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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知鱼
【本故事部分情节虚构,请师友们理性阅读,切勿对号入座,历时4小时手打,感谢阅读,您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
我叫赵大柱。
生在东北松花江畔的向阳屯,今年虚岁68了。
别人总说我命硬,先是被亲生父母扔在雪窝子,又在十岁那年差点被河水冲走,但我知道,我这命啊,是我妈用十八般武艺给“捡”回来的。
我妈叫周翠兰,身高不到一米五,体重常年不过八十斤,外号“周铁秤”——倒不是说她做生意缺斤少两,而是这瘦小的身板扛得起两百斤苞米,要是骂起街来能让三个壮老爷们儿直缩脖子。
其中就有我爸。
我爸在林场当伐木工,一副板板正正的长相,标准的国字脸,浓眉大眼,硬生生让一张木讷无趣的嘴给耽误了。
要不早被姑娘给截胡了,哪还有我娘什么事?这大概就是村里老人说的,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
我爸和我妈的姻缘还得源于媒婆刘。
刘媒婆很是热衷于给年轻男女牵红线,一双32码的小脚愣是让她踏遍了村里的家家户户。
时间长了,村里人都亲切的称她为刘红娘。
刘红娘也不负重托,村里的大小伙子,大姑娘经她三言两语一撮合,还别说,哪一对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当年刘红娘火眼金睛,私底下和两家人一合计,说这“小辣椒”配“闷葫芦”准能过红火日子,没想到还真让她说中了。
“小辣椒”是我妈。
“闷葫芦”是我爸。
就这样,在刘红娘的牵线下,俩人相互瞅了一眼,彼此觉得还说的过去,就搭伙过起了烟火气的小日子。
可当时穷啊,家家户户的日子都穷,所以免不了吵吵闹闹,有时候能为一口吃的挣个脸红脖子粗。
但在我老赵家,有一个忌讳,谁都不好提。
那就是我大伯。
我爷奶一共生了5个孩子,三个男的,两个女的,我大伯结婚最早,那时候家里太穷,为了给弟弟妹妹换得活下去的希望,他二话不说到隔壁村做了张大爷家的上门女婿。
这张大爷,听说早年间祖上是大地主,也算得上家底殷实,但心眼子多的能装一箩筐。
他唯一的要求是,让大伯和爷奶脱离关系,签下断亲文书,才肯让他做上门女婿。
爷奶不肯,这可是要被村里人戳脊梁骨的,但当时大伯要不去做上门女婿,估计剩下的几个孩子都得饿死。
有天晚上,大伯留下一封绝笔信,半夜就裹了一身粗布麻衣走了,自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隔天早上,爷奶家门口就多了几袋粮食,里面有粗有细,还有上好的糕点,一条香烟,一瓶好酒,一条腊肉。
当时,爷奶看完信嚎啕大哭,二伯眠着嘴咬着牙不说话,四姑、五姑怯生生的站在一边,直抹眼泪。
而我爸就是从那个时候变得不爱说话了,也不调皮了,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很自责,认为是他们拖累了大哥。
在我爸心中,大伯是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不仅长得好,还做饭好吃,关键是地里庄稼的好把式。
这是多少女儿家梦寐以求的女婿?
