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假年嘆淮州

紀念尋淮洲英勇犧牲九十周年

【摘要】1934年12月16日，因在譚家橋戰鬥負重傷後沒有得到及時治療，紅軍最年輕的將領尋淮洲的心臟停止了跳動——犧牲時年僅二十二歲！

依據明確的文獻史料記載，剛滿十五歲的尋淮洲參加秋收起義後，一步一個腳印僅用六年時間，就從普通戰士晉陞為紅七軍團軍團長，升遷速度之快在中央紅軍中無出其右者！

可惜的是由於犧牲較早，留下的資料又比較少，多年後在一些文章和著述里，竟然蒙受不白之冤：一種說法是他的軍事才能一般，因毛澤東的青睞才升至高位的。而另一種說法更離奇，居然將譚家橋戰鬥的失利歸罪於他！

歷史的真相究竟如何？這可循着尋淮洲參加革命後的腳步，一窺烈士光輝燦爛的人生。

關鍵詞：尋淮洲 秋收起義 活捉張輝瓚 師長軍長軍團長 兩次二等紅星獎章獲得者 譚家橋戰鬥 方誌敏 劉疇西 劉英 粟裕 紅十九師 北上抗日先遣隊

九十年前的今天——1934年12月16日，年僅二十二歲紅軍將領尋淮洲因傷重沒有得到及時治療，心臟終於停止了跳動！由於軍情緊迫，隨行的警衛人員只好含淚將尋淮洲的遺體，草草安葬在茂林鎮潘村東南側螞蟻山的約事崗。

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尋淮洲犧牲的較早，加之檔案資料的散遺，以及未對譚家橋戰鬥進行總結等原因，近些年出現兩種致使尋淮洲烈士蒙冤的說法：一種是說尋淮洲的軍事指揮乏善可陳，只是因得到毛澤東的青睞，方得以迅速提升到軍團長的高位；更離奇的是另一種說法，譚家橋戰鬥的失利，是因尋淮洲不聽指揮、獨打一方所致！

第一種說法不值得一駁：秋收起義余部上井岡山的七百多人中，超過一半來自武漢警衛團內中還有數十名正規軍校畢業生，毛澤東如何能注意到身材矮小、貌不驚人且只讀過小學的尋淮洲呢！？更不消說，尋淮洲升任軍長和軍團長時，毛澤東已靠邊站了。

至於第二種說法，同樣系不實之詞：早在1935年1月20日項英上報中央的電文中，就明確說「譚家橋之役因戰術錯誤為解決戰鬥，尋因傷犧牲」——這顯然源自方誌敏和劉疇西的報告。如果尋淮洲不聽指揮、擅自發起發起攻擊、獨打一方呢，方誌敏與劉疇西豈會欺瞞中央不報，反而替尋淮洲「背鍋」呢！？

毋庸置疑，僅憑上述這幾句簡單的話語難以服眾，是以有必要循着尋淮洲短暫而輝煌的人生足跡，了解他到底是如何從普通士兵升任到高級軍事指揮員的。

（一）少年英才屢功晉陞

依據目前可見的史料記載，尋淮洲系湖南瀏陽的農家子弟，出生於1912年8月29日，幼時體弱多病，四歲時仍不能站立行走。1927年初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7月加入瀏陽工農義勇軍，9月隨軍參加秋收起義。

說起尋淮洲參加瀏陽義勇軍，還有一段插曲：由於尋淮洲年紀小個子矮，部隊本不予收留。後經其老鄉歐陽楚強說情，才得到時任義勇軍黨代表潘心源的批准。據尋淮洲任紅一百團團長時的勤務兵陳目海回憶：尋淮洲個頭很矮，只有一米四多點兒。他很會爬樹，人又精，因此部隊里人送外號叫「猴子」！

秋收起義失敗後部隊上井岡山的途中，被任命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三營九連副班長——這是尋淮洲人生經歷中唯一擔任過的副職，未幾被任命為班長。時至1928年1月初，尋淮洲被任命為三營九連第一排排長。隨後在2月攻打寧岡新城戰鬥中，因尋淮洲率全排第一個衝進城，戰後被吸收為中共正式黨員。

1928年4月朱毛紅軍會師後，對所轄部隊進行整編。因在作戰中表現出色，尋淮洲被直接被提升為紅三十一團三營第八連連長。1929年1月紅四軍下井岡，尋淮洲帶領八連在大柏地一戰中表現出色——在手臂負傷、子彈打光的情況下，撿起一段被子彈打斷的樹榦，率先帶隊衝下山與敵軍進行肉搏！

