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孫信茹、謝翔
摘要: 互聯網和數字技術不斷激發人們在數碼研究內容及方法上的探尋，田野調查、參與式觀察、民族志和訪談法等質性方法被廣泛應用，但某些問題也凸顯出來，一些聲稱採用民族志方法的研究其實主要運用的是訪談法。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志方法與訪談法關係緊密，但並不等同。要深化數碼文化研究，需要從知識生產和方法論層面對兩者的關係重新做出理解。數字時代的民族志研究承襲了民族志強調「方位感」的傳統，即對研究對象的活動闡釋需要將其定位到某個文化位置上。對這一前設性條件的認識，有助於理解網絡研究中民族志與訪談的區別。在網絡空間進行質性研究時，可以通過描繪數碼空間，定位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位置，呈現人的故事等方式，一定程度上可避免將訪談誤用為民族志，從而實現兩者恰當的結合以及訪談法的拓展。
關鍵詞: 訪談；民族志；數碼情境；方位感
作者簡介：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生
一、數字情景中的質性研究及問題提出
網絡的普及和社交媒體的深度嵌入使得個人、群體和社會組織等各類要素都被網絡化了，如何在相互交織、重疊的新型文化中探討網絡技術與使用者及社會結構之間的互動與關聯?對於着力進行闡釋性理解的研究來說，民族志方法的運用尤其能夠揭示人與技術互動背後更為深層的社會文化背景與結構性條件。因此，通過民族志和田野作業的方法對網絡現象進行探索的研究成果湧現，這些嘗試對於探究數字情境中多元和嶄新的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支撐，也體現出研究者對複雜性知識探索所做出的努力。當下，有一個需要關注的問題是，網絡空間的觸手可及性並不意味着降低了調查和分析的難度，但是不少研究對一些質性方法的理解和運用出現了混淆，我們特別注意到一些聲稱採用了網絡民族志方法的研究實則更多做的是訪談。
具體而言，數字情景中不少質性研究聲稱使用民族志方法或在民族志取向下進行，但常常表現出多元方法下對訪談的依賴。質性/民族志研究離不開第一手資料的搜集與分析，特別是在數碼空間中，媒介實踐的過程與情境需要研究者通過場景和觀察的經驗材料去勾勒與展現。然而從現有相關研究來看，研究者主要集中在從方法層面交代多種資料搜集的方式(如參與式觀察、網絡民族志、民族志等),但是在具體的資料分析與文本表述中，訪談材料的呈現佔據主導地位。當下互聯網研究新方法頻出，例如近年來常被提及的平台漫遊法(1),其與民族志的研究取向是一致的，但是在實際的運用中，有的論文儘管聲稱使用了這一方法，在具體的研究推進中卻看不到採用漫遊法獲取材料的過程與分析。誠然，在質性研究取向下，兩者雖然有諸多相關性，譬如都強調對研究對象做情境式的理解，都試圖找到現象背後更為深刻的廣闊背景。但是兩者對研究問題涉入的程度與時間、具體操作方法和展開過程等都有所差異。訪談法是民族志研究中一種重要的資料搜集方式，然而民族志取向下訪談法的運用卻有其對複雜性探索的期待以及一整套完整且相互關聯的闡釋方式。因此，並不能將二者等同，甚至以訪談替代民族志。如何處理這些方法的混用?數字情境中是否可以發展一種拓展的訪談法?這些問題值得辨析和討論。
為此，我們以目前國內新聞傳播領域具有代表性的8種學術期刊(2)的論文作為分析的前期基礎性材料，時間選取區域為2000年至2023年(3)。通過本文兩位研究者的閱讀和分析，從8種學術期刊中篩選出與互聯網研究相關，且在研究方法中明確提及質化/民族志取向，或文章按照質化/民族志思路展開研究的論文，共檢閱出183篇與本文的研究問題密切相關的學術論文，不包括研究綜述、譯介以及專門探討民族志方法的文章。
圖1 代表性學術期刊質性研究論文年度發文量分佈統計圖
圖2 代表性學術期刊質性研究論文研究方法詞雲圖
表1 代表性學術期刊質性研究論文研究方法使用分佈(4)
表2 代表性學術期刊質性研究論文研究議題
從圖1可見，2012年國內有學者開始使用民族志的方法對網絡情境中的文化現象進行探討。從發表數量上來看，質化/民族志方法取向下對網絡相關議題進行研究的論文逐年增加，通過多元的質性研究方法，對愈加複雜的互聯網文化進行探討已逐漸成為研究者的常見選擇。對這些文獻中具體使用的研究方法進行可視化呈現和初步統計(圖2、表1)可以看到，數字時代背景下，訪談、參與式觀察、田野調查和網絡民族志仍舊是質性研究者獲取資料的主要方式。同時不少研究綜合使用了文本分析法、紮根理論等方法。通過對文章的研究議題進行分析(表2),可以大致看出研究方法與研究內容的關聯性：質性研究方法主要被用在多元個體與群體的媒介使用、數字技術對家庭、鄉村等不同社會空間的介入、數碼技術與新型文化等多個主題和內容中。儘管這些議題內容多樣，但不難看出它們都有強烈的呈現多元文化樣態的欲求，而對複雜性的探尋則能充分發揮質性研究的優勢，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數字生活和數碼文化的研究中質性方法被較多地使用。
結合具體研究內容，我們發現一個較為明顯的特點：在完成這些複雜性探尋的質性研究中，不少成果聲稱使用了民族志方法但實際上主要倚借訪談(本文所指的訪談包括深度訪談)完成。令我們好奇的是：訪談法與民族志尤其是網絡民族志之間具有怎樣的關係?兩者分別承擔何種任務且如何更好地結合?對於訪談和民族志方法優劣的辨析與秉持的原則、理念的分析也非全新的話題，在很多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研究中早有討論。然而面對當下的數字情境，尤其是在新媒介技術與日常生活、文化實踐研究中，民族志研究所面對的場景以及能夠觀察到的事件過程和過去發生了極大變化。同時因為訪談與民族志有着相近的研究取向，深入和高質量的訪談也會讓人有某種身臨其境之感，因此可能會產生網絡民族志的方法主要由訪談來支撐和完成的局面，這就需要在研究過程中對方法與研究目標的契合度重新作出思考。本文並不只在於比較兩種方法的操作性問題，也並非表達對民族志推崇而對訪談批評的立場，而是想要從方法論的層面上提出更深入的辨析和思考，從而為規範性研究做出一定努力和推動。
