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從《長水集續編》看譚其驤先生晚年的傑出貢獻

《長水集》上、下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是季龍（譚其驤）先師截止於1981年的論文集，《長水集續編》（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彙集了先師1982年後發表或寫成的主要論文，集中反映了先師晚年的傑出貢獻。茲就《續編》的幾個主要方面談一點編輯和學習的體會，以紀念先師85周年誕辰（1996年2月25日）。

一

自50年代主持《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時，如何理解和確定歷史上的中國及其疆域範圍就成了先師和同事們一個無法迴避的難題。在編繪過程中，最突出的意見是兩種：一是強調以今天的中國領土為歷史上中國的疆域，即凡是在今天中國範圍內的一切政權和民族的疆域都屬於歷史上的中國，否則就不算中國；一是以歷史上的中原王朝傳統史家承認的地區性政權為歷史上的中國。但前者遇到的最大矛盾是今天中國的領土比19世紀40年代前的清朝已經減少了一百多萬平方公里，其中包括一二千年前就已在中原王朝管轄之下的地區。如果根據這一原則畫歷史地圖，連一幅清朝的疆域圖都畫不完全，更不用說漢、唐、元這樣疆域遼闊的朝代，因為這些朝代的領土都有相當大一部分在今天的國界之外。另一方面，歷史上在今天國境之內的一些實際上獨立於中原王朝的政權或自治地區又不得不解釋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似乎中國的疆域自古以來就是那麼大，二三千年來一成不變。從後一種意見出發，對今天一些邊疆地區，為了證明它們歷史上是中國的一部分，就只能尋找它們對中原王朝的「歸屬」關係，而不問其實際情況如何。如果連這樣的證據都找不到，就會感到理不直、氣不壯，無法自圓其說。這兩種意見的側重點和具體內容雖然不同，但都沒有擺脫中原王朝為中心的影響，不承認歷史上中原之外的、非漢族政權的存在及其合理性、重要性，因而不符合中國歷史的實際，也不能解決《中國歷史地圖集》編繪的原則問題。

經過長期、反覆的討論和實踐，先師及同事們最終確定的原則是：「18世紀50年代清朝完成統一之後、19世紀40年代帝國主義入侵以前的中國版圖，是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形成的中國的範圍。歷史時期所有在這個範圍之內活動的民族，都是中國史上的民族，他們所建立的政權，都是歷史上中國的一部分。」同時確定：「有些政權的轄境可能在有些時期一部分在這個範圍以內，一部分在這個範圍以外，那就以它的政治中心為轉移，中心在範圍內則作中國政權處理，在範圍外則作鄰國處理。」（《中國歷史地圖集》總編例，《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

在《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工作基本完成以後，先師就在多次學術會議上對這一原則作了理論上的闡述。1975年9月10日， 應北部邊疆省區文物考古工作座談會的邀請，他在河北承德作了長篇發言，講了三個方面：（1）歷史時期的中國邊界；（2）中原王朝的北部邊界；（3）各個邊疆地區是誰開發的。這篇講話以大量歷史事實，結合新發現的文物考古資料，論證了歷史時期中國疆域的範圍。考慮到會議的主題，講話側重於北部邊界。這篇講話首次比較完整地提出了歷史時期中國疆域的概念，引起了學術界很大的注意。

1981年5月27日， 先師在中國民族關係史研究學術座談會上又就同一主題作了長篇講話。當時，《中國歷史地圖集》的修訂方案已經中央有關方面批准，先師提出嚴格遵照歷史事實，實事求是地反映中國歷史疆域的具體意見得到了採納，所以他不僅更全面地論述了這一原則和有關的史實，還針對長期流行的「左」的思潮，批評了史學界在羈縻州、稱臣納貢、中原王朝與周邊地區的關係等問題上的不實之風。因種種原因，這篇題為《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的講稿直到1990年才在創刊不久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上發表。

在這篇報告中，先師已經涉及了歷史上的羈縻州，針對「文革」期間的「左」風，他指出：「那時歷史學界諱言『羈縻州』，『羈縻』兩字不許提，硬要把羈縻都督府、羈縻州的「霸縻』兩字去掉，要把它看成正式的行政區劃一樣。」儘管因報告的重點在歷史時期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間的界線，因而他沒有在羈縻州問題上多所論述，但實際上這也是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過程中的一大難題，並且使他在修訂本公開出版以後仍然感到不安。他說：「羈縻州的情況千差萬別，但大多數不同於正式政區。現在《圖集》雖在圖後附了幾張表格，圖面上卻與正式政區毫無區別，難免不使人產生誤解，似乎中原王朝的直接統治區一直就有那麼大。當然要畫出它們的具體範圍或許根本不可能，但總要有所表示。」

