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婚情缘
＂老杨，咱俩这样AA过日子已经五年了，你有没有觉得少点什么？＂方梅站在阳台上，春风拂过她染过的黑发，五十六岁的她保养得宜，在夕阳下依然风韵犹存。
我放下《工人日报》，目光透过老花镜打量她。
这个问题，我等了五年。
我叫杨开国，1941年生人，在东北第一机械厂干了三十年钳工，两年前刚刚办了退休。
前妻因病走得早，那是1998年的事，她走时才52岁，留下我和两个都在外地的儿女。
孤独像影子一样黏在我身上，白天还好，晚上回到家，那种寂寞就如同东北的寒气，从脚底一点一点往上爬。
单位里有人说：＂老杨啊，你这样可不行，得找个伴儿。＂
我当时摆摆手：＂哪有那么容易。＂
没成想，退休后不久，车间老王真给我介绍了一个。
她叫方梅，是百货公司的会计，比我小两岁。
人家也是独身，丈夫早年因工伤离世，膝下只有一个远在广州的女儿。
初见那天，她穿着浅蓝色的确良衬衫，戴着一副玳瑁框眼镜，坐姿端正，说话轻声细语，与我们车间里的大嗓门截然不同。
我有些拘谨，手里攥着那盒早已备好的＂大前门＂香烟，不知该不该拿出来。
相亲地点是老城区的＂友谊茶馆＂，八十年代初开的，至今仍是退休老人聚集的地方。
陈旧的木桌上，两杯茉莉花茶冒着热气，氤氲中她开门见山：＂杨师傅，我想找个搭伙过日子的，各花各的钱，互相有个照应。＂
这话直接，却合我心意。
退休金不多，儿女虽然常寄钱来，但我放不下那张老脸伸手要。
回家路上，我记得那天天空格外蓝，东北的春天来得晚，街边的杨柳才刚吐出嫩芽。
我想：搭伙过日子，也好。
没想到这一搭，就是五年。
五年来，我们相处甚欢。
她做一手好菜，尤其是醋溜土豆丝，又脆又酸，我连吃三碗饭都不嫌多。
我修得了收音机电视机，家里的电器坏了，她从不用叫维修工。
春天一起去北山摘野菜，夏天去松花江边乘凉，秋天在小区的长椅上数落叶，冬天我帮她铲雪，她给我织毛衣。
日子虽简单，却有了温度。
有一年冬天，我感冒发烧，她二话不说，背着药箱来了，二两白酒兑姜汤，逼着我喝下去，又是擦身子又是换湿毛巾，忙活到半夜。
那晚我迷迷糊糊中感觉到她的手轻轻抚过我的额头，动作轻柔得像对待珍宝。
第二天醒来，热退了，枕边放着一个保温杯，里面是她熬的甜米粥。
可每到月底分账，我心里总觉得别扭。
＂电费多少？＂
＂水费几许？＂
＂菜钱怎么算？＂
这样的对话，让我们之间总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
同院的老刘知道后，跟我嘀咕：＂老杨啊，那不叫日子，那叫合伙做买卖呢！＂
这话像根针，扎在我心上。
我爹常说：＂男人不能让媳妇受委屈。＂可我算什么？连个名分都不给人家。
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万一人家不乐意呢？万一把好好的日子搅黄了呢？
就这样，我们谁也不提，依旧是每天一起吃饭，看电视，在小区里散步，却始终保持着微妙的距离。
方梅桌上有一个老式的木头首饰盒，里面放着她丈夫当年送的玉坠，她常常出神地看着它发呆。
我知道她心里有道坎，就像我也有我的顾虑一样。
时光就在这种不言说的默契中流逝。
今年春节，儿女难得齐聚一堂。
我儿子杨朗在深圳一家外企当工程师，女儿杨兰在上海做教师，平时一年到头难得回来一次。
饭桌上，方梅炒了一大桌子菜，红烧肉、锅包肉、地三鲜，样样都是东北特色，又是敬酒又是夹菜，招待得体贴周到。
儿子喝了点酒，脸红扑扑的，直接问：＂爸，你跟方阿姨这么好，干嘛不结婚啊？＂
我一愣，筷子停在半空。
女儿杨兰也附和：＂是啊，都这么多年了，AA制有啥意思？爸，您这不像个男人！＂
这话说到我心坎上了。
酒过三巡，我终于鼓起勇气，对方梅说：＂咱俩年纪也不小了，要不把日子过到一块去？＂
我话里有话，指的是把两人的钱袋子也合到一起，不再分你我。
没想到方梅脸一沉：＂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饭桌上气氛一滞，儿女们面面相觑。
