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鼎1939》：鼎耳缺失處，華夏脊樑存

《問鼎1939》余耕 作家出版社

當余寶駒押着那隻精心仿製的後母戊方鼎走向日軍司令部時，他賭上了一切——包括性命，唯獨沒賭人性的底線。1939年的硝煙里，一個安陽城的痞子英雄與三千年前的青銅重器簽下生死契約，卻在歷史的鼎耳缺失處，觸摸到了華夏真正的脊樑。

硝煙籠罩的1939年，安陽城余氏古玩鋪的兄弟倆站在命運的懸崖邊。大哥余寶駒，江湖氣十足，在私塾里是「最不聽話的學生，在江湖裡卻是運籌帷幄的大哥」；二哥余良駒，相貌醜陋卻是「修復文物的頂尖高手」。當後母戊方鼎的重現引來日軍覬覦，這對草莽兄弟的選擇出人意料——他們鑄假鼎、斗強敵，以命相搏守護一方青銅。

在余耕筆下，亂世中的英雄並非天生聖賢。翻開《問鼎1939》，撲面而來的是鮮活的人間煙火氣。余寶駒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完美英雄，他帶着市井的狡黠與江湖的痞氣。作者余耕坦言：「如果沒有發現後母戊方鼎、如果沒有日軍侵華，余寶駒頂多是河南地界上一個造假、倒賣、強買強賣的文物販子。」歷史卻把這樣一個邊緣人物推向了舞台中央。

當日軍威逼交出商代重器，余寶駒的抉擇令人屏息：他親自押送弟弟余良駒用廢舊銅器鑄造的假鼎前往日軍憲兵司令部。這個街頭混混突然挺直了脊樑——所謂時勢造英雄，本質是「審時度勢」後的抉擇。在陰暗作坊里埋頭鑄鼎的余良駒，用精湛技藝完成了一場無聲抗爭。相貌醜陋的他，在修復文物時卻閃耀着匠人的神性光芒。這對兄弟構成奇妙互補——一個用膽識周旋，一個用技藝死守，在民族危亡之際，將市井智慧淬鍊成護國利刃。

小說最精妙的設計，莫過於那隻因鼎耳暴露的假鼎。當日本甲骨文專家井道山揭穿騙局時，歷史的戲劇性撲面而來：真鼎出土時本就缺失一耳，而余良駒為求逼真複製了完整器形，反成破綻。這個細節如一把鑰匙，開啟了更深層的文化隱喻。

余氏兄弟的護鼎行動，本質上是一場文化基因的保衛戰。鼎在中國文化中從來不是普通器物，「在古代被視為立國重器，是國家和權力的象徵」。日軍搶奪方鼎的行徑，恰是試圖斬斷中華文明根脈的象徵。

余耕的高明之處，在於消解了二元對立。他塑造的日本學者井道山兄妹，是「對中國文化真正的愛好者和敬仰者」。當井道松子凝視青銅紋路時，眼中閃爍的是超越國界的文化痴迷。這種複雜筆觸使《問鼎1939》成為「文化學者和草莽英雄共同構建的反戰敘事」。

小說最震撼人心的，是余寶駒走向刑場時的血色黃昏。當他被日軍屠殺時，「從諸位受到他照拂的鄉鄰眼裡看到的卻是麻木和厭憎」。這幕場景直刺人心，余耕將其與袁崇煥的悲劇並置：京師百姓曾奉袁崇煥為抗清英雄，最終卻爭食其肉。這不是對民眾的譴責，而是對人性深淵的冷靜勘探。

在余耕看來，戰爭像一面稜鏡，能把人性折射出最複雜的光譜。他的作品裏「沒有絕對的『好人』或者『壞人』」，只有「極端環境下的人性選擇」。余寶駒從市井之徒蛻變為護鼎英雄，鄉鄰從感恩者變為冷漠看客，都是亂世壓力下的生存本能。

這種清醒認知使小說超越了一般抗日題材。當余寶駒用生命守護的銅鼎最終仍被奪走，我們突然明白：真正的國寶從來不是那尊青銅器，而是余氏兄弟在至暗時刻挺直的脊樑。就像後母戊方鼎雖失一耳，卻依然是鎮國之寶——一個民族的尊嚴，永遠存續於危難中覺醒的凡人身上。

那靜卧在博物館的青銅重器，最初的一耳至今仍付闕如，如同歷史刻意保留的隱喻。余耕用《問鼎1939》為那隻遺失的鼎耳鑄造了最壯烈的註腳——它從未真正消失，而是化作無數普通人在至暗時刻挺直的脊樑，在鼎身殘缺處，撐起五千年不滅的文明天穹。

當合上書頁，安陽城的硝煙散去，余氏兄弟的背影融入歷史長廊。1939年的血色黃昏里，兩個小人物用生命寫就的答案依然錚錚作響：文明的延續不在博物館的玻璃櫃中，而在每個普通人選擇挺直脊樑的瞬間。

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 廖栩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