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小学师生合影照。
1934年9月28日，原北大校长、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来到青岛铁路中学作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引起社会轰动。
蔡元培来青岛是参加国立山东大学校庆的。在此期间，他不但在青岛铁路中学演讲，还两次会见了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领导人，其原因是“该局是1928年国立青岛大学筹建时资助单位之一，每年资助青岛大学一万两千元，且信守承诺。”
由此看出，胶济铁路管理局对教育的关注不仅局限于自身，更延及社会。
曾经的北洋政府交通部长叶恭绰说，“青岛教育，本无根基，近年方积极进行。”正是如此，尽管接收后事端繁杂，但胶济铁路管理局还是在改进教育上倾注了大量心血。
胶济铁路的教育事业是在日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23年接收前，日本人在胶济铁路沿线设有六所小学，分别是高密、坊子、青州、张店、淄川、博山小学。两国在鲁案善后谈判时，日本人坚持“继续租用坊子、张店、博山三所学校”，并如愿以偿。非但如此，实际上还无偿借用了淄川小学。胶济铁路管理局实则只接收了高密和青州两所小学。
接收后的胶济铁路迅速规划其教育事业，并很快卓有成就。1923年5月，高密小学成立。1924年2月，四方小学开工建设。1924年8月，青岛市两级小学设立。1928年，坊子小学建成。1930年，淄川小学创设。最具标志意义的青岛铁路中学也在1926年5月8日创办，尽管初始只得借用校舍，但在1931年秋，四方新校址还是按期落成。
蔡元培先生的演讲之地便是铁路中学的四方新址。
1930年，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改革教育体制，设立专门的教育委员会，“改聘彭东原委员、萨福均处长、于圣培秘书、本路特别党部执行委员牟象瑜、山东省政府委员于恩波等为委员，指定彭东原为主任委员，执行本路一切教育事务，以资革新，而图改进。”
同时，多项振兴教育的举措也被提出。首先，“对于原学校校长重行甄别一次，并一律改由该会聘任，其教职员则由各该校长先行考验……”其次，提高员工待遇，“按其职务繁简分别等级重行厘定，中学校长自120元起至200元止，专任教员自60元起至140元止，专任职员自25元起至80元止。小学校长自50元起至90元止，教职员自30元起至50元止，其有特别情形及无校舍居住者并酌给房金以示优遇。”第三，推行教育预算制度。
新的教育理念也日臻成熟。“崇道德、讲健康、重知能、严纪律、习勤势、尚俭朴、慎娱乐……在家庭为孝友之子弟，在社会为健全之国民，庶几有以，完成教育实效，而期纾解国难，复兴民族。”“纾解国难，复兴民族”的宗旨在教育实践中得以格外体现。1930年，“各中小学校一律添设童子军”，山东省党务整委会派出“童子军训练班学员七、八人到各校担任训练工作”。1935年，青岛海军司令部派五人担任青岛中学军事教官。1936年，“（青岛铁路中学）参加青岛市春季运动会成绩独优，获冠军，得总锦标。”
1936年，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组织参观团到江浙一带考察教育，“以中学教务主任刘希璞，青岛小学校长赵明宇，高密小学校长郭业耜充任团员，由公益课长于圣培，课员陈应环领导前往……”“周历南京、杭州、上海、苏州、无锡、镇江、扬州等处参观及访问之教育机关与大中小学都凡五十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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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蔡元培到铁路中学的演讲除却有对胶济铁路管理局“慷慨解囊”的答谢之意外，胶济铁路在教育事业上的不俗表现当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另外，一个关键人物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便是时任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兼任青岛铁路中学校长的崔士杰。正是他的出面邀请，才促成了蔡元培此次的演讲。
崔士杰从1932年便兼任胶济铁路中学校长，对教育事业有着独特理解。他主张分科教育“……各人都按他的个性能力，专心致志于一科。”他对当时中国教育多有不满，感慨“以方法为目的，弄得大家没有出路”，要“将中国教育的制度、趋势以及历来所用的方法，完全重加考虑而想一个有效的与可能的方法。”
蔡元培的到来无疑是对崔士杰的教育理念的呼应，也让整个社会对胶济铁路的教育事业刮目相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