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入学二三年之后，才真正开始训练，把他们纳入成年人那种谨慎的生活模式。在这以前，孩子学习控制身体。如果太淘气，就“治疗”他的淘气，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他受到的是和蔼的规劝，有时受点嘲笑。但他可以任意行事，包括对母亲粗暴。他的小自我中心得到助长，刚开始上学没有什么大变化。最初三年是男女同校。而且，男女老师对孩子都很喜爱，与孩子平等相待。不过，家庭和学校都一再嘱告他们不要使自己陷入“难堪”。孩子年龄尚小，不知道“羞耻”，但却必须教导他们不要使自己“难堪”。比如，有个故事里的男孩，本来没有狼，竟瞎喊“狼来了！狼来了！”来愚弄别人。如果你们也这样，人们就会不相信你。那确实是很难堪的事。许多日本人说，他们做错事的时候，第一个嘲笑他们的是同学，而不是老师或家长。确实如此，在这段期间，家里年长者的工作不是嘲笑自己的孩子，而是逐渐把受人嘲笑和必须根据“对社会的义理”而生活这种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孩子六岁左右时，以忠义献身的故事形式（即前文所引六岁儿童读本中义犬报答主恩的感人故事）而提倡的义务，才开始变成对他们的一系列约束。长辈对孩子说，“如此下去，世人会耻笑你”。规则很多，因时因事而异，大多数规则与我们所说的礼节有关。这些规则要求把个人意志服从于逐渐扩大的、对邻居、家庭及国家的义务。他必须自我抑制，必须认识自己所承担的“债务”，并逐渐处于欠恩负债的地位，如果打算还清恩债，就必须谨慎处世。
这种地位的变化把幼儿期的嘲弄以新的严肃认真的态度传导给正在成长的少年男孩。到了八九岁，孩子有时就要受到家里人真正的排斥、打击。如果老师向家里报告说他不听话或有不逊的举动，或者操行分不及格，家里的人便不理睬他。假如店主人指责他做了某种淘气的事，那就意味着“侮辱了家庭名声”，全家人都会批评指责他。我认识的两位日本人在十岁以前曾经两次遭到父亲逐出家门，又因为羞耻，也不敢到亲戚家去。他们在学校受到老师的处罚。当时，这两个人都只好待在外边的窝棚里，后来被母亲发现，经母亲调解才得以回家。小学的高年级孩子有时被迫关在家里“谨慎”，即“悔过”，专心致志地写日本人十分重视的日记。总之，家里人都把这个男孩看做他们在社会上的代表。小孩遭到了社会的非难，全家人就反对他。他违背了“对社会的义理”，就别指望家庭的支持，也不能指望同龄人的支持。他犯了错误，同学就疏远他，他必须赔不是并发誓不再犯，否则伙伴们就不理他。
正如杰佛里·格拉所论述：“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从社会学角度看来，上述种种约束达到了极不寻常的程度。在有大家族或其他宗派集团活动的大多数社会中，当集团成员受到其他集团成员的非难和攻击时，该集团一般均一致起而袒护。只要他继续得到本集团的赞同，在必要时或者在遭到袭击时，他坚信能得到本集团的充分支持，而敢于与本集团以外所有的人对抗。在日本情况则似乎刚好相反。也就是说，只有得到其他集团的承认，才能指望本集团的支持。如果外部人不赞成或加以非难，本集团也会反对他、惩罚他，除非他能使其他集团撤销或直到撤销这一非难。由于这种机制，‘外部世界’赞同的重要地位也许是其他任何社会不能相比的。” [7]
在这段年龄以前，女孩子的教育与男孩子的教育没有本质的区别，只在细微末节上有点差异。女孩子在家里比兄弟受的约束要多些，事情也要多做些，虽然小男孩有时也得看护婴儿。在接受赠礼和关怀时，女孩子总得屈居末位。她们也不能像男孩子那样脾气暴躁。但是，从亚洲少女来说，她们有惊人的自由。她们可以穿鲜红的衣服，与男孩子一起在外面玩耍吵闹，而且常常毫不服输。她在幼儿期也“不知耻”。从六岁起到九岁，她们逐渐懂得对社会的责任，其情况和体验与男孩大致相同。九岁以后，学校就男女分班，男孩子们逐渐重视新建立的男性团结。他们排斥女孩子，害怕被人看见和女孩子说话。母亲也告诫女孩子不要与男孩子交往。据说这种年龄的少女动辄忧郁寡欢，不喜外出，难于教育。日本的妇女说这是“童欢”的终结。女孩的幼年期因被男童排挤而结束。此后，多少年，她们的人生道路只能是“自重再自重”。这一教导将永远持续，无论是订婚之时，还是结婚以后。
男孩子在懂得“自重”和“对社会的义理”之时，还不能说已懂得日本男子应负的全部义务。日本人说：“男童从十岁起开始学习‘对名分的义理’。”这句话的意思当然是“义在憎恶受辱”。他还必须学习这类规矩：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直接攻击对方，在何种情况下采用间接手段洗刷污名。我并不认为他们的意思是要孩子学会在遭受侮辱时进行反击。男孩子小时候就已经学会对母亲粗暴，与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争相诽谤、抗辩，没有必要在十岁以后再学习怎样攻击对手。然而，“对名分的义理”的规范要求十几岁的少年也要服从其规定，从而把他们的攻击方式纳入公认的模式，并提供特定的处理方法。如前所述，日本人往往把攻击指向自己而不是对别人行使暴力。学童也不例外。
（鲁思-本尼迪克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