撰成於1986年的《唐代羈縻州述論》一文，首先對《新唐書·地理志》中羈縻州篇作了闡釋和補證，指出唐代正州與羈縻州的區別在法制上可能並未作出過明確的規定，所以有些州在《舊唐書·地理志》中是正州，在《新唐書·地理志》中卻列為羈縻州。在此基礎上，通過對羈縻州的任命、冊封、官職、俸祿、徵調、進貢等方面的具體分析，認為唐朝在羈縻州與一般未設羈縻州的稱臣納貢的部族或國家之間，並無明確的制度上的區別。至於羈縻州地區是不是唐朝的版圖所屆，或是不是唐朝的領土，情況十分複雜，往往因地域、國族而異，因時間而變，差別甚大，不可一概而論，大致有三種情況：（1）一些邊州時而由正州降為羈縻州，時而由羈縻州升為正州，這說明唐朝能夠任意改革這些州的建置，自應視為在版圖之內；（2）有些羈縻州自始至終只是一個虛名，應視為唐朝境外的鄰邦部族，如靺鞨粟末部及以後的渤海國、靺鞨黑水部、室韋、新羅等；（3）有些羈縻州與唐的關係前後有變化，應按實際情況區分何時為唐土，何時不是唐土，如奚、契丹、高麗、突厥、安西四鎮、松州都督府、劍南道戎州等都督府、江南道黔州都督府、嶺南道桂邕二州都督府等，但蔥嶺以西的羈縻州一般只能視為境外的藩屬。

二

《中國歷史上的七大首都》一文也是先師經長期探索後作出的結論，在發表後又進一步作了完善。先師曾告訴我，他記得以前講中國歷史上的首都只是提「五大古都」（北京、西安、洛陽、開封、 南京）， 40年代後逐漸流行了「六大古都」（加杭州）說，不知道始作俑者是誰；「我懷疑是張曉峰（其昀），他一直在浙江大學，對杭州偏愛。但一直沒有找到證據。」他認為五大古都的提法是合理的，從各方面看都勝過其他古都，所以不贊成提六大古都。但既然六大古都說已經流行，而且杭州在中國的古都中也的確具有重要地位，講課時就不能迴避。因此他將杭州與其他古都相比，覺得安陽的重要性實在不在杭州之下，所以就將安陽與杭州加上五大古都，稱之為七大政治中心。60年代在給復旦大學歷史系歷史地理專業學生上課時，先師就採用了這一說法，用於區別當時通行的六大古都說。又經過多年的考慮，他逐漸形成了「七大古都」的想法，並在70年代後期的學術報告中正式提出了。1981年，先師就以此為題向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學生作了一次報告。次年發表在《歷史教學問題》上的《中國歷史上的七大首都》（上、中）就是據這次的紀錄稿整理而成。

1988年8月， 中國古都學會在安陽召開的年會上決定編寫《中國七大古都》一書，請先師作序，他利用作序的機會，對《中國歷史上的七大首都》一文作了簡單的補充。現在收入《續編》的文章，是由我以《序》為主，補入前文（上）（中）部分的內容而改成的。這與先師要寫一篇更完整的論文的願望肯定不符，但要在一篇文章中比較全面地表達他的看法，舍此也沒有別的辦法。

正因為如此，先師對七大古都說的一些看法並沒有完全包括在這篇文章之中。先師逝世後，馬正林先生在《陝西師大學報》（1993 年第2期）上發表了《論確定中國「大」古都的條件》一文，對安陽列為七大古之一提出異議。如果先師還健在的話，他一定會樂意回答馬先生的駁難，因為他曾多次對我談過他的想法，有的正可用以答覆馬先生。

