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30年婚姻，前夫说我会求他复婚，60岁阿姨：十年后我过得很好

＂王建国，我离开你了，可你说我迟早会求你复婚，可十年过去了，我不但没求你，反而过得比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强多了！＂我站在海风里，任凭满头的银发被风吹乱，心里头再没有当年那股子说不出的委屈。

我叫周秋雨，今年六十岁。

东北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十月底的哈尔滨，寒风已经刮得人直哆嗦。

记得那会儿，我还在缝纫厂上班，一九八六年的冬天，厂里的暖气片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像个老人在不停地唠叨。

那天下了整整一宿的雪，厚厚的积雪盖住了街道，把城市装扮成了一个白色的童话世界。

厂里的烟囱冒着白烟，我和几个老姐妹坐在车间里赶工，缝纫机＂哒哒哒＂的响声此起彼伏。

＂秋雨，你家那口子最近又喝酒了吧？＂李桂兰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小声问我，她的眼镜片上起了一层薄雾。

我没吱声，低着头继续干活，手上的动作却慢了下来。

王建国喝酒的事儿，厂里谁不知道啊，简直比厂长每月开大会还准时。

他在机械厂上班，负责车间管理，算是个小干部，每天下了班就跟几个狐朋狗友上小酒馆，一坐就是大半夜。

回家时，满嘴的酒气，走路东倒西歪的，跟个醉汉似的，有时候还得我去酒馆把他架回来。

＂你说你这日子过的，图个啥啊？＂李桂兰叹了口气，放慢了踩缝纫机的频率，＂咱都五十多的人了，难道这辈子就这么过了？＂

我手上的针线差点儿扎到手指，心里一阵刺痛。

＂能咋整？都这把年纪了，忍忍算了。＂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

那天回家，天已经黑了，积雪在路灯下闪着幽幽的光。

我在菜市场买了新鲜的猪肉和冬笋，又买了王建国爱吃的小鸡炖蘑菇的材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回到家。

家里的炉子已经灭了，屋子冰凉冰凉的，我赶紧生火做饭，手都冻得通红。

小儿子周明刚上高中，正是用功读书的时候，他坐在煤油灯下奋笔疾书，脸上的稚气还未褪去，却已经有了少年人的坚毅。

我做好了一桌子菜，有红烧肉、炖白菜、清蒸鱼和小鸡炖蘑菇，还有王建国最爱的锅包肉，满屋子都是香味。

＂妈，咱先吃吧。＂周明放下课本，走到饭桌前，肚子已经在咕咕叫了。

＂再等等你爸。＂我说，目光时不时瞟向门口，耳朵竖着听门外的动静。

可一直等到菜都凉了，饭粒都硬了，王建国才摇摇晃晃地推开门，带进来一阵刺骨的寒风和浓重的酒气。

＂今天又跟谁喝酒去了？＂我忍不住问，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

＂工作应酬，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王建国脱下外套往沙发上一扔，围巾也甩在一边，＂有饭没有？饿死我了。＂

＂在桌上呢，都凉了，我给你热热。＂我站起身来，把菜端进厨房重新热了热。

周明一言不发地低头吃饭，眼睛里有说不出的委屈和倔强。

我把菜热了热端上桌，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疼。

三十年了，我跟这个男人过了三十年，从青丝到白发，从满腔热情到麻木不仁。

年轻时候，他对我还算不错，会在下班后接我回家，偶尔还给我买一些小玩意儿，那时候虽然日子过得紧巴，但还算甜蜜。

可人到中年，他越发把我当成了家里的保姆、丫鬟，连一句＂谢谢＂都吝啬得很。

＂明儿，你先去睡吧，别等你爸了。＂我对儿子说，看着他疲惫的小脸。

周明点点头，收拾好书本回屋睡觉了，临走前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心疼，也有不解。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窗外的路灯洒进一片惨白的光，照在我们的婚纱照上，照片已经泛黄，边角都卷起来了。

