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守誠吳宗國：唐玄宗與楊國忠的盛世之變

2025年06月13日02:32:06 歷史 1688

楊國忠其人

國富兵強歷來是統治者追求的目標。唐初貞觀君臣就曾用「甲兵強盛」和「府庫豐溢」來讚美隋朝的強盛。

天寶二年玄宗在望春樓上檢閱廣運潭中的寶船，看到南方物資源源運到京師，自然是很高興的。但是由於兵制改革，僅供邊兵衣賜一項，就增加了1000萬匹，相當於500萬課丁一年的庸調。其他用度和宮廷開支也不斷增加。玄宗多子多孫，並統統由朝廷養起來。14位成年王子居住的十王院和皇孫居住的百孫院，所用宮人即達8000人。宮中專門設立了維城庫，供應諸王的開銷。因此，除了邊防和軍事外，財政一直是玄宗的注意所在。凡是理財有方的，如楊慎矜、韋堅、王鉷以及楊國忠（即楊釗）都受到特別的寵信。

按照唐朝原來的制度，財賦之事，總歸戶部，而國家財貨糧食的出納、貯存，則歸太府寺和司農寺。戶部又分四司，戶部司負責戶口、土地和賦稅減免等有關政令，度支司負責財政收支和物資的調運等有關政令，金部司掌握全國庫藏錢幣絹帛出納之事，倉部司負責全國倉儲出納的政令。

雖然由於檢括戶口和漕運的需要，設立了勸農使、轉運使等使職，但一直到開元末年戶部各司基本上還是各司其職。楊慎矜從開元二十六年至天寶五載（738—746）先後以監察御史、御史中丞知太府出納，「於諸州納物者有水漬傷破及色下者，皆令本州征折估錢，轉市輕貨。州縣徵調，不絕於歲月矣」，其職掌基本上沒有超出太府寺的範圍。王鉷開元二十九年（741）任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天寶二年（743）充京和市和糴使，遷戶部郎中，其職權大體上也還在戶部司的範圍內。而到天寶四載二月加勾當戶口色役使，情況就有了較大變化。他不僅處理有關賦役征斂的政令，如玄宗下令免除百姓賦稅一年，王鉷即奏征其腳錢；又對戍邊死亡而邊將沒有申牒除去貫籍的，按原來戶籍追征戍邊六年以外的全部租庸；而且直接負責征納。輸納物有浸漬，折估皆下本郡征納。正因為他直接負責征納，因此錢帛不僅送入左藏庫，而且「歲進錢寶百億萬，便貯於內庫」，以供宮內宴賜。他怕玄宗不好接受，對玄宗說：「此是常年額外物，非徵稅物。」玄宗在位30年，用度日侈，賞賜後宮無有節度，又覺得經常從左、右藏庫額外支取不大合適。王鉷每年提供的這些錢物，正是迎合了玄宗的這種需要。因此，不僅不深加究問，而且「以為有富國之術，利於王用，益厚待之」。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增加皇帝內庫的私藏，玄宗把原來分別隸屬於戶部司、度支司和太府寺的職權全部交給了王鉷。但是，由於勾當戶口色役的工作具有臨時的性質，因此，王鉷的職權並沒有固定下來。

天寶七載（748）六月，楊釗即楊國忠（天寶九年玄宗賜名國忠）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楊釗專判度支事表明理財之職進一步集於一人之身，奪本司職權也進一步制度化。

楊釗是張易之之甥，楊貴妃的從祖兄，與楊貴妃的二姐關係密切。天寶四載被劍南節度使（治今四川成都）章仇兼瓊派到京師結納楊貴妃姊妹。諸楊姊妹把他引見給玄宗，雖可出入禁中，但還只是一個正八品下階的金吾兵曹參軍，地位並不高。天寶七載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不到四年，就連升十二階，升至正五品上階，進入高級官吏的行列。三年後，又連升五階，繼王鉷為從三品的京兆尹，不久又加御史大夫，京畿關內採訪等使，進入了三品親貴的行列。一般人需要幾十年，即使享有門蔭特權的高官子弟至少也需要16年才能進入五品，25年才能進入三品。而楊國忠前後不過用了六七年時間，就從八品躍入三品。一般都認為楊釗能如此迅速地升遷，主要是藉助於楊貴妃姊妹。沒有楊貴妃姊妹，他根本就見不到玄宗。在幾個關鍵性的時刻，貴妃姐妹也曾為他說過話。這都是事實。

但是，被玄宗見過的人，並沒有都受到重用。大詩人李白被玄宗召見後，做了翰林供奉，得以經常親近玄宗。雖然得到玄宗的賞識，但玄宗並沒有重用他。楊貴妃的堂兄楊銛被任為殿中少監，楊錡娶了公主，做了駙馬都尉，但玄宗也沒有重用他們。而楊釗卻很快被委以重任。這裡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善於理財。諸楊就曾向玄宗鼓吹他「善樗蒲」。樗蒲是古代的一種博戲，以擲骰決勝負，玄宗時也盛於宮中。楊釗侍宴宮中，每每讓他掌樗蒲文籍，鉤校精密，玄宗非常賞識他的精明，稱讚說：「好度支郎。」但玄宗真正認識他的經濟之才，他真正顯示自己的理財能力，則是在他擔任度支員外郎兼侍御史之後。《舊唐書·楊國忠傳》說：