例如，先師曾指出：「歷代統治者擇都的條件是多方面的，主要是軍事、政治、經濟三方面，但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的側重點是不同的，實際並沒有十全十美的首都，就是拿當時的標準看也是如此。所以我們今天討論古都，也應該綜合起來看，不能一條條死扣標準。拿杭州與安陽相比，用今天的地位是無法比的，但在歷史上安陽的地位至少不在杭州之下。宋高宗選擇杭州，不選更有利於恢復的建康，主要是滿足於偏安局面。杭州的優勢主要也是經濟、文化，包括名勝風景，一定要說軍事上、政治上或者地理條件如何如何好是說不通的。不過因為杭州一直是全國聞名的城市，把它列為古都之一就很容易為人們所接受，安陽就沒有這個條件。但我們研究歷史地理的人不能這樣看，應該綜合分析。不贊成安陽列入大古都的意見中主要一條，是安陽與殷、鄴不完全在一個地方。如果一定要完全重合，那麼周的豐鎬、秦咸陽、漢長安與隋大興、唐長安都不重合，它們之間相差的距離比鄴與今天的安陽只多不少，甚至比殷與鄴的遺址間的距離也要大。為什麼它們可以合起來作為一個古都的發展過程，殷、鄴與安陽就不可以呢？鄴被楊堅焚毀時，它的居民以及行政機構相州、鄴的治所都遷到安陽，而且以後安陽就改名為鄴，直到北宋才歸入臨漳縣，所以安陽與鄴是有承繼關係的。既然它們有這樣的關係，距離也不能算很遠，為什麼不能把安陽作為殷、鄴的後身呢？」「古都有不同的等級，不能硬湊數。比如說西安、洛陽、北京是一個等級，加上開封、南京作五大古都是第二個等級，再加上安陽與杭州是第三個等級。安陽與杭州應在同一等級，至少不比杭州差。而且安陽的條件的確要比排在以後的古都好不少。安陽當然不能與西安比，也不如南京，但可以與杭州比。」

如果認真理解先師的意圖和觀點，我們就不難發現，馬先生的一些反對意見其實並沒有抓住關鍵，但進一步討論無疑會有利於學術界逐步取得共識。

三

政區沿革和地名考釋是中國歷史地理的傳統研究領域，也是先師早期的主要研究方向。儘管自50年代以後，他的主要精力用於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而最能體現這方面研究成果的考釋文字一直未能整理髮表，70年代後他的研究範圍更加廣泛，但這方面仍有重要的論文問世。

一類是為《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大辭典》等重要工具書寫的總結性、綜合性條目，或是在主持、參預編纂工作中解決的問題。如《秦郡》、《兩漢州郡》二文是先師為《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寫的辭條，雖然他對秦郡和漢州郡的論述已被學術界視為定論，但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在總結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他對以往的結論已作了必要的修正。《論安西四鎮答郭平梁書》則是在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歷史地理分冊》之初，對趙永復先生所撰「安西四鎮」樣條（刊於《歷史教學》）的體例和內容的討論。記得在答覆了郭平梁先生的意見後，先師還專門就證明後期安西四鎮存在的一條史料出處請教了中西交通史專家章丹楓（巽）先生，章先生說明見於《大藏經》中唐高僧釋悟空行狀。

一類是先師長期形成的觀點，積累多年才寫出的論文；或者是因種種原因未收入《長水集》的舊作。

前者主要有一組有關海南島歷史政治地理的論文。1936年先師在廣州學海書院任教時，撰有《粵東初民考》一文（《長水集》上冊），就已經注意到俚（黎）族首領冼夫人對嶺南開發和統一所作的貢獻。1979年後，在指導我撰寫碩士、博士論文時，因涉及西漢時海南島的人口問題，先師曾多次提到，元帝罷珠崖郡後，西漢在海南島上不再設有行政區域，直到南朝梁才恢復，所謂東漢、三國又在島上設治的證據是靠不住的。以後，他又說過：梁陳時大陸政權並未對海南島用兵，海南島能重新歸於大陸政權，顯然是大陸俚（黎）人移殖島上的結果，起決定性作用的應是冼夫人。可惜史書對這如此重大的事件沒有記載清楚，到現在還沒有引起大家的重視。政府決定在海南島建省，促使先師摒除雜務，寫出了《自漢至唐海南島歷史政治地理——附論梁隋間高涼冼夫人功業及隋唐高涼馮氏地方勢力》這篇重要論文。

