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我站在洞房的门口,捧着一束花,却笑不出来。
看着眼前陌生的新娘,我满脑子还在想念三十多年前那个穿红棉袄的姑娘。
1987年那会儿,记得那是个寒冬,我在深圳谷田电子厂干技术员,每个月工资有二百多。
跟着刘老板学了不少门道,再加上帮人修电器的外快,一年下来存了一万多。
那时候的深圳还不像现在这么繁华,处处都是工地,到处都在建设,空气里弥漫着水泥和油漆的味道。
我和工友们挤在工厂后面的宿舍里,六个人一间房,床板上铺着发黄的草席,蚊帐打着补丁。
但我从不觉得苦,因为每个月能攒下大把的钱,这在老家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我爹是村里的老实人,种了一辈子地,房子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盖的土砖房,下雨天总漏水。
我上头有个姐姐嫁到隔壁村,下面还有个读高中的弟弟,家里穷得叮当响,我这个老二就成了全家的希望。
过年回老家,我特意穿得破破烂烂的,还故意把手上的茧子搓得更明显些。
村里人都说"李建国这孩子在外头混得不咋样",背地里还说我不如隔壁王家的儿子有出息。
可我心里明白,与其炫富招来七大姑八大姨的借钱,还不如装穷省心。
那年腊月,媒婆张婶拉着我的袖子神神秘秘地说:"建国啊,婶子给你说个好姑娘,就是村东头何家的闺女淑芝。"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何淑芝,大年初五,她穿着件红棉袄,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等我。
寒风中,她的脸蛋冻得通红,却执意不肯进屋,就这么等着。
我远远地就看见了她,心里砰砰直跳,这姑娘长得真俊,尤其是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让人一眼就忘不掉。
"你就是建国哥吧?"她怯生生地问,声音细细的,像春天的棉絮。
"是啊,你是淑芝?"我故作镇定,其实手心全是汗。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写信,她的字写得很秀气,像她这个人一样温婉。
可是渐渐地,我发现她的信里总是在打听我在深圳的收入。
"建国哥,你在深圳真的只挣这么点钱啊?听说现在电子厂工人都挺有钱的。"
"哎呀,能挣几个钱,一个月也就够吃饭。"我装作苦哈哈的样子,心想等结婚的时候给她个惊喜。
没想到这句假话,竟成了我们之间最大的心结。
夏天的时候,何淑芝爹妈嫌我穷,直接提出要两千块彩礼。
那会儿别说两千,就是两万我也拿得出来,可我就是不愿意在钱上服软。
我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凭什么要用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建国,我爹说了,没有两千彩礼,就不能谈婚论嫁。"何淑芝在村口把我送的荸荠推还给我。
我看着她的眼睛,想从里面找到一丝不舍,可是什么也没有。
"好吧。"我心里难受,可还是倔强地点点头。
转过年,我听说何淑芝嫁给了县城开副食店的张德福,说是彩礼给了三千。
我一个人躲在宿舍里喝了一夜的酒,第二天照样去上班。
。
可我的心里,始终放不下那个红棉袄姑娘。
九十年代初,我偶然听说张德福赌博把店输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半夜卷铺盖跑了。
我开着车回了趟老家,远远地看见何淑芝在街边卖菜,头发花白了不少,脸上的皱纹也深了。
我很想过去,可是腿怎么也迈不动。
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看见她的儿子推着自行车过来,车后座上绑着个破旧的书包。
"妈,我去学校了。"男孩说。
"等等,妈给你擦擦脸。"何淑芝掏出手帕,仔细地擦去儿子脸上的汗。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命运。
也许正是因为我当年的自尊,害得我们错过了最好的年华。
如今我也要结婚了,对象是相亲认识的,在医院当护士长,很温柔也很贤惠。
可每次看着她,我的心里总会浮现出那个穿红棉袄的姑娘。
就在婚礼前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信,是何淑芝写来的。
"建国,祝你新婚快乐。其实当年我知道你在深圳过得很好,张婶的儿子在你们厂上班,都告诉我了。"
"我一直在等你说实话,等你主动提彩礼的事。但是你没有,你宁愿装穷也不愿意说真话。"
"后来我才明白,真正隔在我们中间的,不是钱,而是互相的不信任。"
看完信,我在院子里坐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
今天是我的婚礼,我穿着笔挺的西装,可心里却沉甸甸的。
新娘很美,可我知道,这辈子我再也找不回当初那种心动的感觉了。
人这一辈子啊,有些事错过了,就真的错过了。
就像那年的红棉袄,那个大雪纷飞的日子,还有我们年轻时互相试探的心。
站在洞房前,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感情最可贵的,不是你有多少钱,也不是你给得起多少彩礼,而是两个人之间那份真诚的信任。
只可惜,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得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