二、訪談的凸顯與民族志的隱匿
(一)「繁複」的主體闡釋對民族志的簡化
儘管諸多質性研究在方法層面有所交代，然而在具體操作中，當民族志被簡化為倚重訪談去獲取研究資料時，對相關問題的分析易呈現出過度依賴被訪者主體性闡釋的現象。較為常見的方式是，一些文本為了凸顯訪談對象的主體地位，集中採用受訪者的直接引語進行論證，或是論述一個觀點之後，運用訪談者的原話進行補充、例證。這樣的「舉例說明」體現出研究者試圖在這些敘述中尋找一致性的努力，但這恰恰可能構成訪談的缺陷，使訪談者「在沒有秩序的地方強加秩序」(5)。通過訪談，我們可以從被訪者的觀點中了解研究對象及其觀點和態度，展現其對經驗事實的看法。因此可以理解針對網絡情境中的議題，為何出現較多藉助訪談形式展開的研究。例如學者們對互聯網在新生代農民工日常生活中的意義(6)、老年人日常生活中智能手機的使用(7)、青少年與家長的網絡遊戲共玩行為(8)等現象的分析，這些研究都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通過研究對象的主體性敘述，把握其對事件或意義的看法。採用訪談的研究方法，的確可以從話語中追索對個人來說重要的事件和特定信息，甚至重構那些研究者不在場的時刻。例如有研究在探討邊緣媒體人的職業變遷與社會認同時，由於研究者無法參與過去的事件，因此通過調閱文字或影像資料以及深度訪談來了解當年的情形(9)。這時，訪談法的運用可以使研究者跨越時間、職業、階級、種族、性別和地理疆界，擴展知識和情感範圍(10)。不難看到，訪談法可以幫助研究者搜集豐富的材料，這有助於探索人們的各種行為，尤其是行動者的主體性理解。然而，不同社會角色的個體對於媒介的使用，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自我認知與理解的背後，有着複雜的日常生活體系和深刻的結構性背景，研究不僅需要呈現我們能看到的表層現象，還需要將現象背後的複雜性展現出來。
民族志的引入，研究者可以關注到「不同的人怎樣創造和使用不同的媒體，這些媒體又如何根植於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的」(11)。通過對當前研究的梳理，我們發現在資料搜集、研究過程、知識建構等知識生產過程中，因為依賴訪談獲取材料，從而導致問題分析過程中對研究對象主體性闡釋的過度倚重。這種將訪談誤用為民族志的做法，會造成具體方法操作的簡化，也體現出研究者切入研究問題並獲取研究材料的不同態度。
(二)訪談中對「隱匿」田野的忽視
對於民族志研究來說，在場/場景是一個基礎性的原點，象徵著田野作業的開始，是參與觀察、訪談的前提(12)。那些和民族志方法緊密結合在一起使用的訪談常常會重視這些具體的場景及其價值。然而，傳統田野建立的是研究者更易覺察和把握的有邊界的實體空間，當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逐漸成為研究者所面臨的基本情境後，田野從固定轉向虛擬與流動，實體的空間變得難以把握和被觀察，訪談某種程度也成為彌補田野空間不足的一種常規方式，我們由此能理解諸多研究為何較依賴訪談的做法。但這種做法的常規化卻並不意味着研究就應該以此為標杆。簡單講，這裏面存在的一個問題是訪談對田野「隱匿性」的加劇。例如，媒介實踐與網紅城市/網紅地的關係產生了諸多成果，研究者在這類議題中發展出數字地方感、媒介地方感等分析框架。不過，民族志取向下的研究還可以追問的是，媒介使用者打卡的網紅城市或地域本身的地方性特質如何對個體的媒介實踐產生影響?這些地方特質是否會產生不同類型的地方感?依賴媒介實踐者自身的講述去描繪這種地方參與式的媒介書寫實踐，會不會遮蔽了地方性特質或「真正的地方」?如果說，具有邊界的、物理的田野影響了地方感的形成，那麼研究對象通過怎樣的平台或社交媒體進行打卡實踐也同樣重要。同樣在此類研究中，有學者關注到了短視頻實踐者在「哪裡」打卡，以及這一地方的標誌性建築如何催生個體形成媒介地方感(13),如果增加研究對象與媒介平台的關係性分析，將平台自身的特性納入打卡實踐，就有可能推動我們把視線轉向新的線上田野。
社交媒體的興起創造出形態各異的虛擬空間，催生了複雜的文化形態。如果我們將這些不同的社交軟件看作是虛擬田野，那麼對其特徵、場景與設計的描述是不可或缺的。儘管不少研究依照着民族志的慣常程序，對線下田野點或線上的社交媒體平台進行介紹，但這些介紹似乎只是文章的點綴，無法看到來自「那裡」的知識怎樣對個體的媒介使用產生影響。如果這些基本信息也構成網絡田野的話，那麼，需要研究者進一步呈現這種田野的獨特性及其與人互動的邏輯關係。同時，對於網絡情境的關注也容易讓研究者覺得線下的田野變得不那麼重要了，研究離開了現實的關聯，其本身所具有的價值也無法被充分挖掘出來。
民族志並非沒有訪談，但是民族志強調資料的獲得與知識生產是具有特定位置和情境的，而訪談未必就沒有考察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的意識，只不過這種意識可能是隱藏着的。訪談是在特定的人、特定的人生經歷和特定的敘述中產生特定材料的研究過程，因此，在文本表述中儘管不一定會對田野做出特別交代，但是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數字情境中的田野卻時刻發揮着影響。從這一層面來看，數字時代的質性研究其實對田野的呈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過於依賴訪談的質性研究往往忽視了田野的作用，因而，儘管從文本表達上並未有明顯的差異，但若仔細推及研究者對問題切近與闡釋的方式，其研究起點可能大相徑庭。