驟遷檢校度支員外郎兼侍御史，監水陸運及司農、出納錢物、內中市買、召募劍南健兒等使。以稱職遷度支郎中，不期年，兼領十五餘使，轉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

《資治通鑒》卷二一六天寶七載六月：

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甲辰，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

由於楊釗兼領監水陸運及司農、出納錢物等十五使，因此他「專判度支事」後，就不僅掌管財政收支的政令，而且兼管糧食錢帛的保管和出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總理財政的大權。

楊釗根據「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而隨着兵制的變化和手工業、商業的發展，以及皇室、貴族奢侈之風日盛，國家貨幣支出不斷增加的實際情況，「奏請所在糶變為輕貨，及征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據《冊府元龜》卷五二○《邦計部·希旨》，「所在糶變為輕貨」是指「賤貿天下義倉，易以布帛」。自從開元中改變了義倉徵收辦法後，義倉所儲糧食迅速增加。裴耀卿改革漕運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擴大轉運江淮義倉粟米的規模。天寶元年韋堅又用江南義倉粟轉市輕貨運京師。而楊釗則是把全國各地的義倉粟轉市布帛，納入左藏，並且把丁租和地稅都變市布帛輸京師。這樣，就使得中央政府的庫藏空前豐富，貯存錢幣絹帛的左藏庫的庫房增加了數百間。

玄宗聽到帑藏充盈，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期的報告，除了想要向群臣誇耀國家庫藏財富，自己也很想親自去看一看。於是，天寶八載（749）二月十三日，玄宗率領百官參觀左藏庫，看到絹帛錢幣山積，玄宗十分高興，給隨同參觀的百官賞賜了數量不等的絹帛，面賜楊釗紫衣金魚，並讓他權兼太府卿事。此後，楊釗經常出入禁中，玄宗對他也日加親幸。次年，玄宗賜其名國忠。

天寶八載初的這次參觀，無論從政治上、經濟上還是心理上對玄宗的影響都是巨大的。

首先是解除了開元以來玄宗思想上不斷承受的財政上的壓力。從宇文融括戶到開元二十五年前後賦稅制度和財政制度上的某些變革；從重用楊慎矜、韋堅到重用王鉷，都是為了增加國家收入，解決用度不足的困難。開元時的措施取得了極大的成就，使財政收入猛增了幾近二分之一。而天寶時期雖然經過楊慎矜、韋堅、王鉷的努力，也取得了使玄宗讚賞不已的成就。但他們都只是從某個方面去解決問題，一直沒有取得進一步的進展。特別是地方倉庫越來越豐衍，而中央倉庫的儲積卻增加不快。因此，玄宗在財政問題上一直還是放心不下。

其次就是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卷二一六天寶八載春二月戊申條所說：「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皇室、貴族和官僚的豪奢之風，天寶以來即越扇越大，至此，就更加沒有限制了。

再次，既然財政問題，特別是隴右、河西的衣賜絹已不再成為問題，因此，玄宗把注意力集中到邊事上，要求邊將採取進取的行動。

楊國忠所以能取得這樣劃時代的成就，固然是在前面幾位理財家的基礎上取得的，但是，無論是楊慎矜、韋堅，還是王鉷，都沒有取得專判度支事這樣一個可以全權處理全國財政收入、糶變、折納和轉輸等問題的職銜。他們所採取的糶變市輕貨、變市布帛等措施也都只是在局部地區施行過，而沒有像楊國忠那樣同時在全國推行。因此，楊國忠專判度支事，這是唐代財政制度上的又一轉變，開後來度支使總理財政的先聲。司馬光引唐人蘇冕論曰：

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恆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舍此奚據。洎奸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鉷繼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

蘇冕不加分析地把理財言利之臣都斥之為奸臣，是一種古老的傳統的偏見。但他說多立使以後，「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許多部門的職權被使職侵奪；以及「楊國忠終成其亂」，徹底打亂了原來的理財系統，是說得很中肯的，說明楊國忠全面執掌財權的過程也就是戶部和太府、少府的事權逐步為財政諸使所替代的過程。到楊國忠專判度支事，則是這種變化的完成。

天寶七八載以後，玄宗對楊國忠日加親幸。楊國忠自從天寶四載到達長安後，雖然官運亨通，迅速上升，但始終是依附於王鉷和李林甫的。一開始，李林甫以其「微才」，沒有把他放在眼裡。後來他對李林甫也始終表現為恭敬謹慎，並且在李林甫打擊韋堅、楊慎矜、王鉷，排斥異己的鬥爭中都充當了打手。而且當時財權是分掌在王鉷、楊國忠二人之手，李林甫可以分而治之。所以，兩人的關係一直維持到天寶十一載（752）。其間楊國忠也搞了一些小動作，如天寶九載，楊國忠彈奏李林甫所厚御史大夫宋渾坐贓巨萬，流潮陽，去掉了李林甫的一名心腹。但對李林甫沒有造成很大損害。