1930年6月，紅四軍第三縱隊擴建為紅十二軍，與紅四和紅六軍共同組成紅一軍團（始城第一路軍），尋淮洲由原第七支隊支隊長轉任該軍第一縱隊第一支隊支隊長。10月7日，軍團決定將縱隊、支隊、大隊、中隊，分別改稱為師、團、連、排，尋淮洲轉任紅十二軍第三十四師第一百團團長。

尋淮洲擔任紅一百團團長後第一仗，就拔了頭籌——在年底進行的中央蘇區第一次反「圍剿」戰爭中的龍岡之役，尋淮洲率領紅一百團率先趕到萬功山，阻斷敵第十八師由此逃往東固的退路。戰鬥中，尋淮洲沉着指揮，連續擊退敵衛隊的衝鋒。戰後打掃戰場時，在山半腰的一片茶樹林中，活捉敵十八師師長張輝瓚！

圖片取自網絡

1931年5月，尋淮洲因戰功升任紅三十五師師長。在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期間，奉命率領紅三十五師進抵高興圩一帶，通過阻擊、襲擾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由於淮州的指揮天才，卒以少數部隊使蔣蔡困守堡壘中不敢離開寸步，使紅軍能集中力量勝利地粉碎了二，三兩次圍剿，……。」（注1）配合主力部隊十五天橫掃七百餘里，連打五個大勝仗，痛快淋漓地粉碎國民黨軍發動的第二次「圍剿」！

第三次反「圍剿」期間，尋淮洲奉命率紅三十五師在部分地方武裝配合下，與紅三十五軍分別將敵第二、第一路進擊軍及第四軍團引向贛江邊的萬安、良口一帶，掩護主力紅軍尋殲向蓮塘前進的敵第三路進擊軍。隨着蓮塘、良村、黃陂等三次戰鬥勝利，紅軍主力先後殲滅國民黨軍第四十七師第二旅又一個營、第五十四師大部以及第八師四個團，奪取了第三次反「圍剿」作戰的主動權，隨後粉碎了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

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尋淮洲的聲名大噪！據楊得志回憶：「一九三二年初，我從紅十一師炮兵連調到紅四十五師作管理科長。」（注2）「四十五師的首長我都不認識。只知道師長叫尋淮洲，湖南瀏陽人。人們說他腦子很聰明，在戰場上特別清醒，……。」（注3）「政委聽我講完，對仍然低着頭在紙上亂畫的同志說：『你談幾句吧，師長！』聽政委喊他師長，我吃驚地站起來愣住了——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尋淮洲同志嗎？」（注4）

楊得志所說的這個四十五師，原為由紅三十五師與紅六十四師合編的新三十五師，之後改番號為紅十三師。1932年2月，原屬紅五軍團的第十五軍劃歸紅一軍團，紅十三師改番號為紅四十五師歸屬紅十五軍。隨後，紅一軍團與紅五軍團等部組成中路軍，跟隨毛澤東入閩作戰，取得了漳州戰役的偉大勝利。

同年八月初，紅十五軍重新劃歸紅五軍團，尋淮洲所在的紅四十五師該番號為紅三十一師，由總部直接指揮。19日紅軍開始發動宜黃戰役，臨時配屬紅三軍的紅三十一師在師長尋淮洲指揮下，聲東擊西：先是於20晚猛攻北門，隨後突然強攻西北門！21日凌晨三時率先殺入城內，為奪取宜黃城的戰鬥勝利立下頭功。

當年底，尋淮洲接到中革軍委命令，接替劉疇西（升）任紅二十一軍軍長。這個紅二十一軍是於10月正式建立的：下轄第六十一師（由獨立第三師改編）和第六十二師（由獨立第六師改編）；該軍政治委員由李井泉擔任，參謀長為宋時輪；第六十一師師長由宋時輪兼任，政治委員鄧飛；第六十二師師長為郭天民，政治委員黃達。

僅擔任兩個多月軍長的劉疇西為何被調離不清楚，但師以上軍事主官資歷均超過尋淮洲是不爭的事實！以兩位師長為例：參謀長兼紅六十一師師長的宋時輪1926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五期，1927年1月，由共青團員轉入中國共產黨。紅六十二師師長郭天民於1926年10月，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192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行文至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尋淮洲自秋收起義以來一步一個腳印兒，從班長、排長、連長、營長（支隊長）、團長、師長到軍長，在短短五年時間內連升七級！擔任的不僅都是軍事指揮幹部，而且既沒擔任過副職亦未當過政工幹部。升任紅紅二十一軍軍長時，剛滿二十歲！其遷速度之快，可以說在整個紅軍時期無出其右者。

尋淮洲到任後不久，便接到方面軍總部的指令：迅速帶領紅二十一軍進至樂安西南，以游擊戰術騷擾並拖住樂安附近的國民黨軍，掩護主力紅軍在南豐一帶的作戰行動。2月24日，尋淮洲根據總部指示製作了一份假文件，巧妙地被途經樂安的敵五十二師師長李明所部繳獲，為之後的黃陂殲滅戰打下了基礎。