(三)難以呈現的日常情境與研究過程
在可見的一些文本表述中，對於訪談方法的介紹往往是：本研究的訪談從××年×月到×月，訪談採用線上或面對面的形式，每次訪談持續××分鐘，共訪談×位研究對象。然而，這樣的「次數性」「片段式」的訪談能否展現技術影響下文化群體的整體性生活?更為重要的是，僅依靠訪談材料如何展現研究者對情境性的追尋?例如，在一項關注網絡語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與再生產的研究中，研究者試圖通過參與式觀察與訪談勾勒被訪者的日常生活圖景，並在此基礎上考察網絡語言的嵌入，然而這種勾勒與嵌入卻基本依靠訪談材料的展現來完成(14)。數碼空間中，遊戲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新的文化形態近年來備受關注，在這些討論中，通過以玩家身份體驗(15)的方式推動研究，研究者都肯定了參與式觀察的重要性。例如在一篇對中國網絡遊戲代練者的日常生活實踐進行分析的研究中(16),研究者試圖通過「多天的接觸觀察」來還原遊戲代練者的日常生活情境。作者的論證材料主要從「訪談過程中的發現」獲得，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作為新型數字勞工，遊戲代練者如何勞動?其勞動環境如何影響勞動過程?一些來自場景和觀察的經驗材料若放到分析中是否可以增色?這樣的現象並非偶然，從已發表的成果來看，研究者雖然提到採用民族志研究或多種研究方法，但是在具體的資料分析與文本表述中，訪談材料的呈現佔據主導地位，僅倚靠訪談材料可能難以實現研究者對研究對象日常生活情境的追索。
儘管質性研究對來自第一手的經驗性材料極為依賴，但內容來源並非只是對研究對象所提供的訪談和相關資料的單純呈現，「對田野場景的描繪和一定程度上的還原，是研究重要的敘事策略」(17)。例如，有學者分析媒介如何進入家庭空間，選擇一個從事服裝生意的用戶開啟直播的故事，指出媒介整合了家庭物理空間、直播線上空間及家庭成員工作空間(18)。作者在研究中對處於時代沉浮中的個體如何在家庭空間利用媒介開展工作的分析具有啟發性，不過，如果有更多媒介介入日常，組織架構起家庭生活的細節、場景性的描寫與敘事，或許更能使讀者體會媒介與家庭的實踐與互動過程。又如，有研究關注微信在家庭場景中的使用(19),研究者通過「有受訪者總結自己的生活經驗後的話語表述」論證權威在網絡空間中的消失與延續。在這裡，真實的家庭互動場景以及父母與子女在媒介使用過程中關係的變化和博弈，都能夠幫助研究者更好地展現這種關係在媒介介入後的變化，而這部分的分析材料是僅靠訪談無法獲取的。
(四)具有差異性的人的「消失」
訪談依賴於研究對象自述而獲得分析性的資料，但緣何人卻「消失」?這裡所指的「人」,是在民族志文本中能建構的坐落於整體社會結構之中又攜帶個體差異性文化的人。這背後要強調的其實是，如果過度依賴訪談試圖去還原個體故事，可能會出現研究對象被簡化為數字、代稱，甚至消失在研究之中的狀況。例如，在一項探索女性美顏動機與意義的研究中，研究者對來自全國各地的19名青年女性進行了半結構化深度訪談(20)。然而，這些攜帶各色文化框架且對美有着不同理解與追求的女性青年被羅列於一張「受訪者情況一覽表」中。在文章分析過程中，不同的個體也是以代稱和訪談原文的形式出現，這似乎已經成為當下呈現研究對象和建立研究合理性的通常表現形式。對於讀者來說，被代稱、數字或某種人口屬性歸類起來的研究對象如何與他們的自述建立關聯?代稱背後的他們是「誰」?那些擁有不同生活境況與文化脈絡的個體所展現出來的差異性的美顏需求是什麼?這種需求造就何種獨特的呈現方式?有研究者通過對豆瓣「學習法律小組」進行觀察和對其成員的訪談，探討公眾如何在網絡情境中通過媒介實踐展開對話(21),這些小組成員緣何聚集於此?如果是源於對法律問題的探討，那麼在其中又形成了與其他網絡趣緣小組哪些不同的對話與氛圍?如果關注這一層面，是否可以更好地凸顯出群體的文化性?這種凸顯僅靠對小組成員的訪談似乎是有些乏力的。網絡情境中，對於文化差異性的展現，取決於具體的人及其形成的群體如何理解與使用這一技術，如果研究過於依賴直接性的訪談材料，那些鮮活個體背後的廣闊背景一定程度上可能被忽視。
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的特質也是一個關鍵的要素，因此，這類研究中的「人」並非只包括研究對象，也包括了研究者本人。但是，研究者如何介入到研究過程?與研究對象發生了怎樣的互動?局內人和局外人的身份及變化，會影響到研究對象與研究問題的呈現及挖掘力度。例如，有學者試圖從粉絲個體的微觀感受出發探討其在結構性日常和追星的反結構中的行為表現，其中提到微信群是一個封閉式的強連接群體(22)。若從研究方法的層面反思，那麼研究者對進入微信群進行觀察時的身份做必要交代或許可以推動我們對粉絲個體感受的理解。在對偶像與粉絲的網絡民族志的研究中，偶像是誰?(23)粉絲是誰?(24)研究者又處於何種位置?這決定了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關係、互動的方式以及資料的獲取。研究者不是疏離者和遠觀者，他們需要參與到網絡文化中去真切體驗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互動和彼此的關聯(25)。如果過多依賴於被訪者的訪談敘述和資料，卻不對研究者本人在研究中的介入方式、過程及其變化做出敘述，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對居於特定位置的人本身的理解。
