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的某天,北京公安部的部長謝富治正像往常一樣翻閱記錄,就在這個時候,忽然響起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
這竟然是外交部部長陳毅打來的,電話剛剛接通,對方的聲音就傳了過來:「謝部長,聽說浙江出了個飛賊,你知道嗎?」
一聽對方這話,謝富治立即進行了簡略的彙報,不過對方還是交代他儘快組織人手破案。
按理說這個案件怎麼看都應該是由公安局全權負責的,怎麼作為外交部部長的陳毅竟然會特意打電話詢問呢?
原來,當時距離加納總統恩克魯瑪訪華只有短短十幾天時間,這個時候發生了這樣舉國震驚的案件,如果真的讓飛賊在外賓面前鬧事,我國的國家形象定會受到極大影響。
陳毅的電話立即讓謝富治認識到,這可不僅僅是個普通的盜竊案,更關係到祖國的外交和國家的形象。
究竟是什麼樣的案件,都能傳到陳毅耳中呢?
原來是杭州的紫雪庵遭到了偷竊。當時,浙江省博物館將從民間徵集的文物都存放在紫雪庵,誰也沒想到,在這樣的佛門重地,竟然也會慘遭敵人毒手。
當文物修復師們大清早看到滿地狼藉的工作室時,他們最先注意到的是牆角的鐵櫃里消失的鏤雕夔紋象牙箍金香筒。這個象牙香筒可極其珍貴,光是修復時的草圖都畫了幾千張。
報警後,經驗豐富的老刑警立即再次展開調查,排查過後,他感嘆一句:「這賊對庵里的寶貝門兒清啊。」
剛讓人想不通的是,圍牆上唯一的痕迹,就是牆頂的青苔上的一個清晰的手掌印。看起來就像是有人一隻手撐着牆頭,硬生生把自己「拔」了上去一樣。
保衛幹部王家偉被詢問的時候緊張得直冒冷汗:「我那天遲到是因為單車鏈子斷了......」
直到痕迹專家在院角的香樟樹上發現攀爬痕迹,才洗清他的嫌疑。可當警察們用標尺測量樹榦到圍牆的距離時,所有人都倒吸一口涼氣:三米遠的距離,普通人連跳都難,那個賊竟然能就這樣過去?
就在杭州警方忙着勘察現場的時候,上海城隍廟的某個茶館裏,一個瘦高個正在和文物店的學徒攀談。
「朱元璋御賜的香筒,見過嗎?」他袖口露出半截褪色的藍布,說話的時候還帶着一股蘇南口音。當偽裝成老師傅的偵查員試圖拖延時間的時候,他突然站起了身:「我去買盒火柴就來。」
誰知道對方這一去就再沒回來。跟蹤的警員看着他在弄堂里左拐右拐,明明穿的是黑布鞋,踏在青石板上卻幾乎沒聲。
「他跑起來像貓一樣,轉彎的時候膝蓋都不打彎!」參與追捕的老公安後來回憶,那是他第一次見識真正的「輕功」。
蘇州很快傳來噩耗:第七機械工業部的保險柜被撬了!
值班員只看見一道黑影從三樓窗口躍下,落地時竟像片羽毛般輕。更囂張的是,幾天後先鋒機械廠就再次失竊,財務室的現金和糧票不翼而飛,現場只留下半枚帶泥的腳印,簡直和杭州的一模一樣。
這樣囂張的態度加上接二連三地犯案,這才傳進了陳毅耳中,也因此才有了開頭的那一幕。
接到電話後,謝富治立即派出刑偵高手劉勝西前去調查。臨危受命的劉勝西到杭州的時候,只帶了個牛皮筆記本。
抵達杭州後,他並沒有急着翻看卷宗,而是先去了紫雪庵,他蹲在文物修復師身邊與對方閑聊:「這香筒,民間還有人認識嗎?」
老師傅用袖口擦了擦老花鏡,這才隨口回答道:「應該沒有,也就道館裏的老道見過。」
隨後,他又想起什麼似的補充道:「前幾年還有茅山道士來問過類似的法器。」
老師傅這句話,一瞬間打開了劉勝西的偵查思路,他連夜調閱了兩地的旅館記錄,將目光鎖定在了「秦廷舫」3個字上,並且這個人總是在案發的前一天出現在案發地。
劉勝西立即安排人去調查介紹信的來源,他激動地大聲說:「茅山橫跨句容和金壇,這賊說不定是個道士!」
2月17日凌晨,茅山鐵牛觀的晨鐘還沒來得及敲響,就有幾十個「香客」分散在山道各處。躲在板車裡的劉勝西一眼就看到了正在掃落葉的瘦高個。
偵查員假裝沒站穩,撞到了對方的肩膀,嘴裏還說著:「道長,求支簽。」趁着對方不備,手裡的指紋貼紙早就悄悄取得了對方的掌紋。
技術人員對比出匹配結果後,劉勝西立即帶人將對方捉拿歸案。被抓的時候,他正站在祖師爺的畫像前,手裡還攥着半塊沒吃完的燒餅。
這位「飛賊」怎麼也想不到,讓自己栽跟頭的不是從小練習的輕功,而是一句不經意間的閑聊。
審訊室中,秦廷舫的供詞簡直讓辦案人員啼笑皆非,這個從小就上山的道士,竟然是為了給相好的寡婦蓋樓房,這才動了歪心思。
面對辦案人員,秦廷舫雙目無神地說:「她要5千彩禮,我上哪去弄這麼多錢?」隨後,他又像是懊悔一般地說:「其實,第一次偷介紹信的時候,我就知道,遲早都得有這麼一天。」
埋藏在土中的香筒被找回的時候,表面還沾着不少泥土。最終,秦廷舫在1966年5月被判處死刑。
2月24日,恩克魯瑪前來中國,但在他來我國的途中,加納發生了軍事政變,他的總統職務也因此被廢除。
但我國領導人並沒有因此怠慢對方,他抵北京後,周總理將其安排在釣魚台國賓館,還特意囑咐陳毅無論如何都要保證外賓的安全。
這場驚動外交部部長的奇案,最終竟然是以這樣充滿了戲劇性的方式結束。不得不說,再高的本事,也不能逃過恢恢法網;再深的執念,也不能成為犯罪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