我赶紧打圆场：＂好好好，就这样过，挺好。＂
儿子不乐意了：＂爸，您怎么这么没骨气？＂
女儿拽了拽他的袖子，使了个眼色。
那顿饭，吃得索然无味。
儿女们走后，我和方梅之间多了几分尴尬。
她做饭时不再哼小曲，我修东西时也不再絮絮叨叨。
有天晚上看电视，正播着《人到中年》，剧中的夫妻为柴米油盐争执不休。
方梅忽然说：＂你看，还是咱们这样好，钱各管各的，清清爽爽。＂
我没吭声，只觉得心里堵得慌。
春去夏来，日子照常过。
可我心里那个疙瘩越来越大。
后来，我偶然发现她每月都往老家寄钱。
那天我去邮局汇款给女儿，正好看见方梅在窗口填单子。
她没注意到我，认真地在汇款单上写着什么，然后从钱包里小心翼翼地数出一叠钱。
我没上前打招呼，等她走后，顺口问了邮局的小王：＂方大姐常来啊？＂
小王点点头：＂可不，每月十五准时来汇款，雷打不动。＂
一个念头闪过：她是不是还有别的家人瞒着我？
东北人管这叫＂挖坑＂——背着对象干小动作。
这事在我心里像根刺，扎得我睡不好觉。
那是个星期天的傍晚，小区里的老人们三三两两坐在树荫下乘凉，说笑声不绝于耳。
我和方梅坐在小区的老枫树下。
夕阳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是一对并排生长的老树。
我手里攥着她最爱吃的冰糖葫芦，酸甜的味道像极了我们的关系。
＂方梅，我想知道，你每月往老家寄钱是为什么？＂我终于开口。
她明显愣了一下，眼神躲闪：＂你怎么知道的？＂
＂我那天在邮局看见你了。＂
她沉默片刻，叹了口气：＂是给我哥家的孩子，他今年上大学了。＂
＂你为啥不告诉我？＂
＂我哥是下岗工人，家里条件不好，我得帮衬着点。＂她低着头，＂怕你嫌我拖累。＂
＂你这是什么话？咱俩谁跟谁啊！＂我声音有点大，惹得旁边的老头老太太都看过来。
＂就是因为咱俩谁也不是谁的谁，我才不能让你承担我的负担。＂方梅倔强地说。
这话像一盆冷水，浇得我透心凉。
是啊，AA制的关系，本就不是真正的一家人。
天色渐晚，蚊子开始嗡嗡作响，我们默默地回了家。
那晚，我一人站在阳台上抽了一整包烟。
月光下，对面楼里的灯一盏盏熄灭。
我想起了前妻。
那时候日子也不宽裕，可我们从没计较过谁付钱多谁付钱少。
家里的钱就放在一个铁盒子里，谁需要就拿，从不问为什么。
那才叫日子。
我越想越心酸。
次日，我特意买了两斤羊肉，准备做个炖菜。
方梅看见了，问：＂这么多肉，吃得完吗？＂
＂不够再买。＂我说。
＂那得多少钱啊？＂她皱着眉。
＂钱钱钱，就知道钱！＂我一拍桌子，＂咱们这关系，至于吗？＂
＂你这是怎么了？＂方梅瞪大眼睛。
＂我就是想明白了，要么咱俩真过日子，要么就别过了！＂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方梅脸色煞白，转身就往外走。
我一把拉住她：＂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她停下来，眼圈红红的：＂杨开国，我这辈子过得不容易，好不容易找到依靠，你却要我交出全部。＂
＂我没有要你交出全部啊！＂
＂那你想要什么？＂
我一时语塞。
是啊，我到底想要什么？
其实我明白，我要的就是全部。
要的是她心无芥蒂地依靠我，把我当作她的后半生。
方梅叹了口气：＂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和你结婚吗？＂
我摇摇头。
＂我怕。＂
＂怕什么？＂
＂怕你儿女不同意，怕万一将来生病了，没人照顾，怕老了没有依靠。＂她一字一句地说，＂这些年，我攒的那点钱，是我唯一的安全感。＂
她说这话时，目光落在那个木头首饰盒上。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她的坚持。
那不是小气，而是来自生活磨砺出的自保。
＂你害怕，我能理解。＂我说，＂可你想想，咱们这辈人，经历的太多了。＂
＂计划经济那会儿，我排队买肉，你排队买粮；改革开放那会儿，我下岗再就业，你从临时工熬到正式工。＂