没想到,就这样被毁掉了,八尺高的大男人低下头颅到别人家做上门女婿,曾经多么骄傲的一个人,在现实面前是赤裸裸的藐视。
哪有什么傲气,有的只是一天有饭吃,有遮风挡雨的地方,才最为实在受用,其他的都可以抛之脑后。
所以,接下来大半年的时间,我爸经常半夜听到爷奶屋里传来的呜呜呜的哭泣声,那种压抑、难过、哽咽,听着让人受不了。
白天家里的气氛也很压抑,大伯用自己换得东西,家里没人敢动,除了实在熬不下去的时候,爷奶才会拿出来垫上一口。
我爸说,除了第一次吃到的是香甜的。
其余,后来吃到的都是长了毛、发了霉的食物,但大家都吃的津津有味,没人敢嫌弃,那是大伯用一辈子的幸福换得。
再后来,四姑,五姑也早早嫁了人,二伯也娶上了媳妇,家里就剩我爸了,光杆一个。
幸好有刘红娘,要不然,我爸有可能打一辈子光棍,也就不会遇到我娘了,更不会有我的存在了。
在我记忆中,小时候,我们家和二伯家合住一个大院,中间用半人高的秫秸栅栏分隔开。
印象中,二婶是屯子里有名的“铁算盘”,开春借我们家一瓢苞米种子,秋收还记得非得要回一斗。
但我妈也不是泥捏的,借的时候硬气,还的时候更硬气,绝不多还一颗粮食。
有次我妈去园子里摘黄瓜,发现二婶家的鸡正大摇大摆在我们家菜地里刨食,当场抄起扫帚就吆喝,“好你个偷嘴的,吃我家菜还想白嫖?”
那一嗓子,吓得二婶家漂亮的芦花鸡惊吓连连,瞬间扑棱着翅膀跑了,连滚带爬地逃回自家院子。
要说我妈最绝的,还得是捡我回家那年。
1968年的雪下得比《林海雪原》里还猛,我妈去供销社打煤油,在供销社后墙根发现了裹着破棉袄的我。
当时我小脸冻得跟紫茄子似的,脐带还沾着血痂,我妈二话不说,把我往棉袄里一塞,撒腿就往卫生所跑。
大夫看了直摇头,“这娃够呛了。”我妈当场就急眼了,“他喘气呢!喘气就有救!”
大夫不愿意治疗,说救活了也是个药罐子,这年头谁家能养得起常年吃药的娃?
他建议我妈把我给埋了,我妈气的大骂医生,说他缺德,祖上也缺德,对不起身上穿的那身白大褂。
回家后我妈整出套“土法育儿”:用暖水壶焐被窝,把小米粥嚼碎了喂我,半夜每隔两小时就勤快的起来给我换尿片子。
我爸愁得直挠头,“翠兰,咱连饭都吃不饱……”话没说完就被我妈怼了回去,“吃不饱?你少喝两口酒,娃的口粮不就有了?”
就这么着,我在我妈“军事化管理”下活了下来。
五岁那年,我闹着要吃供销社的水果糖,我妈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去队里的砖窑搬砖。
等她揣着五块水果糖回来时,手掌都磨得血肉模糊,脸上还乐呵呵地说,“大柱你看,这糖甜得嘞,能把牙黏掉!”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甜的躺,甜到了心里。
要说日子最热闹的,还得是1978年夏天。
那天我跟我妈去镇上赶集,回来路上突然下起瓢泼大雨。
我俩躲在供销社的房檐下,就听见墙根传来“嘤嘤”的哭声。
我妈拨开杂草一看,好家伙,一个梳着冲天辫的瘦弱小姑娘,浑身湿透地缩在角落里,怀里还死死抱着个铁皮青蛙玩具。
“哎呦,你这丫头,咋一个人在这儿?”我妈蹲下身问。
小姑娘缩了缩脖子,有点委屈的抽抽搭搭地说,“我……我跟着我爸来赶集,他买冰棍去了,我等啊等,就找不到他了…”说着“哇”地一声哭出来。
我妈当场就把自己的雨衣披在她身上,“哎呦,走,先去婶子家避避雨。要我说你爸也真是的,买个冰棍还能把闺女丢了?”
到家后我妈开启“田螺姑娘”模式:烧热水给小姑娘洗澡,把我的旧衣服剪剪裁裁改成小裙子,又翻出压箱底的玉米面,掺着野菜烙了几张饼。
小姑娘吃得狼吞虎咽,边吃边说,“婶子,你做的饼比我妈做的好吃一百倍!”
我妈乐了,“这话可别让你妈听见,不然她得拿着擀面杖来敲我家门!”
