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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 來
編輯|徐 來
《——【·前言·】——》
1907年7月15日清晨,紹興軒亭口刑場,秋瑾未蒙眼,挺直脊背走完人生最後幾步。
她那年32歲,身後留下一雙年幼子女。
幾十年後,一個成了飛上藍天的「東方女飛將」,另一個成了湘潭首富。
32歲赴刑場,連夜立絕筆詩
紹興地方法場文書記載,那天太陽剛出,軒亭口一帶早就圍滿了人。
秋瑾穿着灰布長衫,從巡捕房押來,身邊是兩個清吏司差人。
前一晚剛剛結案,定罪理由寫得清楚,籌划起義、藏有軍械、煽動同黨,執行決定只下達五個字:「即日正法」。
秋瑾沒請家屬,也沒交待後事。
紹興知府原本想緩一緩,等上頭批示,消息傳出,當地駐軍緊張,擔心義士再起,只能早上即刻執行。
押赴刑場路上,秋瑾不言不語。腳步勻稱,未低頭。看熱鬧的人不少,有識字的在背她的舊詩。
她沒穿舊時旗裝,也沒包頭巾。梳的是清水髻,皮膚蒼白,眼神不躲不怯。過了昭忠祠,轉入軒亭口,有官兵清路,百姓退讓。
行刑前,沒有掙扎,也沒喊冤。監斬官讀完刑文,她點頭應答。繩索系身那刻,她自己站定,沒有多言。
劊子手動作慢了些,被督辦一聲喝斥。那一刻,陽光正好,光線斜照在她腳下石板。
三聲鼓響,刀起落地,周圍鴉雀無聲。
那天中午紹興陰雲突起。有人說天色變得太快。墓地早在越王台邊準備好,用的是簡陋木棺。守墓的是兩位當地女學生,自發輪守。
刑場沒留下照片,後來流傳的畫像,都來自目擊者回憶。
她的遺體沒運回湖南,只留下幾封詩稿、幾頁字紙。
刑場那天,兩個孩子都不在場。王沅德12歲,王燦芝才6歲。父親王廷鈞那時已重病卧床,見不到最後一面。
秋瑾沒留遺言,也沒立囑。她知道,事已至此,多說無益。留名、傳世都靠別人。她那時只做了一個決定:不走。
孤兒兄妹,四處流徙
秋瑾遇難後不久,王廷鈞病情惡化,王家雖有家資,可動蕩年代,資產四散,人心不穩。
王廷鈞撐了不到兩年,病死於湘潭王宅。
王家長輩不願牽連,兄妹倆被託付給外親,家宅換人,地契變名,老僕被遣散,府中再無母親遺像。
兄妹一開始住在長沙表姑家,大宅是兩層木樓,日照不全,冬天冷風透骨。
他們一個睡樓上炕鋪,一個與人擠在偏房。
念書的錢靠變賣秋瑾舊物,一幅書法、一枚玉佩,都能換點學費,家裡賬薄早丟了,只剩當年母親的手稿被人夾在書堆里。
王沅德性格沉靜,話少,常一個人去嶽麓書院讀碑文,回來不說一句。
燦芝則活潑,和鄰居孩子爬樹、捉蟬、跑水溝。
有一年初夏,長沙水漲,家裡進水。兄妹搬到岳陽親戚家。住的是茶館樓上,每天聽樓下茶客議論朝局。
那時他們不姓秋,也不敢提母親名字。
吳芝瑛得知後派人接濟,送來衣物書本,還安排入學手續。兄妹輾轉入南京私塾,又因戰亂中斷,搬至上海。
在滬上,燦芝進了競雄女學。那是一所支持新文化的學校,校長呂碧城接見她時,只說一句:「你娘我認識。」
燦芝從小練毛筆字、背古文,動手也快。畢業那年留校任教,工資微薄,靠課餘寫字掙些補貼。
王沅德則投身新聞。先在《申報》做校對,又在南市辦《國風報》,署名「沅川」。寫時政短評,也管發行。
他從不以秋瑾之子自居,簽名從不提母姓。
兄妹聯繫不斷,每月通信,互寄剪報與信札。信上語氣簡練,沒有情緒,也不感嘆往事。
他們像是把母親留在那一頁,自己翻了新一章。
多年後燦芝受資赴美,王沅德送行那天,在上海碼頭遞上一本筆記本。沒說話,只點頭,走時只帶一個箱子,裏面裝着母親照片和一副墨鏡。
一人撐起一個家,湘潭首富不是喊來的
王沅德離開上海那年,30歲,手上沒幾張紙幣,口袋裡裝着一張車票,終點是湘潭。
回到湖南,是為了辦廠,實業興國這種話他說得少,做得多,第一步找水源,第二步打井。
那時候湘潭還沒叫「小南京」,街道泥濘,電燈只到碼頭。