天寶十一載（752），王鉷因其弟王銲所善邢縡舉兵作亂事被賜死，楊國忠接代了王鉷原任的京兆尹、御史大夫、京畿關內採訪使以及王鉷所領的二十餘使，掌握了朝廷的全部財經大權。這樣，楊國忠對李林甫權力和地位的威脅就非同一般了。楊國忠抓緊一切機會，企圖傾倒李林甫。在參與審理邢縡案件時，楊國忠令引李林甫私交王鉷兄弟及突厥阿布思事狀，並讓哥舒翰、陳希烈作證。但這兩件事本來不是什麼大秘密，故玄宗沒有進一步深究。傾倒李林甫的目的雖然沒有達到，但畢竟引起了玄宗對李林甫的疏遠。李林甫豈能善罷甘休，便乘南詔騷邊，借口蜀人請楊國忠赴鎮，奏請楊國忠赴蜀。按照李林甫的本意，是想藉此把楊國忠趕出朝廷。但這時李林甫和楊國忠在玄宗心目中的分量已經發生了變化。

因此，當楊國忠向玄宗辭別，談到必為林甫所害時，玄宗對他說：「卿暫時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並賦詩送別，末句喻以還朝當為宰相之意。李林甫任中書令後，宰相均為二人，其中擔任侍中或平章事的，不論是牛仙客、李適之還是陳希烈，李林甫都把他們視為自己的陪襯。而這幾位也確無李林甫那樣的威勢和才能。而這時的楊國忠就不一樣了，一旦入相，就取得了與李林甫分庭抗禮的地位，進一步就可以取而代之了。李林甫確是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

已經病得起不了床的李林甫又氣又急，他不甘心一腳被人踢開。善於揣摩人意的巫者說，一見皇帝可小愈，李林甫當然也希望藉此看看玄宗對自己的態度。玄宗總算沒有冷落這位輔佐他十幾年的老臣，親自登上驪山降聖閣，讓李林甫站在院子里遙望，玄宗揮動紅巾向他示意，皇帝雖未御駕親臨，但對李林甫來說，也算得上是關懷備至了。

天寶十一載（752）十一月十二日，自開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二十七日起一直以中書令或右相而專掌朝政達16年之久的李林甫死了。十七日，玄宗任命楊國忠為右相（即中書令）兼文部（即吏部）尚書並判使如故。據《唐大詔令集》卷四十五《楊國忠右相制》，任命為宰相前楊國忠所任官職差遣有：

散官：銀青光祿大夫

職事官：御史大夫

使職差遣：判度支事、權知太府卿；

兩京太府，司農出納、監倉、祠祭、木炭、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兩京勾當租庸、鑄錢等使；

蜀郡長史、持節劍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

關內道及京畿採訪處置使。

勛官：上柱國

爵：弘農縣開國伯

命為右相時，又兼文部尚書、集賢殿學士、修國史、崇玄館大學士、太清、太微宮使。

李林甫臨終前的頭銜是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晉國公，儘管右相的權力是無所不包的，左僕射是政府首腦，但他具體負責的，只有官吏的銓選，財權仍由王鉷、楊國忠分掌。而楊國忠除了繼承李林甫原來的權力外，他原來負責的和從王鉷那裡接受來的財權和對關內道、京畿、劍南及山南西道的軍政大權也全部保留下來。由於他還負責劍南的軍事，因此，他還掌握了一部分兵權。這就是說，玄宗給予楊國忠的權力，比給李林甫的還要大，除了軍權外，行政、財政、用人等大權，都集中到楊國忠手中。

玄宗把這麼大的權力交給了楊國忠一人，除了對他的賞識和寵信，主要還是由於玄宗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加之年近七十，對政務感到疲倦，正如他對高力士所說的：「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

楊國忠既掌握了這麼大的權力，因而在朝廷大臣中無人能與之抗衡。唯一能與之抗衡並威脅其相權的，只有握有實權的邊將。出將入相，原本是唐初以來的傳統。儘管在武則天掌權時中斷了一個時期，但到玄宗開元年間，隨着邊疆形勢的變化，就又恢復了這種做法。開元九年張說以天兵軍節度大使入相，或者還可以說成是起用開元初外貶的功臣。而開元十四年（726）以安西副大都護、磧西節度杜暹同平章事，十六年以河西節度副大使蕭嵩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開元二十三年欲以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為相，二十四年以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那就是玄宗一種有意識的措施了。這種做法在天寶年間雖然沒有繼續下去，但是，玄宗賦予邊將的權力卻是越來越大。因而阻止邊將入相也就成為朝廷內部權力之爭的一個重要內容。李林甫所以「尤忌（王）忠嗣」，對他傾陷，就是怕他入相。李林甫去世後，玄宗又曾與張垍兄弟和高力士議論過讓安祿山為相。祿山節度三道，權力本來就很大。這麼一來，就更成為對抗楊國忠的一個抗衡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