三、緣何如此?「好想說」的訪談與「不好做」的民族志
(一)網絡技術的便利與遮蔽
數字技術的發展和移動設備的普及讓訪談資料的獲取更為便利，然而這種便利也造成了對田野、細節、場景以及研究對象的遮蔽。在傳統的民族志研究中，學者需要進入到特定的社區與田野中的人面對面地接觸，開展長期的交往與互動，從而完成與當地人「親密的交談」。費拉爾騎着摩托車，與一群騎摩托車的女子穿越美國；近藤進入日本的製造車間，與眾多工人一起工作(26)。在有邊界的物理世界中，研究者需要親身與研究對象接觸，因而「訪談往往與民族志交織在一起，兩者很難分開」(27)。研究者在與對象的互動過程中，藉助聲音、表情、肢體以及各種非語言符號，往往可以獲得來自訪談之外的信息。而在通信技術與網絡技術的支持下，研究者不必親身前往田野與群體中的每一個人接觸，通過電話、網絡等方式，我們可以快速且較為輕鬆地獲得研究資料，並且這樣的訪談可以超越時空限制隨時隨地展開，可以說，網絡技術為研究者提供了不間斷研究的可能性。然而，主要在中介性設備里完成的訪談溝通缺乏手勢、面部表情等非語言信息，被研究者講述的情境、動作神態以及情感表達被剔除，田野的場景、細節在這一過程中被忽略。
數碼空間為我們提供了觸碰那些日常生活中難以接近的對象的可能，網絡的匿名性讓對象更容易敞開心扉與研究者交談，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研究者對訪談材料的依賴。以往在面對性工作者、性少數群體以及吸毒犯罪等問題時，研究者往往難以接觸並獲得該群體的信任，移動網絡為我們帶來了新的研究的可能性。有學者在研究中發現幾乎所有的訪談對象都不願意在線下訪談中討論自己的網絡性愛經歷，而在線上訪談時，則會毫不猶豫地說出其非常私密的細節(28)。此外，通過在互聯網中招募與徵集研究對象，研究者也能相對便捷且容易獲取大量的訪談材料。那些分手者可以與研究者回憶與前任在社交媒體上親密的互動，甚至揭開傷疤，宣洩情緒，敘述那些令人心碎的時刻：「當時就感覺被刀砍了一下似的，過了一會兒，就開始痛，好疼好疼，就這種感覺」,「拉黑對我來說就意味着結仇」(29)。網絡的匿名性讓研究對象更容易地說出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對於研究者來說，不僅可以對特殊群體進行訪談，對於一些在線下面對面時難以啟齒的話題，研究者也能通過訪談獲取到大量的材料。
(二)民族志的「慢食」與「快餐」式研究
隨着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穩固確定的社會轉向流動、飄忽不定的液態性社會，追求速度與效率成為一種持續的、彌散的社會心態，學術研究和研究者也被捲入其中。流動性極強、轉瞬即逝的網絡空間帶來了持續性觀察與追蹤的困難，尤其當我們需要在網絡空間中記錄那些具體的事件、過程甚至完整的細節時，網絡中的隨風搖擺和難以追溯時常讓研究者望洋興嘆。而流動性背景帶來的改變還不僅僅是獲取資料方式的變化和難度的加劇，更重要的一個表現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關係的建立變得更加困難。我們面對的研究對象從過去居於具體空間相對穩定、同質性較強的人群向生活空間不斷流動、關係複雜和文化更為異質的群體轉變。人們的互動不再局限於傳統的地緣、血緣關係，而呈現出更強的流動性與不確定性。這為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建立持久的關係帶來了一定的難度。從時間向度來看，傳統民族志需要進入到異文化空間並對調研時間有明確的要求，研究者甚至需要與研究對象同吃同住同勞動，其入場、在場和離場都有明確的時間點。在有邊界的社區之中，雙方關係的建立更為穩固與持久，而在流動性加劇和網絡時代中，傳統民族志研究所要求的長時間沉浸于田野之中(實體)幾乎成為一種奢望，我們難以長期持續地紮根於某一實體社區之中，不僅研究對象生活的實體空間不斷流動，研究者還必須面對線上線下的雙重空間。
面對以上巨變，過去本就不易完成的民族志研究愈發讓研究者望而卻步，但是，探究文化的複雜性和不同的生命故事卻是人的天性，這種方法帶來的理解新世界的滿足感也常常吸引研究者迎難而上，甚至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自我調適併產生新的方法。例如有學者指出在流動性背景下的網絡空間里，田野作業應建立「常時間」的操作框架，即跟隨數字技術嵌入研究對象日常(daily)生活的節奏、經常(always)在線定位關鍵節點以及與研究對象保持網絡共存的常態(normal)(30)。這種在網絡空間中不斷跟隨研究對象的做法，在網絡遊戲研究中也能看到，博爾斯托夫(Boellstorff)為了研究網絡遊戲「第二人生」,為自己創建了一個虛擬角色，從而能夠「隨時」在田野四處遊走(31)。從另一個角度講，這些方法的變化本身也就說明了數字情景中民族志的難度的增加。在數字情景中，研究者需要「常住」於網絡空間並接受民族志與田野調查永恆的不確定感(32)。訪談旨在獲取研究對象的自我表述，研究者要拿到第一手和更深入的訪談資料，同樣要獲得研究對象的接納甚至需要較長時間的接觸。但是，因為訪談及講述以一種「記錄在案」的話語和文本呈現出來，並且訪談具有相對明確的結構性和目的性，個體表述會富有強烈的感染力，因此，訪談效率較高且不同的言說易做比較性的分析。這些優勢讓被訪者成為「能說」且「好想說」的對象，在網絡中搜集資料時，這種方法能夠快速幫助研究者達成研究目的，因而具有了易說的特點。某種程度上講，民族志的慢食與當下快餐式研究節奏之間的矛盾，也讓訪談成為研究者在兩者之間的效率性選擇就不難理解了。
四、方法辨析：訪談為何不等於民族志?