王沅德租下舊米倉,改成木器加工房,夜裡沒電,就燒油燈,一盞燈照三人。
最開始做的是木軸、電線杆、木質活塞套。不是高級機械,只是農具、礦井用料。
第一筆訂單是從洞庭湖送來的,二十根手柄木,他一晚上趕工。
那年雨水多,湘江漲水。他白天下車間,晚上查賬目,有時候還得上山收木料。兩年內換了三個倉庫,廠子越做越大,工人從十人漲到一百人。
他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牌,每晚十二點關燈前,還要記流水賬。
到了1930年,他已在湘潭有三處資產。一處是器械廠,一處是碾米坊,第三處是火柴廠股東之一。
同行見了他,叫他「王老闆」,可他自己從不署名王秋瑾之子。
生意之外,他把錢投進基礎建設,修了一段馬路,建了一間簡易醫院,捐資兩所小學,還扶持過一家夜校。
他不做大喇叭宣傳,也不上台演講。只是賬簿里多了幾行「外出支出、教育撥款、救濟金」。
曾有人想請他出面參選縣參議員,他回絕,說:「我是個做買賣的。」
當時湘潭鹽業正吃緊,他低價供鹽給兩條街坊,鹽販聯合抬價,來人堵廠門,他報了官,沒吵沒鬧。
1936年,國營湘鋼廠動議,想招民間股東,他投了錢,還送去一個機械圖樣,是他自己手繪的。
那年秋天,湘潭報紙第一次登出他的名字:「地方實業家王沅德」。
他還是一身布衣,不穿皮鞋,出門騎單車,身邊最多帶一個賬本。他不辦壽宴,也不掛名譽職務。
有人登門想拉他入會,他開門只說一句:「賬剛結完。」
他做工人起家,吃過苦,動過手,記得住一張張工資條,後來廠子越做越大,工人變股東,技術員提干。
他沒兒子,也沒女婿,全靠一支筆,一本賬,一口氣撐起一大片生意。
解放前夕,他主動上交廠區,資料齊全。新政府接收那天,他穿舊中山裝,把賬簿一頁頁講清。沒貪、沒藏、沒逃,一頁未缺。
她是東方女飛將,真的飛過戰場
1928年,王燦芝到紐約,那年她28歲,長發短扎,英文中等,數學極好,申請的是航空機械系。
當時中國赴美女學生寥寥無幾,讀航空的只有她一個。
學校在紐約大學下屬分校,師資為美軍退役工程師,實訓條件艱苦。
她住在寄宿家庭,每天來回兩小時,課程滿是理論力學、結構力學、發動機維護,練英文到半夜,自己畫零件圖,背教材詞彙,從不請家教。
導師對她另眼看待,寒暑假留校,帶她做螺旋槳模型測試。
期末論文是《雙翼滑翔結構阻力最小方案》,這個題目畢業三十年後還被引用。
1931年,她回國沒,進民航,直接去了上海航空專校當講員,教理論課,也試飛,不是模型女飛行員,是真實飛上過天的駕駛員。
當時軍方偵察任務緊缺,幾次飛越長江、浙江灣,航線危險,雲層密布。
她隨機執行過圖像收集任務,配有航拍裝置,飛過一線,航圖一次成片,傳回即用。
飛的是固定翼,坐副駕駛位,記錄氣壓、航線、彈道測試數據,是正規任務。
那年「東方女飛將」名號在《申報》頭條出現,上頭只寫:王燦芝,飛行、教研、抗敵皆具。
她從不接採訪,也不在公開場合發言,晚年被問起,她只說:「在天上待過一陣。」
1935年起,在重慶、西安等地講學,主講航模原理、機械震動,學生後來多任空軍技術骨幹。
晚年退居台灣,從事資料翻譯和教學輔助,不出門,不應酬,身邊常伴母親畫像,留下母親遺稿手抄本,自己謄寫兩遍,一份贈中央圖書館,一份由兄長捐湖南省檔案局。
1967年,突發腦溢血。
未留遺言,遺物中除證書外,僅有一副墨鏡,與那本上海碼頭帶走的小筆記本。
結語:
她32歲走上刑場,一身素衣、眉眼不改,沒留遺言,只留下一雙年幼子女。
血灑軒亭口那天,她沒回頭,也沒流淚。
幾十年後,兒子靠一支筆撐起湘潭半座城,成為實業巨擘;女兒飛上長空,成為「東方女飛將」。
她沒等到春風,卻種下了春天。
命運沒饒過她,她卻為下一代撐開了命運的天空。
那一刀沒斬斷她的血脈,反而讓信念代代相傳,秋風秋雨愁煞人,可她的骨血,從沒低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