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镰仓和室町幕府时代，日本禅宗对武士道形成起到了什么作用？不得不说，较之净土宗，日本佛教禅宗对镰仓和室町时代的武士们的影响更大些。
日本禅宗的概念
禅宗是公元12-13世纪从中国归国的日本僧侣荣西和道济引进的。坐禅本是佛教徒修行的一种形式，自古以来各个佛教宗派都采用，佛教徒通过敛心，专注一境，久之达到身轻心安，观照明净的状态。但是禅宗却把这种修行方式作为教派的主体。荣西曾两次到中国，回国后传播临济派禅宗，著有《兴禅护国论》，强调禅是佛法的最高境界。禅宗虽然遭到日本传统佛教宗派的抵制，却得到了镰仓武士们的欢迎。
执权北条时赖召宋禅僧无学祖元、大休正念等来镰仓，宣扬禅宗，以与京都的佛教诸宗相对抗。禅宗以朴素寡欲为宗旨，北条时赖及镰仓武士多热心参禅，禅宗从此成为武家佛教，“武士好禅”成为镰仓武士的一种风尚，禅宗对于日本武士在精神上的影响颇大。当时，中国信奉禅宗的多是文人士大夫，而到了日本，其信徒却是以武士为主。那么，以慈悲为怀，反对杀生的佛教，是如何成为崇尚杀伐的武士的宗教呢？
首先，禅宗推崇的修炼方法简单，认为只要坚持坐禅冥想就能消除“妄念”而成佛。禅宗提倡“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主张诵读，崇拜佛像，因而这种修炼方法很适合那些目不识丁的武士的口味。但禅宗对坐禅则要求严格，要有极强的耐力，能使坐禅者修炼出排除一切杂念，山崩地裂无所畏惧的胆气。用禅宗的话说，就是要达到“击碎生死牢关，便见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胸中不挂寸丝。然立处既真，用处得力”。
通过这种严格的长期修行可以锻炼武士的胆力和气魄，使其在战场上置生死于度外。这种戒律式的倾向适应武士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武士以战斗为职业，驱驰矢石之间，出入生死之门，所以他们需要有一种支撑其不计生死，追随主君的精神支柱。
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曾说，禅宗这种“武士宗教”“不用文字来说明的，而是以自己的体验和修炼来取得趋死的觉悟，在这一点上，对于只从事于战争的武士的气味是相投的”。
其次，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不主张崇拜佛像，提倡以简便易行的“顿悟”成佛，这也适应了武士文化水平较低且无暇读经拜佛的生活状态。不仅如此，禅的修行通常在山林之中，通过修禅可以亲近自然，武士生长在乡间，喜好亲近自然，性格质朴，因此许多武士接受禅宗，坐禅求悟。
第三，禅宗之所以能成为武士的宗教，还在于其符合武士的心理需求。在这一点上，禅宗与早期武士道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日本学者铃木大拙在其所著的《禅与日本文化》一书中，对禅与武士道的关系作了如下论述：“禅的修行单纯、决断、自恃、克己。这种戒律的倾向同武士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作为武士，就应直视眼前厮杀的对象，而绝不能左顾右盼。为了粉碎敌人，他必须勇往直前，而决不能有物欲、情爱以及任何理智方面的邪念。因为在武士心中，哪怕是理智的微小浮泛也会阻止前进，至于缠绵的情爱和物质的占有欲则更是他在决定进退之际的巨大障碍。真正出色的武士，应是一个严格的修道者的苦行僧。而禅正是在他需要的时候，授予他这种钢铁般的意志。”
日本哲学家永田广志也认为：“禅的主观唯心主义即说教‘即心是佛’，把可以直观的那种恣意而空洞的真理感看作至高无上，和以使人心如木石为特点的克己主义，确实适合武士阶级的心理。在镰仓时代以来开始形成的武士道中所以发现不少禅宗的影响，这决不是偶然的。”
禅宗对武士道的影响
禅宗对武士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表现在帮助武士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增强战胜敌人的勇气。武士道作为一种实践道德，其核心价值是忠诚与武勇。要做到这两点，就必须在实践方面坚持清戒苦修，在道德和哲学上为其找到精神上的支持。
忠诚和武勇让武士在一旦决定进路之后，就勇往直前，决不后退。佛教观念又让武士知道生死并无差别，禅宗认为“死生一如”，以为只要否定了作为执迷根源的自我，进入无我、忘我的境地，完全断绝生死的羁绊，就可“见性成佛”。他们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精神自然是来自对禅宗“死生一如”的信仰。
禅宗打破了死生的“关门”，超出死生之外，武士修禅就是想达到这样一种境界：“若能空一念，一切皆无恼，一切皆无怖。犹如着重甲入诸魔贼阵，魔贼虽众多，不被魔贼害。掉臂魔贼中，魔贼皆降伏。”
日本伦理学家相良亨认为镰仓时代的武士道是“死的觉悟”的武士道。“无畏而死”成为武士们最高的精神境界。在镰仓幕府即将灭亡之际，北条仲时率领的六波罗幕府军在近江遭到敌军夹击时，在突围无望，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北条仲时手下432名武士全部自尽。在新田义贞攻陷镰仓时，幕府执权北条高时及同族诸将皆自尽。这两件事曾被后世赞美武士道的学者称为镰仓武士所做的最光彩的事。
武士道崇尚武勇，视死如归，为主君效命战场，这是武士作为战士的本分。禅宗没有为武士提出伦理道德，但是通过对禅宗的信仰，可以使武士克服对死的惧恐，这对每天面临死亡威胁的武士来说尤为重要。这种“死生如一”的思想给予每天生活在矢石之中的武士们难以估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