當我們說訪談不等於民族志時，我們在強調什麼?為何說民族志是一種方法，但又不止於方法本身?從操作層面來看，訪談是民族志和質性研究中較為重要的一種資料搜集方式。然而，技術以及公認的程序並不能界定民族志，真正界定民族志的是「它所隸屬的理性努力的種類」,即民族志(人類學分析)作為知識的一種形式到底是什麼(33)。這意在提醒研究者，就方法本身而言，特別是對質性研究來說，當下我們面臨的陷阱不僅是技術化、操作層面的資料搜集，更是對方法背後的認識論與方法論的理解不足，而當前研究中呈現出的訪談與民族志的混用正是這一理解不足的具體表現形式之一。
(一)「礦工」與「遊歷者」的知識建構
對訪談和民族志的理解與應用，反映的是不同的知識建構和生產方式的差異。斯丹納·苛費爾(Steinar Krale)把訪談員比作礦工或旅行者，從而詮釋對訪談不同的認識論(34)。礦工的比喻意味着知識被理解為地下埋藏的金屬，訪談員就是礦工，負責挖掘出有價值的金屬，在這一取向下，強調儘可能從被訪者話語中找到那些「不受污染」的知識。因此，這些訪談資料「像岩石一樣，被揀拾起來，裝進容器，運載回家，然後在實驗室里進行分析」(35)。而對於遊歷者來說，訪談資料的獲取是與當地人一同漫步、體驗的過程，需要被訪者投入理解和共情，從而進行理解性的闡釋。這同民族志建構知識的方法取向一致，即「在特定的社會和歷史情境下，在與人交往的關係中形成新的知識」(36)。
不僅是資料搜集，研究者對資料的理解和闡釋更關乎知識的建構與文本的書寫。因此，當我們直接引用訪談對象的原始話語時，訪談對象被「設想成為有理性的、有認知能力的自反性主體」(37)。問題就在於，「主體的敘述方式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以及主體的建構也是有限的」(38)。在這一層面上，訪談資料的運用是對現實的複製，而不是動態的知識形成過程。由於深度訪談從資料獲取到知識的建構都存在局限性，因而有學者指出，不應該過度地倚重訪談，而應使訪談本身還原到真正地參與觀察體系中(39)。
相比之下，民族志的知識建構不是簡單地通過訪談資料的獲取就抵達研究目標，而需要把訪談對象的敘述放置回具體情境與作為整體的日常生活之中。詮釋主義強調情境的重要性，這種情境「不僅是關注當下，而且具有時間維度」(40)。因此，學者應獲得訪談材料進而「對於訪談內容意義的理解也依賴於其產生的情境」(41)。在此基礎上，依賴於整體情境的深描是我們建構與呈現知識的重要方式。此外，以現象學為理論基礎的民族志對於知識的建構還強調進入被訪者日常生活的整體中去，正如格爾茨(Geertz)所說，「必須以他們用來界說發生在他們身上的那些事的習慣語句來表達」(42),然後對這個意義給出解釋。從上述兩個方面來看，這種對情境的強調以及對整體性的關注正是民族志的方法論與研究取向。不僅如此，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深度互動也在一定程度上對資料的搜集、知識的建構與文本的呈現產生影響。
因而，從知識建構的角度來看，訪談資料是被訪者賦予意義的話語，民族志的文本書寫則關係到研究者的理解和解釋。這些闡釋攜帶着研究者的文化圖式，被放置進受訪者的日常生活與情境之中，在這一基礎上達成對整體性文化的理解。這種文本呈現、知識建構背後的認識論與價值論，決定了民族志不等於訪談。
(二)個體敘述與整體情境的關聯
當使用訪談法面對研究對象時，我們想獲得什麼?訪談通過與研究對象進行「有結構、有目的性的交談」(43)將研究者從對信息與符號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通過訪談，我們可以追溯個體的生命歷程和重要事件，也可以獲得研究對象對媒介內容的解讀和媒介使用的感受，以及研究對象的感悟與體驗。
但是，過於倚重訪談所完成的田野研究常常獲得的是個人世界的表述和主觀事件，是「主體對經歷過的事件之反思，並不是被訪者真正做過的行動，尤其不是其所處的特定社會情境中的行動」(44)。要理解被訪者言說的意義，則需要將這種講述放置回整體和情境主義的邏輯之中。因而，在訪談的基礎上，我們需要沉浸於他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去領會這一經歷具有的意義和重要性。格爾茨認為，民族志工作者就是要將人放到他所在的文化模式或者整體習俗中(45)。2019年，當筆者再次前往大羊村(46),訪談成為我們此次田野過程中最為重要的研究方法。當然，這種深度訪談得以順利展開，得益於我們之前已經有幾次對該村較長時間的田野考察，這使得我們的研究目的性和指向性都較為清晰。因而，這樣的訪談既具有高度的開放性，同時又是「深入事實內部」(47)的交流。這種深入事實內部應該是建立在諸多的細節和故事呈現基礎上展現出來的「深入」,作為研究者的我們需要從研究對象「日常生活中最細微、最普通的方面入手」(48)來展開訪談。
因此，如果說訪談獲得的是主體性的講述，那麼民族志則是將這種主體性的講述放置回整體情境的過程。我們將訪談嵌入到研究對象的生活和具體場景之中，被訪者的衣着、語氣、神態、環境等細微之處都會影響其感受和想法，推進交談的展開，從而激發更多的可能性。而且訪談本身面對的是一種複雜的社會環境，個體的敘述受地方性互動情境的限制。有學者研究殘障人士的媒介生活，記錄了訪談情境的變化對訪談過程造成的影響：在醫院時，殘障人會在言談舉止間流露較多負面情緒；有政府人員陪同時，受訪者的表達更為客套謹慎；在咖啡館包間里，由於是朋友介紹，研究對象坦誠地敘述了他的「非法」經歷(49)。社會情境和訪談者身份都會影響受訪者的敘事，研究者對此應保持敏感並將其對象化地呈現在研究結果中。換言之，民族志取向下的訪談包含了訪談發生的場景(靜態)和使訪談得以發生的主體以及他們之間的互動(動態)(50),其構成的整體情境都需要研究者進入並對其進行探究。因而，訪談也是「多渠道發生的事件」(51),而參與式觀察常常幫助研究者通過觀察人們的行為了解其隱含的意義。「如果單一使用訪談法，會誤導研究者將表徵視為事實，將文化等同於規範、教條、法則，而不是具體的實踐。」(52)在整體主義和情境主義下，訪談是共情的訪談、觀察式的訪談，更是過程性的訪談(53)。
研究路徑的選擇關乎研究者切近研究對象與體察社會的方式。我們如何認識和理解世界?「對所看到的東西進行解釋，並決定被研究者看到的東西中哪些是真實的、有效的和重要到值得記錄的。」(54)從另一層面來說，對操作背後的知識論及方法論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會影響研究的角度，關係到對問題的介入方式、資料獲取和分析深度(55)。研究者為何要選取此種方法?可以搜集怎樣的材料，解決何種研究問題?如何分析以及可以建構怎樣的知識?進而，在此方法論和價值論的指引下，研究者如何配合形成整體性的研究?將個體的敘述放置回整體的情境之中，背後指向的正是民族志對整體和情境的關注。
五、「方位感」:數碼研究中訪談的拓展與民族志的融合
網絡情境中訪談和民族志方法的辨析，對人們在數字技術下做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民族志與訪談法的區分並非我們最終目的，更重要的是這一問題(依靠訪談完成民族志研究)的出現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數字情景中民族志方法和策略的調整。通過數碼空間的描繪，定位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位置，呈現人的故事等方式，達成具有「方位感」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現將民族志簡單等同於訪談的做法，從而在當下的數字情景中實現兩種方法恰當的結合。