1933年2月27日下午，黃陂戰役打響！尋淮洲接到總部下達的命令：立刻趕往登仙橋以北，截斷敵五十二師退路！其時紅二十一軍尚未集中，尋淮洲一邊收攏隊伍，一邊指揮部隊向谷崗鄉行進。時至28日下午14時左右，紅二十一軍一路翻山越嶺，終於趕到谷崗鄉一帶。隨即尋淮洲將部隊分為兩處：一部在登仙橋以北構築臨時陣地，準備阻擊來自樂安或圭峰的國民黨援軍。另一部則越過登仙橋，配合紅一軍團圍殲敵後衛團及輜重隊。

依據是年「5月8日統計，全軍共3984人。」（注5）推斷，此時紅二十一軍約為五千多人，除去阻擊部隊加上共同作戰的紅三十三團（約一千人）至多四千來人。而敵五十二師後衛團及輜重隊等，共約有三千人左右。經過三個多小時的激烈戰鬥，除少量敵軍經登仙橋南面的小路向西逃走外，其餘全部被殲滅。

圖片截自紅色故事-登仙橋戰役-吾道幻燈片https://www.woodo.cn/works/slides/1117/

在隨後的草台崗之戰，尋淮洲根據左路左翼隊林彪的命令，指揮紅二十一軍迅疾由大公田、西嶺地區，插至雷公嵊與東陂之間的公路西側！以一部攻向南面據守雷公嵊的敵十一師宋瑞珂的第六十三團，另一部則向北攻擊敵第九師位於東陂最南端的第五十二團陣地！卡住了連接東陂與草台崗之間的公路，截斷了敵第十一師的退路。

眼看第十一師就要被紅軍全殲，時任國民黨第五軍軍長的羅卓英只好嚴命霍源之役第五十九師逃出的殘軍重組的第一七五旅，由東陂鎮的東南直插第九師五十二團和宋瑞珂第六十三團之間，向紅二十一軍發起猛烈攻擊。雖然一七五旅的兩個團勉強只有不到三千人，但對於三面臨敵只有四千多兵力的紅二十一軍來說，卻是百上加斤倍感壓力。

敵一七五旅這兩個團的團長為周化南和陳君峰，均來自陳誠起家的老班底——「土木系」。陳君峰指揮的第三四九團，在雷公嵊南端的大排附近，向紅二十一軍發起猛烈進攻！根據宋瑞珂回憶，在第五十二團尤其是第三四九團、三五零團的拚死掩護下，最終第十一師才未全軍覆沒——（當場）逃出了八百來人。負責掩護的第九師之五十二團團長張瓊負傷，第三四九團則全軍覆沒——團長陳君峰當場戰死！

這兩次空前規模的殲滅戰，紅一方面軍獲得空前大勝！尤其是陳誠的第十一師被殲，迫使國民黨軍其它「圍剿」部隊紛紛不戰而退，蔣介石苦心經營的第四次「圍剿」以失敗告終！戰役結束後，朱德在《黃陂東陂兩次戰役偉大勝利的經過與教訓》中稱讚道：「自紅二十一軍北上後，游擊戰爭配合主力紅軍行動更有相當進步。」

四次反「圍剿」取得勝利後，紅一方面軍於時年6月進行整編，決定取消軍一級組織機構，軍團直接轄師。紅二十一軍與紅七軍合併，改編成紅三軍團第五師，「轄第十三、十四（該兩團由第7軍組成）、第十五團（由第21軍組成）。」（注6）尋淮洲被任命為該師師長，這足以說明方面軍總部及紅三軍團首長對他的認可和信任。

尋淮洲就任紅五師師長之後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在東方軍（由紅四師、紅五師及紅十九師組成）指揮下，挺進福建寧化東部的泉上作戰。根據彭德懷、滕代遠下達的命令，尋淮洲組織師主力進行坑道作業，爆破土堡拿下泉上。19日拂曉，紅十五團將泉上土堡炸開一個大缺口，尋淮洲隨即指揮紅五師主力衝進城裡，經過巷戰全殲泉上守敵。斃敵團長以下300餘人，俘虜900餘人，繳獲迫擊炮兩門、約700餘槍枝、3挺機關槍、60餘支駁殼槍，並繳獲大批糧食和食鹽等。取得東方軍入閩作戰第一個大勝利！

7月21日，按照東方軍作戰部署，尋淮洲率紅五師主力向安樂、里田、下江坊一帶推進。29日，東方軍之紅四師、紅五師及紅十九師，分別抵達朋口西面的南山壩、大田以及中屋村地區。彭德懷命令紅五師協助紅十九師，圍殲朋口、莒溪之敵。31日拂曉，紅五師第十三團提前佔據朋口東側的貴仞山，將從連城趕來的援敵一個團大部殲滅。