后来我知道,这小姑娘叫陈春花,家在三十里外的红星屯。
可等我们去派出所一打听,人家压根没接到寻人启事,村里也根本没有这户人家了,房子都空了。
我妈一拍大腿,“得,先住下吧!就当我家多养只小猫小狗。”
从此我家就多了个“编外成员”。
春花比我小两岁,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喊“大柱哥”。
我俩漫山遍野地疯玩: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还偷挖生产队的地瓜烤着吃。
有次被生产队长逮个正着,我妈提着擀面杖就冲了过去,“家孩子不懂事,要罚罚我!”
吓得队长一个劲的连连摆手,“不敢不敢,您这擀面杖比我家锄头还吓人!”
要说我妈这辈子最“护犊子”的,还得是春花的事。
一年后,春花亲爹找上门来了。
原来那天他买完冰棍,发现闺女不见了,急得在镇上找了三天三夜,后来以为闺女被人贩子拐跑了,到处跑差点没急疯。
我妈拉着春花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孩子,跟你爹回家吧。记住婶子的话,以后要是受欺负了,就回来找我!”
春花抱着我妈嚎啕大哭,“我不要走,我要跟婶子在一起!”
我站在旁边,心里酸溜溜的,心里也舍不得,又不敢哭出声,毕竟我是男子汉,不能让春花看见我掉眼泪。
春花走后,我家突然冷清了许多。
我妈嘴上不说,可半夜总见她坐在油灯下,对着春花留下的铁皮青蛙发呆。
直到有天,我放学回家,看见院子里站着个熟悉的身影——春花背着个小布包,气喘吁吁地说,“婶子,我可能又迷路了,能不能再住一晚?”
我妈笑得脸上的皱纹都开了花,“傻丫头,这儿永远是你的家,想住多久都行!”
事后我才知道,春花这傻丫头竟然瞒着他爸跑来了,又让他老爸好一顿担忧。
自此我们两家当亲人的处,好的不得了。
日子就这么热热闹闹地过着。
我考上县高中那年,我妈把家里的老母鸡全卖了,又厚着脸皮找二婶借了二十块钱。
二婶一副阴阳怪气地说,“哟,我说你就是个傻得,供个捡来的孩子读书,值得吗?”
我妈脖子一梗,“值不值我说了算!再说了,我家大柱将来可是要当大学生的!”
二婶撇撇嘴,不以为然,就等着将来看我妈的笑话呢。
后来我真考上了大学,成了屯子里第一个大学生,二婶那眼睛瞪得像小钢炮似的,恨不得在我身上戳个窟窿眼。
临走那天,我妈往我行李箱里塞了二十双鞋垫,全是她一针一线纳的,“儿行千里母担忧,穿上妈做的鞋,脚底板就有劲儿!”
她嘴上说得轻松,可我转身时,分明看见她偷偷抹眼泪。
春花这丫头学习也好,后来也考上了大学,当了人民教师。
现在我在城里安了家,把我妈、我爸一起接来享福。
可她闲不住,在小区里开了块小菜园,种的豆角、辣椒长得比别人家的都旺。
邻居们都夸她,“赵婶,你这菜种得比花店的花还好看!”
我妈得意地说,“那当然,我种的菜可是喝着松花江的水长大的,你们喜欢都过来摘。”
前些天收拾老房子,翻出我小时候穿的虎头鞋,还有春花留下的铁皮青蛙。
春花这小丫头长大了不得了,不仅当了人民教师,还如愿以偿嫁给了一名转业军人。
日子过得那是有滋有味,春花还经常过来看我妈,我爸,还有我们一家,我们之间处的像亲兄妹。
时光飞逝,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个风风火火的“周铁秤”,如今也成了头发花白的老太太了。
但在我心里,她永远是那个敢跟老天爷抢孩子,能把苦日子过成甜糖块的硬核老妈。
要说这世上对我来说什么最珍贵?
我觉得就是我妈那句话,“大柱,放心,有妈在!”这简单的五个字,比任何山盟海誓都来得实在,比任何金银财宝都来得珍贵。
毕竟,有妈的孩子,永远都是最幸福的孩子。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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