照片里的我，穿着借来的婚纱，满脸笑容，那会儿我以为自己嫁了个好人家，会过上好日子，一直到老。

谁知道这日子过得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呢？

我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污渍，形状像棵歪脖子树，不知不觉就流下了眼泪。

春节前，厂里发了奖金，我攒了些钱，打算给周明买件新棉袄，孩子长得快，去年的已经小了。

在百货大楼挑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件又厚实又好看的，虽然价格不菲，但看到周明试穿时开心的样子，我觉得值了。

回家路上，看到友谊商店门口有卖糖葫芦的，我买了两串，一串给周明，一串给王建国。

王建国爱吃酸甜的东西，年轻时候我经常给他买糖葫芦，他总是笑着说我记得他的喜好。

＂咱们离婚吧。＂过了大半年，我终于鼓起勇气，在一个周末的早晨对王建国说。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板上，映出一道道斑驳的光影。

他正在喝粥，闻言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你？离婚？周秋雨，你都快六十的人了，离了我，看你能活成什么样！＂

＂我认真的。＂我看着他的眼睛，心跳得厉害，但语气平静。

＂随你便！＂王建国拍了桌子，碗里的粥溅出来一些，＂到时候肯定是你求我复婚！＂

李桂兰知道这事后，拍着我的肩膀说：＂早该这样了！秋雨，咱们女人啊，得有自己的活法。＂

街坊邻居们却不这么想，三婶子拉着我的手说：＂秋雨啊，都一把年纪了，将就过吧，图个啥呢？＂

刘大娘更直接：＂一个女人，这把年纪离婚，多不像话啊，背后不知道要怎么被人戳脊梁骨呢！＂

我不吱声，只是默默地收拾行李，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

办离婚手续那天，厂里请了半天假。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看我们俩都这把年纪了还来离婚，也是诧异：＂大姐，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我点点头。

盖章的时候，我的手有点抖，不是因为后悔，是因为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要结束这段维持了三十年的婚姻。

拿着离婚证走出民政局，外面下着小雨，湿漉漉的，但我感觉呼吸突然间畅快了许多。

搬出那个家，我租了友谊商店后面的一间小平房。

房子不大，一室一厅，墙皮有些脱落，但胜在干净整洁，房东是个老太太，人也好说话，租金也公道。

开始的日子真不好过，每天下了班回到空荡荡的屋子，我就忍不住哭。

看着桌上的两个碗筷，听着墙上的老式挂钟＂嘀嗒嘀嗒＂地走，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回过去。

周明周末会来看我，我总是做一桌他爱吃的菜，看着儿子吃得香，我心里也踏实。

＂妈，你过得好吗？＂周明问我，眼神里满是担忧。

＂挺好的，清静。＂我笑着回答，没跟他说夜里哭的事。

＂爸他......＂周明欲言又止。

＂别提他了，你好好读书就行。＂我打断他，不想让孩子夹在中间为难。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慢慢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晚上不用等人吃饭，不用担心有人醉醺醺地回来，也不用忍受那些没来由的抱怨和指责。

九十年代初，风声传来说厂里要改制，可能会裁员。

车间里人心惶惶，大家都在打听消息，猜测谁会被裁掉。

我和李桂兰都到了快退休的年纪，按理说应该优先保留，但谁也不敢保证能撑到退休那天。

＂秋雨，要不咱俩合伙开个小饭馆吧！＂有天下班路上，李桂兰突然对我说，眼睛亮晶晶的，像有了什么好主意。

＂饭馆？＂我吓了一跳，差点踩空台阶，＂咱俩懂啥啊？＂

＂你做饭多好吃啊，厂里谁不知道？过年过节的，大伙儿都爱去你家蹭饭吃。＂李桂兰说，＂咱东北菜，实在，份量足，味道好，肯定有人吃！＂

我回家思量了好几天，厨房里的灯亮了一宿又一宿。

手里有点积蓄，离婚时分了一半家产，再加上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有个一万多块钱。

但万一赔了呢？我都这把年纪了，可经不起折腾了。

可转念一想，不搏一搏，难道等着下岗？最后我一咬牙，拿出全部家当，跟李桂兰合伙在马路边租了间小门脸，挂上＂家常风味＂的招牌。

招牌是找街上的老李头写的，他写字可好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黑底金字，远远看着就特别气派。

