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新房给大女儿住，4000退休金给小女儿，生了场病我看穿了她们

回家

＂老秦，你又犯糊涂了，把新房给大女儿住，退休金给小女儿花，自己却连个像样的住处都没有，真是糊涂到家了！＂

王大树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气呼呼地说着，手里的搪瓷杯冒着热气，那是他从家里带来的枸杞茶。

我躺在医院的白铁床上，望着窗外初春的阳光，那光芒透过泛黄的窗帘洒在被子上，形成一道道温暖的光斑。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肺炎，像是给我蒙着眼睛走了大半辈子的人突然拿掉了眼罩，让我看清了许多事情。

1986年，我从东方钢铁厂退休，那时候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收音机里经常播报着各种新政策，街上的人们眼神里都带着憧憬。

单位分了一套七十平米的两居室，红砖楼房，虽说没有抽水马桶，但有阳台，能晾衣服，比起以前的筒子楼强太多了。

日子虽不富裕，家里除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和一台缝纫机外，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也算踏实。

老伴去世早，是那时候医疗条件差，得了肝病，硬撑了两年就走了，留下我和两个女儿相依为命。

大女儿秦兰今年已经四十岁，在市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整天站柜台，嘴皮子利索，笑脸相迎，日子过得去。

她丈夫刘建军是机械厂的车间工人，踏实肯干，就是有时候爱喝两盅，但对家里还算负责。

小女儿秦梅比姐姐小三岁，在邮电局上班，每天跟那台黑色的老式电话机打交道，长得秀气，嫁给了远洋船员赵明。

这小子人倒是稳重，就是常年在外跑船，一年到头见不了几面，小女儿经常跟我抱怨孤单。

两个闺女从小懂事，工作也稳定，在那个＂铁饭碗＂横行的年代，也算有了保障，我一直引以为豪。

我退休那年，恰好大女儿结婚，婚礼在厂里的礼堂办的，几张八仙桌，几盘家常菜，放了几挂鞭炮，也算红红火火。

当时住屋紧张，年轻人结婚没地方住是常事，有的甚至在办公室支张行军床对付。

那时候厂里的老钱主任找我谈话：＂老秦啊，你看你一个人住两居室太宽敞了些，组织上考虑，是不是让你搬到单身宿舍去，这套房子让给你闺女结婚用？＂

我当时心里还有些不情愿，毕竟这房子是我干了一辈子换来的，可转念一想，闺女结婚确实需要地方。

＂爸，您就搬到单身宿舍去住吧，那边也有您厂里的老同事，还热闹呢。＂

大女儿秦兰手里摆弄着新发的工作证，眼睛不敢看我，声音有些不自然地说道。

＂我和建军结婚，总不能还挤在集体宿舍里，人家都笑话。＂

她继续补充，眼睛瞄着窗外，好像那里有什么稀奇的东西。

＂是啊，爸，您一个人住那么大房子也是浪费，＂小女儿秦梅也在一旁帮腔，她穿着邮电局发的蓝色制服，头发烫了个卷，显得格外精神，＂您看隔壁李叔叔不也是让儿子住大房子，自己搬去宿舍了吗？＂

我想着闺女说得也有道理，又想到老钱说的＂组织考虑＂，便点了点头：＂那行吧，爸搬就搬，反正一个人住哪都是住。＂

谁知道这一搬，就是十几年，从七十年代的红砖小楼搬到了六十年代建的平房，从宽敞明亮的两居室搬到了十几平米的单身宿舍，那屋子小得转个身都费劲，墙皮脱落，冬冷夏热，卫生间还是公用的。

每月四百元的退休金，在那个物价还不算高的年代，本来够过得去，但我只留了一百五十元给自己买点咸菜酱油，剩下的都给了小女儿秦梅。

小女儿从小体弱，上学时就经常生病，看着她那张瘦瘦的脸，眼睛里满是祈求，我心里就软了。

＂爸，我们家消费大，赵明出海一走就是半年，家里开销全靠我一个人，工资又低。＂

听她这么说，我更加心疼，每月都把钱如数交给她：＂拿着吧，爸也没啥用钱的地方，你们年轻人不容易。＂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也从六十岁到了七十岁，头发白了大半，牙也掉了几颗，但我从不向女儿们抱怨。