要論證冼夫人對海南島重新歸入大陸王朝疆域的前提，是西漢後大陸政權未在島上設置政區，這正是一些學者所不願接受的。產生這種分歧的原因既有對史料的不同理解，也有觀念上的差異，因為有些人總認為既然大陸政權已在島設置過正式政區，何至於會放棄數百年之久？果然，《歷史研究》收到了楊武泉先生的商榷文章，對此文的前半部分的主要觀點，即西漢初元三年後至蕭梁建置崖州前約六百年間「大陸王朝未在島上設治，全島不在王朝版圖之內」提出異議，認為西漢晚期至蕭齊海南島不在大陸王朝版圖之外。編輯部徵求先師意見，他寫了《再論海南島建置沿革——答楊武泉同志駁難》一文作答，兩篇針鋒相對的文章同時刊登於《歷史研究》1989年第6期。先師以十二點內容逐條回答了楊文的批評，最後又指出：「長期以來，我國史學界對待這方面的論述往往感情用事較多，實事求是不夠。喜歡講一些王朝極盛時的版圖所屬，不願意講這些大版圖能夠維持多久。喜歡講各邊區何時加入王朝疆域，不願意提到這些地區曾經有過一個或幾個時期是王朝管不到的化外之地，或轉移為另一政權的疆域。總之，凡是今天中國的國土，都要儘可能說成是很古以來就為中原王朝所有，並為歷代所有，有了就不再分出去。這種論述與歷史實際情況不符。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原王朝與邊區政權的疆域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有時會伸，有時會縮，有時會合，有時會分。歷史工作者只應該儘可能實事求是搞清楚各時期各地區的具體變化，而不能感情用事，按自己的心意去處理史料，憑臆解釋。」

後者如關於七洲洋所指的兩篇文章。其中的《七洲洋考》原名《七洲洋不是西沙群島》，作於1977年，指出了當時流行的以現在的西沙群島為古籍中記載的七洲洋的錯誤。這是先師一貫的看法，在廣州參觀了廣東省博物館舉辦的「南海諸島展覽」後又找了一些資料寫成的。1979年《中國史研究動態》發表後，夏鼐先生致函先師指出，西方漢學家以古籍中的七洲洋為今西沙群島並不始於夏之時，而是發端於1874年邁厄斯在《中國評論》第3期的文章， 而伯希和在其遺著《〈真臘風土記〉注》的增訂本中已改以七洲洋為七洲列島附近海面， 肯定先師「18世紀以前華籍中之七洲洋皆非西沙群島」之說可作定論；但對宋端宗到過的「七州洋」系「九洲洋」之誤則認為理由仍不夠充分。因此，當《宋端宗到過的「七州洋」考》一文在《中國史研究動態》（1980年第3期）發表時，先師與夏鼐先生的討論信件也作為附件同時刊登。

80年代開始，全國各地出現修纂方誌熱潮，對各地政區沿革和地名考釋也提出了新的需求，先師經常接到這方面的要求和邀請。另一方面，由於多數地方史志編纂者並沒有受過系統的歷史和歷史地理學訓練，對歷代政區制度的演變過程缺乏正確概念，又盲目信從舊方誌的記載，所以在編纂政區沿革或作地名考釋時往往錯誤迭出。在歷史地理學界，也存在着輕視這門傳統學問的傾向，以為沿革地理已經由那麼多學者研究了那麼長時間，不會再有很大價值的課題；或者熱衷於開闢新的研究領域，不願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因此先師在多次學術會議上反覆強調應該重視政區沿革和地名考釋的研究，不能掉以輕心，更不能看成可有可無。同時他身體力行，多次作了中國歷代政區變遷和古地名考釋的報告，並對一些地區作了具體研究。

1986年9月至11月，應日本學術振興會之邀訪問日本期間， 先師作了中國歷代政區變遷的報告。此講稿經修改後，以《中國歷代政區概述》為題發表於《文史知識》（1987年第8期）。編《續編》時， 我以這篇文章為基礎，補入了兩篇同類講稿的部分內容。