开业那天，只来了几个附近商店的营业员，都是李桂兰喊来捧场的。

我做了锅包肉、溜肉段、小鸡炖蘑菇，自己都不敢用力炒，生怕把油溅出来，这可是我们的＂启动资金＂啊。

李桂兰负责招呼客人，她嘴甜，一口一个＂小姑娘＂，把人都哄得乐呵呵的。

那几个年轻姑娘吃完连声说好吃，一边吃一边喊＂太香了＂，还说要介绍同事来。

我心里美滋滋的，这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夸我做的饭菜，王建国从来没夸过，最多就是吃完了什么也不说。

日子一久，来吃饭的人渐渐多了，先是附近店里的营业员，后来是机关单位的上班族，再后来就有了回头客。

每天早上四点，我就起床去菜市场挑新鲜的菜，挑最肥的五花肉，最新鲜的大白菜，最嫩的豆腐。

切菜、腌肉、炖汤，整天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晚上回家腰酸背痛，但看着食客们吃得香，夸我手艺好，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有天中午，正是饭点儿，店里挤满了人，吆喝声、说笑声、碗筷碰撞声混在一起，热闹得很。

我从厨房往外端菜，手上拿着一盘冒着热气的锅包肉，忽然看见王建国站在门口，眼神复杂地看着我。

我愣了一下，端着盘子的手微微发抖，差点把菜洒了。

＂秋雨姐，16号桌的酸菜白肉锅好了吗？＂李桂兰在一旁催我，她脸上挂着笑，却在眼神里问我怎么了。

我回过神，点点头，没理会王建国，继续忙我的。

后来听说，他在饭馆门口站了好一会儿，看着里面热闹的景象，又看看自己破旧的衣服，才转身离开。

那会儿，厂里已经开始分流下岗了，很多老工人都被遣散回家，每月只有几百块钱的生活费，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周明考上了大学，准备行李的时候，我偷偷塞了一叠钱在他箱子底下：＂妈挣的第一桶金，你拿着，在学校别亏着自己。＂

周明红了眼眶，抱住我：＂妈，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给你养老。＂

＂傻孩子，妈不用你养，妈能养活自己。＂我摸摸他的头，心里既骄傲又酸涩。

九八年的时候，小饭馆已经小有名气，我和李桂兰雇了两个帮工，生意越来越好，店面也扩大了一倍。

社区组织了书法班，我闲着没事就去学，小时候就喜欢写字，只是后来为了生活，这爱好就搁置了。

那儿认识了张守诚，退休教师，文质弥弥的一个老头子，戴着一副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写得一手好字。

＂周大姐，你这字写得太死板了，要活一点。＂张守诚常这么说，手把手教我写字，他的手温暖干燥，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

我五十多岁了，手指都有些僵硬，但还是认真地跟着学，一笔一画，从最基本的＂永＂字开始练。

慢慢地，我发现自己开始期待每周二和周四的书法课，期待看到张老师温和的笑容，期待他夸我进步了。

＂学写字就跟做人一样，要刚柔并济。＂张守诚教我，＂太硬了，容易折断；太软了，没有骨气。＂

我点点头，觉得这话有道理，跟我这后半辈子的活法挺像。

一天傍晚，我刚关了店门准备回家，看见王建国站在街对面，瘦了一大圈，头发白了不少，衣服也显得旧了。

＂秋雨。＂他走过来，声音嘶哑，像是很久没说话了，＂我...我最近身体不太好。＂

我看着他，心里没有了当初的怨恨，只有平静：＂怎么了？＂

＂查出胃溃疡，医生说要好好调养，少喝酒，吃点家常饭。＂王建国低着头，像是难以启齿，＂我...我一个人住，也不会做饭...＂

我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心软了一下，但很快又坚定起来：＂你去饭馆吃不就得了？＂

＂饭馆的东西哪有你做的好吃。＂王建国苦笑，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周秋雨，这些年，是我对不住你。＂