紅五師最漂亮的一仗，發生在佯攻延平打擊援敵的作戰。9月17日，彭德懷獲得準確情報後，立刻命令紅四師和紅五師主力撤圍延平，趕到延平以西的沙溪口和西芹，待機殲滅由沙縣趕來增員的敵軍。出發前尋淮洲電告前衛第十三團團長李天佑：遭遇戰的特點就是誰先搶佔有利地形，誰就能取得勝利。並特意叮囑他，要注意搶佔芹山主峰！

當夜，紅十三團在嚮導帶領下冒雨出發，拂曉時分，紅十三團趕到芹山。部隊行進到山半腰碰到一位上山割草的老鄉，得知有八九個頭戴鋼盔的敵軍軍士兵，正從山南面走來，李天佑立刻命令前衛連跑步上山！結果，紅十三團先敵幾十米佔據山頭，敵軍先頭連被打了個措手不及。李天佑一邊部署火力壓制，一邊將部隊向兩邊展開，迅速展開圍殲！

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激戰，李天佑指揮紅十三團一鼓作氣，將敵第十九路軍最能打的「鐵軍」三三六團殲滅，並趁勢擊潰跟隨該團前來的另外兩個營。以至尋淮洲率領的紅十四團尚未投入戰鬥，戰鬥就已基本結束！戰後，紅十三團被總部及中革軍委，授予「英雄模範團」的光榮稱號。故尋淮洲升任紅七軍團軍團長後，李天佑接任紅五師師長。

由於能攻善戰，尋淮洲在紅一方面軍中有大「鬼精」之稱，而此時已升任紅一團團長的楊得志被稱為「小鬼精」。最能說明尋淮洲「鬼精」「鬼精」的戰例，莫過於發生在1933年11月的金溪八角亭之戰：

11日凌晨三時半，紅三軍團向援助滸灣之敵發起全線攻擊，紅五師第十三團首先突入敵陣。戰至五時左右，尋淮洲考慮無後續梯隊支援又恐天亮後不利再戰，命令部隊停止進攻並撤出陣地。天亮不久，敵機便飛來進行低空掃射和轟炸！由於主力提前撤出了一線陣地，紅五師沒有像其他部隊那樣，遭受重大損失。

此戰之後，尋淮洲趕赴紅七軍團，上任軍團長一職。此時的尋淮洲，剛滿二十一周歲不久，超越了除林彪之外幾乎所有井岡山時期的戰友，第二個升任到軍團首長的級別。依據軍史記載，「10月28日，……，並任命尋淮洲為第7軍團軍團長，蕭勁光為政治委員（後為樂少華），郭如岳為參謀長（後為曹里懷），……。」（注7）尋淮洲之所以沒有及時上任紅七軍團軍團長一職，恐怕與時任紅七軍團第十九師師長的周建屏有關。

生於1892年的周建屏畢業於雲南講武堂第八期——比葉劍英還早，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後入黃埔軍校學習。參加過南昌起義。1930年9月擔任紅十軍軍長。1933年初紅十軍被調往中央蘇區，與紅三十一師合編成為紅十一軍，周建屏繼續擔任軍長。1933年10月，紅七軍團成立後，擔任紅十九師師長。

由此可見，如此老資格的周建屏在年輕的尋淮洲手下任職，顯然不太合適。故肖勁光因滸灣一戰失利被撤職追責後，周建屏也被調至紅二十四師擔任師長，紅十九師師長一職由軍團長尋淮洲兼任。令人感到十分可嘆的是幾乎同時，原與尋淮洲搭檔的紅五師政委樂少華，也接替肖勁光升任紅七軍團政治委員。

（二）單獨作戰奉命北上

1934年的2月18日，東方軍主力紅三軍團奉命返回中央蘇區的廣昌、頭陂一帶作戰，留下紅七軍團在閩西北的建寧、泰寧、將樂、歸化、清流一帶，以游擊戰爭牽制國民黨軍東路軍的湯恩伯部，支持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此時的紅七軍團，只有一個紅十九師，兵力大致有六千多。正當尋淮洲意圖通過游擊戰術，襲擾並鉗制福建方向的敵軍，沒想到軍團政委樂少華卻乘機大擺政委的威風！

據時任紅七軍團參謀長的粟裕回憶：「我第一次見到這位政委是在滸灣、八角亭戰鬥以後，那時他剛來七軍團上任，軍團部在一個廟裡開大會歡迎他，請他作報告。恰巧這時我從戰場回來，軍團長見我到了會場門口，便出來同我打招呼，剛簡單談了幾句話，他就在台上拍桌子大罵：『媽那個X，我在作報告，哪個還在講話？』當時他還不認識我，竟對軍團長如此態度，顯然是要當眾耍一個下馬威。」（注8）