去年冬天，一场大雪覆盖了整个城市，我在单身宿舍门口的水泥地上摔了一跤，差点把腰闪了，疼得我龇牙咧嘴。

王大树见状，放下手中正在修理的旧式半导体收音机，搀扶着我进屋，给我揉着后腰：＂老秦，你也该回自己家住了，那套房子毕竟是厂里分给你的啊，不是分给你闺女的。＂

我摇摇头，脸上满是无奈的皱纹：＂那是闺女的家了，人家小两口生活，我哪能去打扰？＂

王大树不屑地撇撇嘴，手里的旧式火柴盒在桌上敲出不耐烦的节奏：＂你那是给闺女，又不是卖给闺女，凭什么你住这种地方？瞧瞧这屋顶，下雨天漏得跟筛子似的！＂

我嘿嘿一笑，岔开话题：＂闺女孝顺着呢，隔三差五就来看我，上次还给我带了罐蜂蜜，说是补身子的。＂

王大树哼了一声：＂你呀，就是太实诚，闺女们都骑到你头上了。＂

后来春节，两个闺女都回来看我，带着孙子孙女，热热闹闹，吃了顿饺子。

我从床底下的纸箱里掏出给外孙准备的红包，是我攒了大半年的散钱，虽然不多，但也是心意。

孩子们拿了红包，欢天喜地地跑出去放鞭炮，屋子里突然安静下来。

我发现大女儿秦兰看我的眼神有些躲闪，她的手不停地摆弄着那条已经褪色的围巾；小女儿秦梅则频频看表，来得匆匆，一副要走的样子。

＂爸，我们家最近买了新电视，二十一寸的彩电，清楚着呢，您老什么时候去坐坐？＂

大女儿说着，但眼睛却看着窗外，孩子们在院子里追逐打闹的声音透过薄薄的玻璃传进来。

＂爸，我们准备装修房子了，把那老式的红木家具都换掉，换成现代的，等装好了您来住几天。＂

小女儿笑着说，手指不停地绕着发梢，那是她心虚时的习惯动作。

我点点头，心里却明白，她们的邀请不过是客套话，这些年，我去她们家做客的次数屈指可数。

每次去，都觉得自己像个不速之客，她们虽然面上热情，但那种刻意的生疏却怎么也掩饰不住。

三月的一天，我突然发起高烧，浑身像是被架在火上烤，头昏脑涨，连水都喝不下去。

王大树发现我不对劲，赶紧叫了辆厂里的手扶三轮车，把我送进了医院。

查出是肺炎，需要住院治疗，医生写了一大堆检查单子，光是挂号费就花了五十块钱。

＂得通知您家人来办住院手续，＂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医生推了推眼镜说，＂还需要交五百块钱住院押金。＂

我想了想，掏出那个包着塑料布的旧皮夹子，拨通了大女儿的电话。

＂爸，我现在正忙着呢，今天商场搞活动，走不开，您先垫着钱，我晚点过来。＂

电话那头传来秦兰有些不耐烦的声音，还伴着嘈杂的背景音，似乎真的很忙。

我又打给小女儿，拨号盘转动的声音在走廊上显得格外刺耳。

＂爸，我今天有个重要会议，走不开，您先垫着，我明天一定去看您。＂

秦梅的声音听起来疲惫而敷衍，我甚至能想象她一边接电话一边翻白眼的样子。

最后还是王大树帮我办了住院手续，老伙计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票子，数了五百元交给护士，还垫付了一些检查费用。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闻着消毒水的味道，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不是因为病痛，而是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两个女儿，一个住着我的房子，一个拿着我的退休金，可在我最需要她们的时候，却都不在身边。