我沉默了一会儿，看着他佝偻的背影，想起了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心里一阵酸楚。

＂明天你来饭馆吧，我给你煲点养胃的汤。＂终于，我开口说。

从那以后，王建国隔三差五就来饭馆吃饭，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不打扰我做生意。

有时候食客多了，我忙不过来，他还会主动帮着收拾桌子，擦擦这里扫扫那里，倒也像模像样。

有次他喝了点酒，微醺地问我：＂秋雨，咱们...能不能重新开始？＂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期待和恳求，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给他端来一碗热汤，那是用淮山、山药和排骨一起炖的，对胃好：＂咱们缘分已尽，但你有困难，我不会袖手旁观。＂

王建国愣住了，眼里闪过一丝悲哀，随后点点头：＂你现在过得挺好。＂

＂是啊，挺好的。＂我笑了笑，看着窗外的落日，心里有说不出的释然。

李桂兰看到这一幕，拉着我到后厨悄悄问：＂秋雨，你该不会又心软了吧？＂

＂不会，只是可怜他一个人，病了没人照顾。＂我摇摇头，＂这么些年了，恨不起来了，但也回不去了。＂

两千年，我六十岁生日那天，周明带着他的小孩来给我祝寿。

小孙子才三岁，肉嘟嘟的，跟当年的周明一模一样，叫我外婆，我心里甭提多美了。

周明已经在单位当了科长，媳妇漂亮贤惠，一家人和和美美的，看着就让人羡慕。

李桂兰、张守诚和书法班的几个老友也都来了，我们在饭馆里摆了两桌，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

张守诚送了我一幅字：＂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字迹遒劲有力，透着一股子刚毅。

我看着这幅字，心里暖暖的，好像有一股暖流在血管里流淌。

那年夏天，我和李桂兰还有书法班的几个姐妹一起去了趟北戴河，这可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出远门旅游。

火车上，大家有说有笑，像一群孩子一样兴奋，李桂兰带了一大堆零食，一路上分享给大家吃。

站在海边，看着无边无际的大海，听着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我突然觉得自己这一生，虽然走了不少弯路，但终于找到了自己。

在海边，我和姐妹们拍了很多照片，笑得前仰后合，像十几岁的小姑娘一样无忧无虑。

秋天的时候，周明又来看我，说要给我买套房子，城里新小区的，有电梯，冬天暖和，夏天凉快。

＂妈，那小平房冬天漏风，夏天漏雨的，你这把年纪了，别再受罪了。＂周明恳求道。

我没答应，我喜欢我的小屋子，喜欢每天早上起来自己泡茶，练字，然后去饭馆忙活。

晚上回来，坐在窗前，听收音机里放评剧，有时候张守诚会来串门，带着自己写的字，咱俩喝茶聊天，日子过得可舒心了。

冬天的时候，屋里暖烘烘的，窗台上养着几盆报春花，是张守诚给的，说这花耐寒，在寒冬里也能开得热烈。

前几天，王建国来看我，七十多岁的人了，背都驼了，走路也慢吞吞的，脸上的皱纹像刻在树皮上的年轮。

他问我过得怎么样，我指了指窗台上开满的报春花，说：＂很好，真的很好。＂

他点点头，转身要走，眼角有些湿润。

我送他到门口，忽然问：＂王建国，你还记得当年说过的话吗？说我离了你会过不下去，会求你复婚。＂

他停下脚步，苦笑了一下：＂记得。年轻时候不懂事，说了混账话。＂

＂十年了，我不但没求你，还过得比跟你在一起时候强多了。＂我说这话时，心里没有一点得意，只有平静。

王建国站在风里，久久地看着我，眼里有后悔，也有欣慰：＂秋雨，你现在真好。＂

他的身影在夕阳下显得异常孤独，我突然有些心软，想喊他回来吃顿饭，但最终没有开口。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忽然明白，生活的幸福从来不是依附于他人，而是心灵的从容与自由。

这朵迟开的花，在我生命的暮年，终于绽放出最美的姿态，它不需要别人的浇灌，只需要自己坚韧的生命力，就能在风雪中傲然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