粟裕回憶的為銅嶺之戰：22日早六時，國民黨軍第十師師直及第二十八、第三十兩個旅，在盧興邦第五十二師一個旅的配合下，由將樂縣的白蓮出發向龍湖、歸化（明溪）城攻擊前進。鑒於敵軍兵力遠超紅七軍團，尋淮洲採取讓開正面的游擊戰術，突襲敵第十師在銅嶺警戒的第五十六團！得手後順勢圍殲行進在谷底的大小行李。當敵五十九團等部返回救援時，紅十九師已攜帶繳獲的大批槍支彈藥等從容離去。

23日，敵先頭第五十七團開始向歸化城攻擊前進，敵五十二師一個旅也由南邊向歸化城關推進。但此時歸化已成為空城，蘇維埃政府等在紅七軍團掩護下，已於頭天夜裡撤離。26日，敵第十師將歸化城防交給盧興邦的那個旅，師長李默庵率軍返回將樂。沒想到其後衛營進入鐵嶺地帶後，突然遭到預先埋伏在此處紅軍的伏擊！在紅十九師的猛烈打擊下潰不成軍，殘敵紛紛向白蓮逃去。

未曾想樂少華再次大發淫威——據粟裕回憶：「我從前沿跑回來請示是否追擊。當時軍團長和政委坐在一根木頭上，軍團長說：『好，好，好！』表示要繼續追擊，政委沒有做聲，我以為他同意了，一轉身就走。他突然跳了起來大叫：『站住！媽那個X，政治委員制度不要了！回來！回來！』我們只得停止追擊。」（注9）

由於樂少華橫插一杠，此戰紅十九師僅斃敵30多人，繳獲步槍50多支、輕機槍3挺，俘敵60多名。比之前的銅嶺戰鬥，斃敵100多名，其中團長1名、營長2名，打傷敵人400多名，繳獲敵槍1000多支的戰果小多了。幸好樂少華意識到了自己的失誤，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沒再染指或干涉尋淮洲的軍事指揮。

4月7日，紅十九師突然殺了個回馬槍！殲滅敵守軍近一個團，擊潰敵盧興部那個旅，又一次奪回歸化（明溪）。此時，迭遭打擊的敵盧興邦的第五十二師，僅剩四個團和一個警衛營。故尋淮洲瞅準時機，當晚紅七軍團急行軍南下一百多華里，在獨立紅九團配合下，發起奪取盧興邦老巢永安城的戰鬥。

在攻佔永安城的過程中，敵酋盧興邦企圖「圍魏救趙」——通過攻擊歸化城，救援其老巢永安。尋淮洲和樂少華獲悉後，留下紅五十五團及獨立紅九團，由參謀長粟裕指揮繼續圍攻永安城。集合紅十九師其餘兩個團連夜急行軍，二百華里路程只用了不到二十四小時，突然從敵盧興邦部側後發起攻擊！將敵盧興邦部擊潰後，紅七軍團掩護歸化城內的紅軍機構撤離，隨即尋淮洲立刻指揮部隊返回永安。

18日凌晨時分，隨着一聲巨大的爆炸聲，永安北門城牆被炸開一個巨大的口子！紅五十五團迅速從缺口處衝殺進城內，戰至下午一時勝利結束。戰後，中革軍委給紅七軍團發來祝捷電報：「軍委致紅□軍團全體指戰員：我紅□軍團繼續着東方戰線的勝利，於本月18日攻下永安城，消滅了城內外的盧匪全部，繳獲大批槍械，徵集了大量資財，……。軍委特電嘉獎，……。」（注10）

5月24日，根據中革軍委下達的命令，尋淮洲指揮紅七軍團（紅十九師）經石城進抵寧化的東部。第二天，紅七軍團以突然動作，開始向東挺進！26日，紅七軍團（紅十九師）馬不停蹄，經歸化（明溪）繼續東進。一路狂奔近二百八十華里，進抵到三元鎮（現已改稱三民鎮）的列西附近。27日清晨，尋淮洲指揮紅七軍團（紅十九師）分四路，由列西一帶強渡沙溪河，攻擊位於東岸梅列地區的敵軍。

守衛梅列的敵四七九團李營遭到紅軍的猛烈攻擊後，狼狽沿沙溪河向東逃竄！尋淮洲一邊命令紅五十六團追擊潰散的敵軍，一邊部署紅五十五團迅速搶佔徐碧附近的高岩甫山頭。紅五十六團追至華孟附近，遭遇由沙縣趕來增援的敵五十六師工炮營等部後，按照事前部署邊打邊退。下午三時左右退到碧湖附近時，敵援軍正利用這一帶地勢較緩展開部隊準備進攻時，紅五十五團突然從碧湖南側山丘上衝出！