＂苦日子都熬过来了，难道现在反而怕了？＂
＂那不一样。＂方梅转过脸去，＂年轻时苦点没关系，现在老了，我只想安安稳稳。＂
＂可一起过，不是更安稳吗？＂
她没回答，只是默默地走进厨房，开始洗菜切肉。
我看着她的背影，感到一阵心疼。
这个女人，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伤，才会把防备筑得这样高。
晚上，我们照常吃饭看电视，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
可有些话，一旦说出口，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时发现桌上放着一张纸条：＂我回老家几天，别担心。＂
我心里＂咯噔＂一下。
大热天的，她突然回老家？
这一走，会不会就不回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坐立不安。
平时爱看的《参考消息》也看不进去了，下棋也总是走错。
同院的老刘见我魂不守舍，问：＂老杨，咋了？＂
我把事情一说，老刘直摇头：＂你这叫啥事啊？人家方大姐人多好，帮衬家里有啥错？你小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我被说得哑口无言。
是啊，我怎么就不能理解她呢？
第四天晚上，方梅回来了，脸色疲惫，提着两个沉甸甸的塑料袋。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赶紧接过她的包，＂吃饭了没？我下碗面条？＂
＂吃过了。＂她淡淡地说。
我看着她憔悴的样子，心疼不已：＂你这趟回去，辛苦了。＂
她摆摆手，从包里拿出一个相册：＂给你看个东西。＂
相册里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的照片，有穿中学校服的，有戴大学校徽的，还有拿着奖状的。
＂这是我侄子，今年考上了哈工大，学机械的。＂方梅的声音有些哽咽，＂他爸下岗后找了份看仓库的活，一个月才几百块。＂
＂老嫂子身体又不好，家里就指望这孩子了。＂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这孩子，你资助了多久？＂
＂从初中开始，到现在快十年了。＂
我的眼眶湿了：＂你这些年，一个人攒钱供他上学？＂
她点点头：＂我没有孩子，就把他当自己的儿子。＂
＂那你为啥不告诉我呢？＂
＂怕你嫌我拖累，怕你以为我......＂她顿了顿，＂怕你以为我没本事，不配跟你过日子。＂
她的话让我心如刀绞。
原来她一直把我看得如此之高，高得她不敢让我看到她的软弱和牵挂。
＂傻丫头。＂我握住她的手，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叫她，＂你这不是没本事，这是有情有义！咱们一起帮这孩子，不是更好？＂
我说这话时，感觉自己的心前所未有地柔软。
＂真的可以吗？＂她小心翼翼地问。
＂那还用说！＂我拍拍胸脯，＂从今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她第一次靠在我肩上，轻轻地笑了。
那笑容像是冬日里的阳光，温暖而明亮。
之后的日子，我们开始谈论更多以前不敢谈的话题。
＂我一直担心，如果咱们结婚，你儿女会不会接受我。＂她坦诚道。
＂他们早就盼着呢！＂我笑着说，＂你没看见上次过年，他们多热情吗？＂
＂还有，我怕...＂
＂怕啥？＂
＂怕老了病了，没人照顾。＂
＂我不是人啊？＂我故意逗她。
＂你比我大两岁呢！＂她说得认真。
＂那咱们互相照顾，谁也不拖累谁。＂
就这样，我们坐在小区的长椅上，一点一点拆解彼此的心墙。
六月的傍晚，蝉鸣阵阵，槐花香气弥漫在空气中。
方梅突然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每天都戴那个玉坠吗？＂
