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讓她知道，我怕失去她，怕她瞧不起我，我還是希望能過正常人的婚姻生活……」一位年輕人在得知婚檢複核hiv陽性後，瞬間崩潰，在診室號啕大哭。近日，「男子婚檢查出hiv哭求醫生別說出去」的新聞，登上社交平台熱搜。近年來，婚前隱瞞艾滋病史被訴案件頻出，婚檢中查出艾滋病是否要告知另一半，成為備受公眾關注的話題。
從現行法律上講，醫生並沒有自主將一方病情告知他人的權利。我國醫師法明確規定，醫生泄露患者隱私或者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可責令暫停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執業活動直至吊銷醫師執業證書。根據艾滋病防治條例，醫生未經同意，不得泄露感染者信息。上述立法的出發點，還是為了更好保護疾病患者的隱私權。
如此一來，患者的隱私權固然是保護了，但由此衍生的後果卻難以承受。比如，有的新人婚檢後，雖然查出一方疑似hiv陽性，醫院僅告知本人，結果導致婚後另一方也感染hiv，以目前科技手段，還難以治癒。這些年，在河南、湖北等地都有類似案例。對於醫生，其實也處於兩難境地，如果按規定不告知，一旦出現問題，就可能遭到投訴，甚至是人身威脅；如果違反規定告知，同樣也可能讓婚事黃了的當事人找上門來算賬，難免挨處分。
從法理來說，保護隱私權不能以犧牲健康權為代價。健康權和生命權一樣，屬於基礎性的重要人權，也是公民享有其他權利的前提。如果沒有健康權，包括肖像權、隱私權等人格權利都將無從談起。正是基於健康權的極端重要性，世界人權宣言將其列為首要權利，我國憲法、民法典等法律也明確予以保護，將其置於法定優先地位。是以，在數種權利發生衝突時，天平不能向保護隱私權一側傾斜。
在醫師法、艾滋病防治條例等法律、法規尚未修改之時，也有國家立法試圖「填補窟窿」，比如，民法典規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應當在結婚登記前如實告知另一方；不如實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請求撤銷婚姻。問題是，這樣的規定，畢竟是「馬後炮」，被感染了難以治癒的重大疾病，終身陷入痛苦、絕望境地，撤銷婚姻又有多大意義？
近年來，也有一些地方立法試圖先行破冰，如雲南新修訂的《雲南省艾滋病防治條例》規定，「感染者應當告知配偶，本人不告知的，醫療衛生機構有權告知」。問題是，地方立法位階過低，其所規定的內容，與醫師法等國家立法還存在較為明顯的衝突。根據立法法的規定，上位法的效力高於下位法，下位法的內容不能與上位法相抵觸，否則將歸入無效。
從長遠看，還需要從國家立法層面持續發力。在醫師法中，可以將醫生告知另一方婚檢結果作為補充性規定。在艾滋病防治條例中，也可以規定感染者拒不告知的，醫療機構有權告知。當然，優化當前的婚檢制度，也應在理性討論的範圍。事前雙方共同簽署同意協議，雙方婚檢結果被整合在一份報告中，因為已經徵得雙方允許，這種做法在現行法律框架內，也能較好地達到既保護隱私權，又保護健康權的效果。法律因時而變，對於久在重負之下的醫療機構和醫生，也能長舒一口氣。
文｜柳宇霆（法律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