戰至下午五時，敵軍傷亡及墜入沙溪河溺斃的達六百人以上，三百餘人繳槍投降，只有少數經羊口仔逃回沙縣。紅七軍團繳獲步槍八百餘支，輕機槍五挺，子彈九萬餘發和大批軍用物資。第二天上午紅七軍團沒有繼續東進，而是帶着戰利品突然掉頭南下，一路經廖源、杜水、草洋、萬代，於當晚在沙縣的湖源村一帶駐下宿營。

出乎意料的是，紅七軍團突然遭遇之前被紅五十七團阻擊後，南下繞行返沙（縣）的敵二三九旅！這場被國民黨軍戰史，稱為「第八十師湖源之役」，是一場十分偶然遭遇戰。29日早八時，敵先頭部隊向湖源方向搜索前進，行進到南洋（峽）山下遭到紅五十六團警戒部隊的打擊！敵二三九旅旅長陳平裘為黃埔一期生，命令四七九團在南洋（峽）山頂設置正面陣地，第四七八團向兩邊展開，旅部則停留在四七九團之後觀察。

戰鬥打響後不久，尋淮洲根據從俘虜口中獲取的敵情及周邊的地形地貌，當即做出緊急戰鬥部署：紅五十六團從正面佯攻，牽制並拖住敵軍；紅五十七團一營迅速佔領南洋（峽）東北側的植湖壟，截斷敵退往沙縣的道路；紅五十五團由西南插至敵軍身後，從其側後發動攻擊；紅五十七團第二、三營及軍團偵察營，作為軍團的預備隊。

此戰，紅七軍團在與敵軍兵力相當的情況下，克服仰攻及叢林作戰等不利因素，殲滅敵二三九旅大部——僅俘虜就抓了八百多，保守估計敵方被擊斃和摔死的不少於此數，隨敵旅部逃走的不到一個團。共繳獲輕重機槍20餘挺、迫擊炮3門、步槍800餘支、子彈10萬餘發、無線電台一部，外加敵二三九旅的全部輜重及其他軍用物資。

由於連續作戰均取得勝利，在當年8月1日，中革軍委頒發的紅星獎章名單中，紅七軍團共有六人獲得紅星獎章（五人獲二等，一人為三等）。除尋淮洲外，樂少華也獲得二等紅星獎章：「據《火線上的英雄》的戰報報道，紅七軍團軍團長尋淮洲、政委樂少華分別以『領導七軍團，特別在第五次戰役歸化戰鬥中，有很大的轉變，獲得了偉大勝利，平日工作一貫積極，作戰英勇，給二等獎章。』」（注11）

1934年6月底，紅七軍團接到中革軍委的急電，迅速回撤中蘇區的腹地——瑞金。中革軍委之所以將紅七軍團緊急召回，目的是為了「吸引和調動一部分『圍剿』中央蘇區的敵人，配合中央紅軍主力即將實行的戰略轉移。在中央領導同志接見我們時，並沒有說明這個戰略意圖。」（注12）為保證紅七軍團能不折不扣地執行中革軍委的指令，博古與李德還精心為紅七軍團委派了一名隨軍中央代表——曾洪易。

其時的紅七軍團（紅十九師），經過半年的東奔西殺——尤其是這近兩個月的游擊戰爭，兵力已由六千多人減員至只有四千多人。對此博古及李德等早就做好了準備，7月3日為紅七軍團補充了兩千多人，據時任紅七軍團司令部作戰參謀的趙春和回憶：「第二天，又補充人員，連隊由一百二十左右增加到一百七八十人；……；部隊總數約七千人。槍支補充不多，……，補充的新兵沒有槍，撥來的老兵都帶槍；。」（注13）

連同中央代表曾洪易一起來的，還有一百多名在路上專門負責政治宣傳的人員。同時還規定，由尋淮洲、樂少華及曾洪易三人組成軍團的軍政委員會，決斷紅七軍團的一切政治和軍事問題。曾洪易與樂少華，都有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習的背景，屬於博古等信得過的正宗「布爾什維克」。如此安排的含義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粟裕回憶說：「當時的『左』傾宗派主義的領導者，對紅軍中原來的幹部是不信任的。」（注14）。