(一)定位田野：可描繪的數碼空間
在傳統的民族志工作中，來自田野經歷的知識因其與社區面對面的直接關係而被賦予了特殊的地位(56)。網絡的出現讓傳統的田野發生了巨大變化，有學者將網絡空間的田野看作是文化過程(cultural process)而非物理空間(57),還有觀點認為，網絡中的田野是隨時流動的，應該根據受訪者及研究者的身體流動而流動(58)。這裡並非要再去對網絡田野作出界定，而是提醒我們，當前研究者展開田野作業的場域從具有明確物理邊界和實體的空間轉向網絡空間，非實體化的網絡成為人們生活實踐的重要情境。對於研究者來說，如何進入到這一非歷史性、超文本的情境之中探尋文化的本質，需要對平台的基本邏輯進行把握。例如，對直播間中主播與粉絲互動進行研究時，直播間由哪些元素構成?獨特的空間設置營造了何種交流形式?它們不僅決定了主播、觀眾在直播間的活動，也決定了兩者之間互動的方式。由此，這個數碼空間成為可「觸碰」與可描繪的真實存在。直播間里主播的名字、等級以及自我標籤的設置，粉絲送出禮物後對其頭像、名稱以及禮物的展示，包括點贊數的變化、心愿的展示及其變化，共同發揮作用將主播打造成為一個可供互動的人。
與此同時，我們對數碼空間的理解還需要意識到虛擬田野是沒有邊界的，它「不是一個具有不言自明的邊界的研究地點」(59)。因此，數字時代下對田野的把握不僅要關照網絡情境，同時也要兼顧現實中的田野。那麼，如何對這一流動的田野進行描繪?以筆者團隊開展過的直播研究為例，由直播場景延伸出來的實體空間也同樣值得重視。秀場主播所在的物理空間多在室內，背景一般以牆面或窗帘為主，壁畫、鮮花、布娃娃點綴其中，主播除了常規坐在椅子上之外，有些主播還會坐在床上、沙發上直播。物理空間的燈光除了常見的白光之外，還有粉色、紫色、紅色等各色燈光，營造出一種曖昧的氛圍。若要分析主播和觀看者之間親密關係的構建，則需對「兩個田野」進行充分細緻地觀察，才能更好地去理解那些氛圍營造和私密性空間的形成、色彩與情感激發之間的關聯。
如果說，民族志本身就要求對線上線下田野進行全方位呈現與浸入，那麼研究者在運用訪談法展開研究時，若也能意識到和研究有關的田野空間的存在，就可能會對這些空間和訪談者敘述之間存在的意味及價值加以重視。
(二)定位研究者：民族志學者如何捲入
格爾茨的「解釋他者之解釋」暗含着民族志學者與研究對象的相互捲入。在田野中有兩個自我，「一個是個人先定的帶入田野中的自我，一個是進入田野以後必須建立的作為研究者的自我」(60),兩者的界限通常是模糊且難以劃分的。田野工作者在田野中的經驗、情感與遭遇，研究者的身份、對田野的捲入程度、他們與研究對象建立的關係等，左右着資料搜集的方式和呈現的結果，進而影響了民族志知識生產的過程。
傳統的民族志研究者都會經歷從入場、在場到離場的過程，在網絡情境中，由於研究者和研究對象雙方對網絡世界的介入方式、互動方式發生的巨大改變，研究者甚至可能成為「深度參與者」(61),這種對身份的反思與交代就尤為重要，研究者不可能「完全旁觀或隱身」(62)。即使是主客位相對明晰的訪談，也賦予了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一定的自由度來共同探討這個問題(63),因此，知識不僅是被詢問、發現與撿拾，也是基於研究者深度參與的創造。
如果說，研究者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如何選擇適當的立場進行介入並充分權衡介入的後果(64)。有研究者對自己母親的社交媒介使用進行了調研，作為研究對象的母親對這項計劃報以熱切的期待，渴望把這個群體的故事、她的祝福和希望傳遞給歌友。同時，研究者又以兒子的角色觀察和體會母親近年來媒介生活的變化(65)。民族志在場可以深層地傳達民族志學者在田野中的經驗(66),這些經驗通過研究者對自我身份的交代能夠發揮出更好的作用。一項對社交平台知識生產的研究，研究者身為大學教師同時又是UP主，這意味着他既要在大學中講授知識和撰寫論文，同時又要面對B站視頻「上熱門」的喜悅和「流量差」的失落(67)。正是研究者對新型知識生產的試水，讓這項研究多了說服力和反思性。
研究者對自我身份的交代構成了數字時代民族志「方位感」的一個重要來源，其具有的價值對其他類型的質性研究也具有啟發意義。訪談伊始，研究者如何介入到網絡空間，以一種怎樣的立場與姿態展開資料的獲取與分析?通過對研究者本人的身份、位置、介入的方式進行交代，研究者可以明晰自我與研究對象的關係，從而在雙方的互動中去理解搜集而來的訪談材料，進而完成特定情境下的知識建構。
(三)定位研究對象：作為整體的文化位置
數字時代民族志的「方位感」離不開對研究對象文化位置的定位。這一定位有助於我們理解研究對象如何用媒介組織起日常生活，從而闡釋其媒介實踐活動。如何還原研究對象作為整體的文化位置?事實上，沒有人全然生活於網絡之中，在關注研究對象在網絡空間獨特實踐的同時，研究者也需要向網絡之外看，拓展到線下的觀察研究(68),通過與研究對象在現實生活中的交流、互動去理解其在網絡空間中的文化實踐。因此，「在資料搜集的過程中，網絡民族志研究者也必須在他們所在的線上社區和文化背景中努力了解這些互動所象徵的意義，而不是將成員或他們的實踐從背景和文化中抽離出來」(69)。面對愈加複雜的技術環境與媒介文化，需要定位研究對象的文化位置，從而理解其技術實踐。
以筆者對一個普米族村落三代同堂的家庭成員如何拍攝和運用抖音的研究為例。通過田野調查，我們發現了抖音視頻與現實生活的連接，研究對象家中簡易鞋架上，擺放着一雙和所有鞋子極不協調的紅色高跟鞋，在鄉村勞作環境和日常生活中顯得格格不入，但它卻以另一種物的形態反覆出現在了兒媳婦的抖音視頻中。如果說鞋架上的各式鞋子凝聚了這個大家庭成員的故事，那麼年輕媳婦結婚時穿着的紅色高跟鞋寄託的是她獨有的記憶和情感(70)。正是基於對研究對象生活世界和文化位置的定位，我們得以理解他們如何把對家人的情感投注在抖音之中，這種定位，基於研究者長時間對大羊村村民媒介使用的觀察與理解之上。數碼人類學研究者王心遠在調查老年人智能手機的日常生活實踐時，並非只關注智能手機，而是圍繞老年人的家庭生活、交往世界展開探究。儘管一些故事看起來似乎與老年人數字化實踐無緊密關係，但正是這些故事，讓讀者體會到只有在年老時才過着「未曾經歷過的」青春的意涵，這是由智能手機的數字可能性直接促進的(71)。
對研究對象文化位置的還原和重視並非只是民族志方法的專屬，作為同樣以理解為目標的訪談法，那些被訪者自己提供的闡釋，只有還原到他們生活的語境中才能被更精準地把握。網絡空間中的訪談，同樣需要從線上走向線下，從虛擬走向現實，通過儘可能多的維度去理解研究對象。當然，這些做法的確會讓研究「慢」下來，但質性研究恰恰離不開時間的累積。從長遠來看，在數碼情境中展開有深度和厚度的研究，需要更多的細緻描述和耐心觀察及記錄，我們才能對作為個體或群體的具體的「人」有更為充分的呈現，避免只依靠訪談資料的獲取與堆砌而造成人的消失。
(四)定位文本：訪談材料的呈現與人的故事挖掘
不僅訪談法高度依賴訪談資料完成研究性文本的表述，民族志文本也常常會大量採用訪談資料。但是，在民族志的研究中，「訪談材料並非僅僅是可供收藏或進行學術分析的資料文本，而是可以藉此理解敘述者生命歷程以及當前社會生活的方法」(72)。由此，民族志的敘事並不是靜態的、作為結果呈現的語言或話語，「『必須被視為在社會情境中被社會性地生產出來的，由具身化地經歷着日常生活的人們所生產的』那些複雜的社會學文本」(73)。也就是說，對於訪談材料的編織，需要將其放入被訪談者生命情境與日常生活中，由此建立起個性鮮明和立體的形象，從而達成「從文化差異性的角度去理解新技術帶來的影響」(74)。