長期的深入研究，使先師對中國歷史政區演變的內在規律有了深刻的認識，他歸納出的三個主要方面是：（1）同一種政區， 通例都是越劃越多，越劃越小；到一定程度，它的級別就會降低；其原因主要是經濟開發的結果，但也有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的因素。（2）漢武帝後二級制就已不適應需要，多級制又不利於政令民情的上下傳達，所以二千年來最常用的是三級制，但有時採用虛三級制，有時用實三級制，民國以來的三個階段則分別採用了不同的虛三級制。（3）歷代最高一級行政區往往由吏治監察區或軍務管理區轉變而來，最高地方行政長官往往由派遣在外的中央官轉變而來。他認為政區的這些演變規律，一方面正好說明了中國自秦漢以來長期在中央集權制統治之下，所以中央的使者能以監督的名義侵奪地方官的權力，終於使中央使者成為最高地方長官，原來的地方長官降而成為他的下級或僚屬。但另一方面，因為由這種方式形成的一級政區轄境、權力過大，所以一到亂世，這種政區的首長很容易成為破壞統一的割據者，猶如東漢末年的州牧刺史，唐安史亂後的節度使和民國的督軍、省主席。

從總結歷史經驗出發，先師一直關注着我國現行行政區劃的改革。他認為，現行的行政區劃制度是二千多年來中央集權制度下長期演變發展的產物，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或不適應時代需要的一面，必要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與其花費很大的人力物力做劃定省、區界線的工作，不如下決心調整省、區的設置，理順省、縣兩級政區的關係，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為此，先師在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期間曾多次向政府提出建議，以後也經常發表這方面的意見，《我國行政區劃改革設想》一文是他1990年在江蘇崑山召開的中國行政區劃學術討論會上的報告。他的建議主要包括：調整現行政區的名稱，避免不同等級的政區使用同一名稱，如市、區等。劃小省區界，將省級政區調整增加至五六十個；在此基礎上取消虛三級制（省、地或市、縣），實行二級制（省、縣）。

他曾先後參加過福建福州、河南安陽、江蘇如東、浙江海鹽、平湖和上海金山、松江等市縣的地方史志討論會，就這些地區的政區沿革研究發表過講話，並就上海市地方志編纂工作提出過不少重要的意見。《關於秦閩中郡、漢冶都、冶縣問題》、《海鹽縣的建置沿革、縣治遷移和轄境變遷》、《上海地方史志記述建置沿革中的幾個通病》、《對編纂第一部上海市志的幾點期望》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他為《金山縣誌》所作評價和為《松江縣誌》所作序中，也著重指出了這兩部書在建置沿革方面的成績和意義。

1981年夏，中國地方史志協會成立大會在山西太原召開， 先師於7月15日作了《地方史志不可偏廢，舊志材料不可輕信》的報告。會後各地刊物紛紛刊登，其中《江海學刊》（1982年第1 期）所刊題為《淺談地方史和地方志》一文是事先經過先師審閱的，以後彙編入中華書局出版的論文集。1992年6月， 來新夏先生與日本方面合作主編中國方誌學論文集，來索此文。當時先師已久病不起，我據此稿整理後寄往，現收入《續編》。

四

先師一向認為，歷史人文地理是中國歷史地理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也是最能體現中國特色、最能發揮中國歷史資料優勢的學科。所以他一向關注着歷史人文地理的進步，自1978年後他指導的碩士、博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都是政區、人口、交通、聚落、文化等人文地理的分支。特別是在指導盧雲作漢晉文化地理研究期間，他多次講述了不少文化區域特徵的實例，指出了研究文化的時間、空間變遷的重要意義。

1986年1月，復旦大學在上海主辦國際中國文化學術討論會， 先師作了題為《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與地區差異》的報告，事後又對講稿作了補充，發表在《復旦學報》（1986年第2期）。他首先強調， 中國文化不應專指中國封建時代的文化，也不等於全部東方文化。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在未完全融合為一體之前，各有本族獨特的文化，所以中國文化理應包括歷史時期中國各民族的文化。姑以中國文化專指漢族文化，也各有其具體的時代性，同時各個時期也都存在好幾個不同的文化區，各區文化不僅有差別，甚至完全不同。在簡要列舉了中國文化在六個歷史時期的不同特點後，他以史料為基礎，着重論述了西漢中期至明代中原王朝範圍內顯著的地區性差異。他的結論是：二千年來既沒有一種縱貫各時代的同一文化，更沒有一種廣被各地區的同一文化。雖然儒家學說一直是二千年來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卻從沒有建立起它的一統天下。希望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稍稍改變一下過去那種中國文化長期不變、全國統一的看法。