為了擴大聲勢，將紅十九師下屬三個團統改稱師，但下面的編製依然為營——「下有三個步兵營、九個連，每連三個排、九個班，各連有輕機槍一至三挺，師直屬一個重機連（六挺重機），一個偵察排，一個擔架排，以及警衛班、電話班、傳令班等。」（注15）除此之外，軍團部還有警衛、偵查、工兵、通訊等四個直屬連，以及一個機炮營和一個教導隊。簡單推算一下，紅七軍團（實際為紅十九師）的作戰兵力只多有六千人，加上隨隊的政宣人員及臨時徵召的數百名挑夫，總計七千人出頭。

1934年7月6日傍晚時分，命運多舛的紅七軍團以精銳第一師（原紅五十五團）為先頭，第三師（原紅五十七團）為後衛，踏上了凄風苦雨、艱難曲折的漫漫征程。這支七千多人的隊伍拉了近二十里長，輜重隊中除去少量的馱馬外，共有五百多副擔子——光是中央下發供紅七軍團沿途宣傳和散發的材料，就有一百六十多萬份——足足佔用了三百幾十副挑子！而整個軍團的輜重加上炊事挑子，也不過只有一百四五十擔而已。

紅七軍團此行的真正目的，只有尋淮洲、樂少華及中央代表曾洪易三人心裏清楚，而每次具體的任務、目標及目的地，均由中革軍委通過電報告知。

1934年7月30日，在紅九軍團的大力掩護下，紅七軍團全部由樟湖坂順利渡過閩江。渡過閩江後，尋淮洲等發現渡口附近沒有適合大部隊休整的地方，只得連夜趕往古田縣的黃田鎮。由於一路上天黑路滑，加上大部分村莊均有國民黨軍小部隊把守，紅七軍團於凌晨時分方趕到黃田。當天下午，紅七軍團先頭部隊進佔黃田以東約七華里處的谷口，準備按原計劃第二天沿大路北上古田。

正當紅七軍團準備啟程向古田出發時，突然接到中革軍委發來的急電，要求尋淮洲及樂少華立刻轉道進佔水口，並伺機準備攻打福州。經過一番研討後，紅七軍團決定當天下午三時開始行動，當夜進佔水口。次日（8月1日）晨接到中革軍委的嘉獎令，全軍於水口召開紀念「八一」大會，並正式宣布中央關於組建「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決定和任務，同時發佈了進攻福州的動員令，決定第二天一早向福州進發。

根據廖信春主編的《星光燦爛—北上抗日先遣隊和南方紅軍游擊區戰史》中的相關記載，尋淮洲對打福州持反對意見，在會上與樂少華爭論的很激烈，得到曾洪易的支持樂少華自然佔了上風。這時的樂少華已是妄自尊大，認為指揮打仗沒什麼了不起的，故而直接插手打福州的作戰指揮——想露一手給尋淮洲瞧瞧，老子也能指揮作戰。

可說來容易做起來難。樂少華在後來《紅軍抗日先遣隊北上經過的報告》中描述道：「第二天，便向福州前進，在距離福州30里地方休息，準備連夜襲取。可是，當天下午三點鐘出發時，便遭到敵人飛機襲擊。死、傷四五十名，並妨礙了行動，當夜在距離福州城十里地的村子宿營。第二天天未明，敵飛機由來擾亂，並擲彈。當我們走到福州附近俯視『全景』時，大家都認為，如果攻進去了，也只能佔據一角，……。於是我們決定部隊撤回，稍事休息後便繼續北上。」（注16）

對於福州之戰，粟裕回憶：「攻打福州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八月七日，我軍到達福州西北近郊，當時對福州敵軍的實力、工事等情況了解很差。但是，部隊在中革軍委攻打福州的作戰命令鼓舞下情緒很高，又聽說福州市內的地下黨組織將進行策應配合，所以當晚即發起進攻。……。我們估計即使打進城，也不容易解決敵人，於是決定把部隊撤至福州以北嶺頭一帶，準備向閩東轉移。」（注17）

（三）內憂外患的北上

依據時任紅七軍團政治部主任的劉英，回憶這段歷史時直言不諱敵說道：「……，先遣隊幾個主要幹部每日遇事相商或召開會議始終得不到好的結果。當先遣隊自瑞金出發直到閩浙贛蘇區為止，從未開過一次圓滿的會議，不是你爭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鬧成打架。……，特別是作戰任務的決定，往往一致的通過與決定了，轉瞬間又來一個不同意，甚至有好幾次打響了，後又下命令撤退。」（注18）

依據明確的史料記載，福州未能打下樂少華心裏並不服氣，依然我行我素亂指揮。桃源是連江縣貴安村的一個小山莊，該村的湯嶺街是連江到福州的古驛道，距離福州北郊只不過二十公里多點兒。從軍事上講，這一帶的地勢也不太有利——背水而據。如果過了貴安村東側的敖江橋，向東行進約二十華里即可到達潘渡鎮。那兒是紅軍的游擊區——樂少華在報告中亦承認，有老鄉曾告訴過他。