要達成這一理解，可以運用口述或者生命歷程的方法將人的故事在敘事和文本編織中呈現出來。生命史的敘述有助於我們對被訪者行動展開理解，從而真正實現深度訪談之「深度」(75)。被訪者在講故事的時候，並非只是在描述過去的經驗，因為故事是敘述者建構自身的重要方式之一(76)。許多選擇和個體的生命歷程相關(77),媒體的使用也是一項生活決策，因此「互聯網研究，不能沒有人的故事」(78)。
對於人的關注與敘事，很大程度上呼應了當下社會學、歷史學等學科對口述和生命歷程方法的重視，也促使新聞傳播領域的學者對自我進行反思與審視。互聯網語境下對人的凸顯，需要從大量相互糾纏、重疊，奇怪而又不規則的結構中尋找出一條合適的道路進行資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79)。一項對少數民族農民工微信使用的研究，研究者以青年小李的母親和妻子對賠付款的爭奪為例，描繪了對該事件的討論如何從線下蔓延至線上(微信群),對這一事件過程性的描繪展現了族群的共同體關係在網絡中的形成與流動(80)。對於場景性、故事性、過程性材料的編織與呈現源於對研究對象和社會深入的體察，與個體對媒介使用的特殊性與文化差異一樣，當下民族志的文本呈現應有規範但不能陷入僵化刻板的程序之中形成精緻的平庸，比起方法的呆板介紹，理解它們背後的方法論更為關鍵。
回到對訪談材料的編織，如果不僅對研究對象語言進行還原，還可以對田野場景、細節加以描摹，就有可能在層層疊疊的敘事中呈現出「可追溯的人」。在方法層面，從資料搜集到文本呈現，民族志也需要藉助訪談、觀察、敘事等環節形成一個整體性的研究，這也充分表明民族志並非排斥訪談，兩者的結合與相互借用，才能抵達更佳的研究狀態。
六、結語
本研究緣起於網絡和數字情景中將訪談等同於民族志的誤用問題。以當前新聞傳播學的部分成果作為研究案例，針對這一誤用，發現脫離了具體情境的訪談並不能呈現活生生的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及其互動關係的狀況。這些現象並非個例，而是眾多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都可能會面臨的問題。我們認為有必要對上述方法的運用與研究過程做出分析和反思，尤其要釐清訪談與民族志混用的做法，這不僅關係到具體操作性和方法運用的問題，更關乎知識獲取和建構的理論取向與方法論問題。無論聲稱研究方法多麼規範的論文，方法的介紹和運用都不是研究中最根本的，即不能為了方法而方法。
當然，本文對方法的辨析也並非泛泛而談，而主要放在數字時代對質性研究者工作方式帶來劇變的當下展開，我們也想藉此討論進一步開拓數字背景下質性研究方法展開的路徑與方向。需要強調的是，本文並非排斥訪談法的運用，訪談法的獨特優勢是其他方法不能取代的，而本文也並不認為民族志方法的運用可以解釋所有的現象和問題。當下出現諸多將訪談等同於民族志的做法，恰恰反映出數字技術帶給研究更大的挑戰甚至困境。在人、物、信息、技術快速流動的當下，我們也不得不捲入快節奏的研究中，民族志的慢食特點讓依借這種方法完成的知識生產變得困難重重，訪談的高效和相對較易獲得研究對象綜合性一致性理解的特點使其成為網絡質性研究中較常被運用的方式。面對此種情形，研究者想要討論的不僅是方法間的混用與誤用，更希望這一問題能夠引起質性研究者的反思與重視；同時，數字語境中民族志的「不好做」也不單是研究者面臨著快與慢、深與淺的挑戰，更在於長期以來堅持對「意義之解釋」進行探求的民族志學者們在當前彌散、流動的文化中捍衛複雜性與整體性知識的「難」。對「好想說」的訪談與「不好做」的民族志的區別和辨析，是希望研究者看到兩種方法各自具有的優勢和局限性，提醒我們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更加清醒地認識到方法與研究問題之間的契合度。在研究中採用民族志的方法，源於這樣的信念：民族志應該是提供方位感的研究，即「知識不可避免地具有『有關某處』和『來自某處』的特性」(81),要在研究中注意到知識來源的方位(location)和條件，這一方位對知識如何以及在何種層面被建構是重要的。這一特性對訪談法在數碼空間中的使用也具有價值，我們倡導一種具有方位感的訪談，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是拓展式的訪談法。研究者需要努力建立起與研究對象能夠共同體驗和感受的「地方性文化」(82)和情境，才能達成對他們行動的理解(83)。我們特別關心的是，面對快速湧來的新技術的浪潮，帶給研究者的「挑戰在於，如何找到新的研究途徑，更好地理解人們的媒介實踐與個人、社區及群體生活之間的關係」(84)。
注釋
(1)Light,B.,Burgess,J.,& Duguay,S.,「The Walkthrough Method: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pps,」New Media & Society,vol.20,no.7,2016,pp.1-20. (2)《新聞與傳播研究》《新聞大學》《國際新聞界》《現代傳播》《新聞記者》《當代傳播》《新聞與寫作》《新聞界》。 (3)以2000年為文獻選取的起點源於2002年開始有學者通過訪談錄的形式在學術期刊上介紹了民族志在傳播學的應用,同時2000年前後也是國內互聯網研究開始急劇增加的大致時間。 (4)由於研究中對方法的表述並非完全一致,我們對其進行了同類方法的合併:訪談法(結構式訪談、半結構式訪談、深度訪談);觀察法(線上、線下參與式觀察、非參與式觀察);田野調查(田野作業、田野考察、田野觀察);網絡民族志(虛擬民族志、線上民族志、數字民族志、數碼民族志)。此外,樣本中有5篇(2.7%)質性研究採用了問卷調查法輔助研究,因數量較少且為避免歧義,正文的表格部分只列出質性研究方法的使用分佈。 (5)Lamont,Michèle,& Swidler,Ann,「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and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Interviewing,」Qualitative Sociology,vol.37,no.2,2014,pp.15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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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王東林、孫信茹:《社交媒體時代的田野時間反思——基於媒介人類學的視角》,《現代傳播》2024年第1期。 (33)[美]克利福德·格爾茨:《文化的解釋》,韓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6頁。 (34)[丹麥]斯丹納·苛費爾、斯文·布林克曼:《質性研究訪談》,范麗恆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第52-53頁。 (35)[美]保羅·拉比諾:《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高丙中、康敏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143頁。 (36)陳向明:《在悖論中前行——質性研究者應有的擔當》,[丹麥]斯丹納·苛費爾、斯文·布林克曼:《質性研究訪談》,范麗恆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第6頁。 (37)王晴鋒:《反思社會研究中作為方法的深度訪談》,《雲南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 (38)王晴鋒:《反思社會研究中作為方法的深度訪談》,《雲南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 (39)王晴鋒:《反思社會研究中作為方法的深度訪談》,《雲南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 (40)[丹麥]斯丹納·苛費爾、斯文·布林克曼:《質性研究訪談》,范麗恆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第59頁。 (41)[丹麥]斯丹納·苛費爾、斯文·布林克曼:《質性研究訪談》,范麗恆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第59頁。 (42)[美]克利福德·格爾茨:《文化的解釋》,韓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19頁。 (43)[丹麥]斯丹納·苛費爾、斯文·布林克曼:《質性研究訪談》,范麗恆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第3頁。 (44)王晴鋒:《反思社會研究中作為方法的深度訪談》,《雲南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 (45)[美]克利福德·格爾茨:《文化的解釋》,韓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7-8頁。 (46)大羊村是雲南省怒江州的一個普米族村落,為筆者長期固定的田野調查點。 (47)楊善華主編:《城鄉日常生活:一種社會學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2頁。 (48)楊善華主編:《城鄉日常生活:一種社會學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6頁。 (49)章玉萍:《「隨浪逐流」:殘障人的媒介生活與數字化生計》,《新聞與傳播研究》2021年第7期。 (50)楊善華:《「主體間性」主導下的田野訪談場景及其蘊含的社會意義——一個現象學社會學的視角》,《社會科學》2024年第12期。 (51)[美]羅伯特·埃默森、雷切爾·弗雷茲、琳達·肖:《如何做田野筆記》,符裕、何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第13頁。 (52)[英]丹尼爾·米勒、[澳]希瑟·霍斯特:《數碼人類學》,王心遠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9-70頁。 (53)孫信茹:《作為「文化方法」的媒介人類學研究》,《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5期。 (54)[美]赫伯特·J.魯賓、艾琳·S.魯賓:《質性訪談方法:聆聽與提問的藝術》,盧暉臨、連佳佳、李丁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8頁。 (55)孫信茹:《作為「文化方法」的媒介人類學研究》,《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5期。 (56)[美]古塔、弗格森編著:《人類學定位:田野科學的界限與基礎》,駱建建、袁同凱、郭立新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年,第19頁。 (57)卜玉梅:《虛擬民族志:田野、方法與倫理》,《社會學研究》2012年第6期。 (58)任珏:《身體的在場:網絡民族志的性別反身性》,《新聞大學》2014年第2期。 (59)Leander,Kevin M.,& K.K.Mckim,「Tracing the Everyday 『Sitings』 of Adolescents on the Internet:A Strategic Adaptation of Ethnography Across Online and Offline Spaces,」Education Communication & Information,vol.3,no.2,2003,pp.211-240. (60)[澳]林恩·休謨、簡·穆拉克:《引言:尷尬的空間,創造性的場所》,《人類學家在田野——參與觀察中的案例分析》,龍菲、徐大慰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第10頁。 (61)孫信茹、王東林:《作為「文化實踐」的網絡民族志——研究者的視角與闡釋》,《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 (62)秦朝森:《網絡民族志的研究——以山東鄉村的基督教傳播實踐為例》,《新聞大學》2017年第4期。 (63)Herbert,J.Rubin,& Irene S.Rubin,Qualitative Interviewing:The Art of Hearing Data,New York:Sage Publications,1995. (64)王晴鋒:《反思社會研究中作為方法的深度訪談》,《雲南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 (65)王東林、孫信茹:《母親的歌唱:在線K歌與「擬熟人」社群建構的民族志考察》,《新聞與寫作》2023年第12期。 (66)[美]大衛·費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龔建華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99-100頁。 (67)董晨宇、陳芊卉、許瑩琪:《做UP主:大學教師在社交媒體中的知識傳播與邊界調適》,《新聞與寫作》2023年第10期。 (68)孫信茹:《線上和線下:網絡民族志的方法、實踐及敘述》,《新聞與傳播研究》2017年第11期。 (69)[美]羅伯特·V.庫茲奈特:《如何研究網絡人群和社區:網絡民族志方法實踐指導》,葉韋明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14頁。 (70)孫信茹、王東林:《「抖音之家」:新技術與家庭互動的文化闡釋》,《新聞大學》2021年第10期。 (71)Xinyuan Wang,Ageing with Smartphones in Urban China:From the Cultural to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n Shanghai,London: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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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本文刊載於《新聞與傳播研究》202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