1990年11月，在我們所召開的以歷史人文地理為重點的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先師作了主題報告，闡述開展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意義和前景。《歷史地理》第十一輯在會前就約定要刊登此文，但先師覺得不能光提出問題，還應該以自己的積累，對歷史人文地理研究提出一些具體的內容，因而決定寫一篇《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發凡與舉例》，將此文作為上篇，另外撰寫人口、政區、文化各一部分作為下篇。人口部分寫完後，文章已經很長，《歷史地理》也急於發稿，就與先師商定將政區、文化部分留作下一輯用，以使他有充分的撰寫時間。他對這些方面有很多研究心得，平時也常常說起，如能寫成，必定會有十分精闢的見解。但想不到疾病奪去了他的工作能力，這篇未完成的文章成了他的絕筆，這是歷史地理學界的巨大損失，也是有志於中國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後輩們的終身憾事。

先師認為，我們不僅應該注意中國歷史文獻這個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寶庫，還要留意發掘古代學者的人文地理研究成就和人文地理學家。但以前人們對古代自然地理方面的成就比較重視，對人文地理方面卻注意不夠，今後要加以彌補。他早就發現了明代學者王士性對人文地理學上的貢獻，認為他是一位傑出的人文地理學家，地位不在徐霞客之下。1985年12月，廣西桂林召開紀念徐霞客學術討論會，先師應邀報告，介紹了這位「與徐霞客差不多同時的傑出的地理學家——王士性」。在簡要論述了王士性其人其事後，他着重評價了王士性的代表作《廣志繹》的價值，介紹了書中有關各地區各方面的若干條精彩記載以及關於廣西的記載。講稿經增補後收入《紀念徐霞客論文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儘管此書的流布還不廣，但先師的觀點已引起學術界的重視，研究王士性的論著陸續問世。相信當王士性作為傑出的人文地理學家的地位得到確立時，人們絕不會忘記先師的表彰之功，就像在紀念徐霞客時不會忘記丁文江先生一樣。

五

1981年，為慶祝英國李約瑟博士八十壽辰，上海古籍出版社籌備出版紀念論文集《中國科技史探索》，徵稿於先師。鑒於李約瑟對中國科技史的貢獻和此書的國際性特點，先師決定寫一篇闡發《山海經》中《五藏山經》科學價值的長篇論文。

19世紀末開始，吳承志等中國學者和西方一些漢學家把《山經》所描述的最遠處解釋得相當遙遠，如以《西山經》遠達今新疆東部、帕米爾高原、阿富汗和西藏的阿里地區，《北山經》至於今蒙古和東西伯利亞，《東山經》包括今朝鮮、日本和俄羅斯的遠東、庫頁島。國外學者甚至提出《東山經》所指為北美及中美洲，如「無皋之山」為加州聖巴巴拉附近二山，而「幼海」則實指聖巴巴拉海峽。先師以為任何解釋都不能離開經文本身，重要的是要具體弄清《山經》中每座山所指，相互間的實際方位和里距，因為《山經》中的二十六經，每經在首山後的第二山開始就記載了方向和里距，如能最大限度地復原出其中一部分，其地域範圍就可以大致明白了。

這項研究的艱巨程度是無需贅述的，要不，古今中外如此多的《山海經》學者早會有正確結論了，讀過先師這篇論文的人是不難理解的。他斷斷續續寫了數月，有幾次曾停筆多日，苦於史料太少，找不到起碼的證據。如對《南山經》首經的十山，僅首山招搖山又見於本書《大荒東經》，以下八山均不見他書記載。如果不能確定招搖山所指，整列山的位置就無法落實。先師仔細研究高誘、郭璞、畢沅、全祖望、郝懿行等人的注釋，認為招搖山即今廣西龍勝縣大融江發源處之山。今大融江長僅數十里，南流至靈川縣入灕江，但在秦始皇前、即史祿未鑿渠溝通湘漓分湘入漓時，大融江被視為灕江源頭是很正常的，所以自靈川以下的灕江也會被稱為融水。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漢初長沙國西南隅地圖也證實了，高誘以招搖山「在桂陽」，是指桂陽縣。以桂陽縣以北之山為招搖山，以出山之水為西流入海，完全符合於漢以前人對這一帶的地理知識。這一見解使不少問題迎刃而解，先師高興地對我說：「今天看來錯誤的東西，當時人不一定知道錯，反而符合當時人的地理知識。這一發現還可以作為《山經》成書年代的證據。」他最後的結論是《山經》的範圍根本沒有超出中國。

來源：《學術月刊》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