老伴的照片还夹在我的皮夹子里，已经发黄，边缘也有些卷曲，但她的笑容依然那么温暖。

我轻轻抚摸着照片：＂老伴啊，你在天上看到了吗？咱们的女儿长大了，可她们好像忘了我是她们的父亲。＂

泪水不知不觉模糊了我的视线，滴落在那张泛黄的照片上。

第二天下午，两个女儿先后赶到医院，秦兰带来了一些水果，秦梅则拎着几袋营养品。

她们满脸关切，嘘寒问暖，倒像是关心得很。

＂爸，您怎么不早说身体不舒服呢？＂

秦兰坐在床边，帮我削着苹果，那把水果刀在她手中转得飞快，苹果皮一圈圈落下，像是解不开的疙瘩。

＂就是，爸，您这身体可不能开玩笑。＂

秦梅接过话茬，语气里满是责备，好像生病是我的错一样。

我望着两个女儿，心里却涌上一丝苦涩。

这些年来，我把最好的都给了她们，而她们给我的，却只有这些表面的关心。

记得秦兰小时候，有一次发高烧，我连夜背着她去医院，在走廊上守了一整夜；秦梅上学时，我为了给她攒学费，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

如今，连送我去医院这样的小事，她们都抽不出时间。

＂房子的贷款快还清了，＂秦兰突然说道，摆弄着手腕上的新手表，＂建军厂里效益不错，年底还发了奖金。＂

＂我们单位也涨了工资，＂秦梅也不甘示弱，＂赵明下个月就回来了，说是给我买了国外的化妆品。＂

我静静地听着她们炫耀生活的美好，心想：这些年，我给她们的太多，反而让她们忘了感恩。

傍晚，两个女儿都走了，说是要回去照顾家庭。

秦兰临走时说：＂爸，明天我派建军来看您。＂

秦梅则保证：＂爸，后天我一定来，给您带好吃的。＂

病房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对面床的老人在呻吟，墙上的日光灯发出嗡嗡的声响，走廊上护士的脚步声时远时近。

我摸出床头柜里的那本《人民文学》，是我最爱看的杂志，翻到一半却怎么也看不进去。

夜深人静时，我突然想通了一个道理：给予不一定能换来真心的关爱。

也许，我对女儿们太过溺爱，反而让她们觉得理所当然。

也许，我应该收回我的房子，收回我的退休金，让她们明白：父爱如山，但山也有倒塌的一天。

第三天清晨，小区胡同口开杂货店的老李来看我，带来了一碗热腾腾的皮蛋瘦肉粥。

他穿着那件褪了色的绿军装，头发乱糟糟的，粗糙的手小心翼翼地端着粥碗。

＂老秦，听说你病了，我特意给你熬了粥，趁热喝了吧。＂

老李是个粗人，话不多，但总能在关键时刻出现。

当年我老伴走的时候，是他一大早起来帮我张罗的丧事；孩子们上学时，经常是他照顾放学后无人管的她们。

我突然有些哽咽：＂谢谢你，老李。＂

＂啥谢不谢的，咱们是邻居，＂老李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脸上的皱纹堆成一团，＂你那两个闺女呢？＂

我愣了一下，苦笑道：＂她们忙，没空来。＂

老李皱了皱眉头，眼中闪过一丝不屑：＂那怎么行？你病成这样，她们不应该轮流照顾吗？＂

我没有回答，只是低头喝粥，那粥熬得恰到好处，米粒软烂，皮蛋的咸香和瘦肉的鲜美融为一体，热气腾腾的，温暖了我的胃，也温暖了我的心。

接下来几天，答应来的女婿一个没出现；大女儿秦兰来过一次，带着她儿子小刚，匆匆待了半小时就走了，说是孩子有奥数补习班；小女儿秦梅打了个电话，说工作太忙，抽不开身。

而老李、王大树却隔三差五地来看我，还有单身宿舍的几个老伙计，轮流来陪我说话，带来自家做的可口饭菜。

宿舍对门的张大爷甚至自掏腰包，给我买了一盒据说很补的阿胶。

病房里的收音机里播着《梁祝》，那哀婉的旋律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

记得孩子们小时候，我经常带她们去厂里的露天电影场看电影，夏天的夜晚，蚊子嗡嗡地叫，我们坐在带来的小马扎上，看着黑白的画面在白墙上跳动。

秦兰总是会被感人的情节看哭，秦梅则会兴奋地指着画面问东问西。

那时候，她们多么依赖我啊，什么时候变了呢？

是我给得太多，还是她们变得太快？

住院第七天，医生说我可以出院了。

我的病情有所好转，虽然还有些咳嗽，但已经不需要住院治疗了。

我拨通了大女儿的电话，请她来接我。

＂爸，今天我加班，实在走不开。要不您打个出租车回去？现在出租车也不贵，也就五六块钱。＂

秦兰在电话那头说得理所当然，好像接父亲出院是件多么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叹了口气：＂行吧。＂

