大林去世的消息,我心中五味杂陈。
"对了,老师,妈妈知道我考上这所学校后,特意让我带了东西给您。"周红从包里拿出一个包裹。
我接过来,轻轻打开,里面是一条手工编织的围巾,还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桂莲和一群妇女在一起,她站在中间,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已经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的村妇了。
照片背面写着:"给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老师,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我。"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是必经之旅。
我曾以为那是一场意外,如今看来,那是生命给我最好的馈赠。
那天晚上,我又收到了一条短信:"老师,妈妈想问问您,有空回黄土岭看看吗?村子变了很多,她想亲自感谢您。"
我望着窗外的月光,摩挲着手上那枚已经陪伴了我三十年的木戒指,回复道:"一定。"
在黄土岭的那一年,我不仅是一名老师,更是一个学生,学着如何在命运的泥泞中,寻找坚强生长的力量。
命运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却也给了我们彼此的祝福。
人生路漫漫,或许转角就是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