我摇摇头。
＂那是我丈夫临终前给我的，他说，＇这玉能护你平安＇。＂她轻声说，＂这些年，我总觉得是它保佑我遇见了你。＂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紧紧握住她的手。
在中国的传统里，玉石代表着忠贞和美好，承载着太多的情感和期许。
我想，或许这就是一种缘分，让我们两个孤独的灵魂在人生的暮年相遇，互相温暖。
六十岁生日那天，方梅煮了一锅饺子。
我送她一对银手镯，是用存了大半年的烟钱买的。
她红了眼眶，拿出一个信封：＂杨开国，这是户口本和结婚证的钱。＂
我愣住了：＂你是说...＂
＂咱们把日子真过到一块去吧。＂她温柔地说。
几个月后，在儿女的见证下，我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没有繁文缛节，只有一桌家宴和几个老朋友。
儿子杨朗开了瓶好酒，敬我们：＂爸，方妈，祝你们白头偕老！＂
女儿杨兰送了一套崭新的床上用品：＂这是我和弟弟一起挑的，祝你们每天都睡个好觉！＂
邻居老刘拍着我的肩膀说：＂老杨，你小子运气真好！这么好的媳妇，打着灯笼都难找！＂
我笑而不语。
他们看到的是方梅的美貌，而我看到的，是岁月沉淀后她眼角的每一道皱纹，和皱纹下坚韧的灵魂。
那才是我们这代人真正的财富。
婚后的日子，果然不一样了。
我们把两人的积蓄合在一起，开了个共同账户。
每月的退休金一进账，方梅就会仔细记在一个蓝皮本子上，然后合计着安排这个月的花销。
侄子的学费，我们一起承担；家里的大事小情，一起商量。
她不再独自承担，我也学会了分享。
有一天收拾东西，我发现她的木头首饰盒放在了我们的床头柜上。
那个玉坠，静静地躺在盒子中央，旁边是我送她的银手镯。
我忽然想到，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模样。
方梅常说：＂咱们这辈人啊，就像这老房子一样，看着不起眼，但根基牢靠。＂
确实如此。
我们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也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日新月异；我们数着票证过日子，也适应了市场经济的潮起潮落。
磨难让我们学会了坚韧，也教会了我们珍惜。
如今，我和方梅常常坐在小区的长椅上，看着年轻人匆匆走过。
他们有他们的追求，我们有我们的幸福。
去年春节，侄子大学毕业了，专程来看我们。
高高大大的小伙子，规规矩矩地叫我＂杨叔＂，又亲热地唤方梅＂干妈＂。
他给我们带来了他的好消息——被一家知名企业录用了，月薪比我退休金还高。
晚上，方梅抹着眼泪说：＂这孩子有出息了，我这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
我握着她的手：＂这是你栽的梧桐树，引来了金凤凰。＂
是啊，人这一辈子，无非就是为了心安。
方梅给了我依靠，我给了她安全感，我们互相成就了彼此晚年的幸福。
有人说，中国人的婚姻就是一本细水长流的账本。
我和方梅的故事证明，这账本里，除了钱，更重要的是情和义。
那天，我们又坐在老枫树下，阳光透过树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方梅靠在我肩上，轻声说：＂老杨，咱们这辈子，值了。＂
我看着她鬓角的白发，心中涌起无限柔情。
人到暮年，最珍贵的不是金钱和地位，而是有人愿意陪你慢慢变老。
有人说，爱情是年轻人的专利。
我不信。
那些过往的风风雨雨，那些共同扛过的艰难岁月，那些深夜里彼此的陪伴和理解，不正是最深沉的爱情吗？
余生很贵，愿我和方梅，携手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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