挂了电话，我又给小女儿打去电话，她也说有事脱不开身，还问我要不要她报销出租车费。

我苦涩地笑了笑：＂不用了，我自己有钱。＂

最后，还是王大树来接我回了单身宿舍。

他骑着那辆老旧的二八自行车，后座绑了块软垫子，说是怕我坐着不舒服。

一路上，初春的风还带着几分寒意，但阳光却暖洋洋的，照在脸上，让人感到一丝安慰。

回到宿舍，看着斑驳的墙壁和简陋的家具，窄小的单人床和掉漆的桌子，我突然下定了决心。

第二天一早，我换上那件留了十多年的深蓝色中山装，戴上老花镜，去了公证处。

年轻的公证员听完我的请求，惊讶地看着我：＂您确定要收回房子的使用权吗？＂

我点了点头，眼神坚定：＂那是我的房子，我有权决定谁来住。＂

办完手续，我又去邮电局，给两个女儿各发了一封挂号信，信封里装着公证书的复印件。

邮局的窗口后面，一个和秦梅差不多年纪的女职员接过我的信，动作熟练地贴上邮票，盖上邮戳。

她看了看信封上的地址，好奇地问：＂是给您闺女的？＂

我点点头：＂是的，告诉她们一个道理。＂

女职员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但没有多问，只是笑着说：＂邮费一共三块六。＂

我从那个旧皮夹子里掏出四块钱，说：＂不用找了。＂

一周后的周日，两个女儿同时来到我的宿舍，她们手里各拿着一封信，脸色难看。

秦兰穿着一件鹅黄色的毛衣，头发烫得卷卷的，但眉头却紧锁着；秦梅则一身职业装，妆化得精致，但眼中满是不悦。

＂爸，您这是什么意思？＂

秦兰晃了晃手中的信，声音里带着几分愤怒，又有几分委屈。

＂就是，爸，您为什么要把房子收回去？我们不是一直住得好好的吗？＂

秦梅也质问道，那架势好像我做了什么天大的错事。

我平静地看着她们：＂因为那是我的房子。＂

＂可是，您当年说好了给我们住的啊！＂

秦兰急了，脸涨得通红，像极了小时候我不给她买糖吃时的样子。

＂是啊，您怎么能出尔反尔呢？这让我们情何以堪啊！＂

秦梅也附和道，她一向口才好，这会儿竟搬出了成语来。

我轻轻地摇了摇头，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它的枝条上已经冒出了嫩绿的新芽：＂我没有出尔反尔，我只是要回属于我的东西。＂

我缓缓站起身，走到墙边那个掉了漆的老柜子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色的塑料文件夹，里面是当年分房的文件。

＂这些年，我把新房给了大女儿，把退休金大部分给了小女儿，我自己却住在这样的地方。＂

我环顾四周，单人床上的棉被已经洗得发白，墙角的暖壶掉了漆，窗户上的玻璃有道裂缝，用报纸糊着。

＂可当我生病的时候，你们在哪里？是谁送我去的医院？是谁垫付的医药费？是谁照顾我吃饭喝水？＂

两个女儿一时语塞，面面相觑，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

房间里的老式闹钟嘀嗒作响，那是我退休时厂里发的纪念品，走了十几年，依然准时。

＂爸，我们那是真的有事...＂

秦兰小声辩解，手指绞着毛衣的下摆，像个做错事的小女孩。

＂你们永远都有事，可我这个老父亲，却永远排在最后。＂

我的语气依然平静，但字字如刀，直指她们的心。

＂爸，您不能这样...＂

秦梅的声音带着哭腔，她向来是个会撒娇的孩子，小时候每次犯了错，都是这样红着眼睛跟我认错，让我心软。

但这一次，我决不心软。

＂我就是这样，因为我终于明白了：血浓于水这句话，是有前提的。如果我不尊重自己，又怎么能指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哪怕是自己的女儿？＂

房间里陷入了沉默，只有窗外的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好像在嘲笑这荒谬的一幕。

过了许久，秦梅终于开口：＂爸，您是不是对我们失望了？＂

我摇摇头，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世界：＂不是失望，是醒悟。这次生病，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给予不应该是单向的，关爱也应该是双向的。＂

我转过身，面对两个低着头的女儿：＂我已经七十多岁了，不知道还能活多久。我不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要过这种被遗忘的日子。＂

秦兰低下了头，眼泪滴在了地上：＂爸，我们确实做得不够好...＂

＂你们不用自责，我也有责任。＂

我走过去，拍了拍大女儿的肩膀，感受到她微微的颤抖。

＂这些年，我太溺爱你们了，反而让你们习惯了索取而不懂得回报。现在，我想收回属于我的东西，不是为了惩罚你们，而是为了让我们的关系回归正常。＂

我从柜子里拿出那个老旧的相册，里面是孩子们从小到大的照片。

秦兰哭着翻看着那些泛黄的照片，有她小学入学的，有她少先队入队的，有她初中毕业的。

秦梅也凑过来，眼泪止不住地流，看到一张全家福，那是她十岁生日时拍的，老伴还在世，我们四口人在照相馆拍的标准姿势，脸上都带着幸福的笑容。

两个女儿沉默了，她们对视一眼，似乎在无声地交流着什么。

最后，秦兰开口了：＂爸，我们理解您的想法，您说得对，那是您的房子，您有权收回。＂

她擦了擦眼泪，声音有些哽咽：＂我和建军这些年也攒了些钱，准备买套小房子。我们错了，不该理所当然地占用您的房子这么多年。＂

＂是啊，爸，＂秦梅接过话茬，眼妆已经花了，但眼神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真诚，＂您的退休金也应该由您自己支配。这些年，我拿了太多，却给得太少。我们会尽快搬出去，还您安宁。＂

看着两个女儿诚恳的表情，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知道，这个决定虽然艰难，但是正确的。有时候，爱不是一味地付出，而是适时地收回，让彼此都学会尊重和珍惜。

临走时，秦兰留下了一千块钱，说是这些年欠我的房租；秦梅则承诺以后每月会按时来看我，帮我打扫房间，陪我聊天。

我没有拒绝，因为我知道，这是她们改变的开始。

几个月后，我搬回了自己的房子。

大女儿一家买了套小两居，贷了款，但离我不远，步行只要十分钟；小女儿也主动提出每月给我送些生活用品，不再理所当然地拿我的退休金。

最让我感动的是，她们开始轮流来看我，不再是敷衍了事的匆匆一瞥，而是真心实意的关怀。

秦兰经常带着孙子小刚来住几天，帮我收拾房间，做可口的饭菜；秦梅则常常带我去公园散步，听我讲那些老掉牙的故事，不再像从前那样不耐烦。

有一次，秦梅突然问我：＂爸，您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做？＂

我笑了笑：＂因为我想让你们明白，爱是相互的。父母爱子女，是天性；子女爱父母，是美德。这美德，需要培养，也需要提醒。＂

秦梅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明白了，爸。以前我总觉得您给我的是应该的，现在才知道，那都是您的牺牲和爱。＂

王大树来我家喝酒，看到这一切，笑着说：＂老秦，你这招狠啊，不过效果不错！＂

我摇摇头，给老伙计倒了杯二锅头：＂不是狠，是清醒。有时候，爱不是一味地给予，而是让彼此都学会尊重和感恩。＂

窗外，秋风吹拂着银杏树，金黄的叶子纷纷扬扬地落下，像一场无声的金色雨。

七十多岁的我，坐在自己的房子里，望着这美丽的景色，心中比任何时候都要平静。

单位大院里的广播喇叭里放着《今天是个好日子》，那欢快的旋律和我的心情如此契合。

那场病，让我看穿了女儿们，也看清了自己。

生活从来不是单行道，爱也应该是双向奔赴。

现在，我们一家人终于找到了平衡点，彼此尊重，相互关爱。

我把老伴的照片重新装裱了一下，挂在客厅的正中央。

每当阳光照进来，她的笑容似乎更加明亮，好像在对我说：＂老秦，你做得对。＂

这大概就是我这个平凡老人最大的幸福和智慧吧。

不是一味地付出，而是懂得适时收回；不是盲目地溺爱，而是学会理智地爱。

只有这样，才能让亲情保持应有的温度，不冷不热，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