可樂少華偏偏要在貴安宿營！按照他的說法主要是「因那時部隊很久沒有得到很好休息，加上一、二百名傷病員，部隊是較疲勞的。」（注19）並將三個師沿敖江一字排開，他率軍團部及第二師居於貴安村一帶，第一師部署在貴安北側，第三師則位於貴安以南。

可「兵者詭道也」，戰爭是敵我雙方的博弈，對方怎會按你的思路行棋呢！？敵八十七師師長王敬久發現紅七軍團撤走後，當即於9日凌晨命令第五二二團立刻輕裝出發。凌晨四時許，敵五二二團先頭第三營進至板橋時偵悉，紅七軍團大部隊駐在湯嶺街南北一線。於是該團決定採取分進合擊的戰術，其第三營居右，第一營居左，分兩路夾擊湯嶺一帶的紅軍。而樂少華率領的軍團部，就駐在湯嶺街！

樂少華在後來寫給中央的報告中說：「當我們宿營時，又有群眾來報告，說福州通桃源的大路上發現白軍約一個團的人。我們便派偵察隊出去，結果偵察隊走錯了路，敵人反進到我們哨兵線上。當時我就同粟裕同志帶了第二師的同志，上去把敵人擊退。在我們上陣地時，第三師已自動向敵左翼攻擊，而我們的第一師好久都得不到消息。」（注20）樂少華這段回憶，顯然是在替自己諉過——槍聲一響，樂少華顯然是慌了神！

樂少華既未通知（聯絡）其他兩師，亦未下達任何指令。於是，位於湯嶺街南側墩頭的第三師聽到槍聲後，主動趕上來支援。位於北側桃園附近的第一師由於不知曉樂少華的具體位置，便自行決定向敵後包抄迂迴。對於第一師行動樂少華甚為不滿：「幹部指揮上獨斷專行，不了解戰術的錯誤，如第一師自動出擊和自動撤退，也沒有同軍團部聯絡甚至找他們不到，致使兵力用在一線，失去突擊力量。」（注21）

時至天黑時分，敵五十七師主力開始陸續趕到，混亂中的紅七軍團只好撤出戰鬥。11日拂曉在阻擊部隊掩護下，紅七軍團各部開始東渡敖江，向潘渡鄉以北的陀市村一帶行進。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紅七軍團的後衛掩護部隊，居然也跟着主力部隊匆匆撤離！早七時許，敵五十七師主力開始過敖江，沿江邊公路向潘渡鄉一帶攻擊前進。紅七軍團只好在後衛部隊掩護下，先是一路撤至潘渡以北約十五公里處的丹陽，然後又根據敵情的進一步變化，又撤至羅源縣的百丈村一帶。

對於這場發生在桃源附近史稱的「降虎之戰」，樂少華在後來所寫的《紅軍抗日先遣隊北上經過的報告》中，只是約略地談到戰前的「輕敵疏忽」及部署上的失誤，但對於軍事指揮上的失誤卻含混其詞——「戰爭一開始，首長堅決消滅敵人的決心是對的，主要的是幹部獨斷專行的錯誤，以致我們調不到一師，而我們也來不及聯絡，兵力又放在一線，自動的出擊，又自動的撤退。」（注22）

比對一下時任軍團司令部作戰參謀趙春和的相關回憶：「第二天九時許，福州之敵八十七師的一個團追來，到宦溪鄉降虎村茶亭尖山腰，……。前衛第二師衝上去將敵前衛連打垮，……。敵後邊部隊趕到，……，雙方對峙着。……。福州、降虎戰鬥，兩次合計的傷員有七八百人。次日凌晨，傷員由劉英負責，組織機關後勤人員，一站一站運送到閩東遊擊區，交給連羅縣委安置治療。」（注23）

此後，樂少華的獨斷專行略有收斂：「這時接到軍委電，指出我們的急行軍是部隊過於疲勞的錯誤，要我們今後每天走三、四十里路。……。尋淮洲同志自未渡河前跌傷手腕後，至此時才開始負責（先時由粟裕暫代），……。」（注24）依據上下文推斷，樂少華所言的「至此時才開始負責」，明顯指的是桃源（降虎）戰鬥之後。令人感到難以理解的是，尋淮洲跌傷的是手腕，按道理講應該不至於影響指揮作戰。

俗話說得好，「會說的不如會聽的」。透過樂少華上述解釋不難看出，無論是打福州還是之後的桃源宿營和江湖作戰，都是由他一人做出的。但他「既無實際鬥爭經驗，有很蠻橫霸道，動輒拍桌子罵娘，以『反對政治委員制度』的大帽子打擊壓制幹部，並濫用所謂，『政治委員最後決定權』進行瞎指揮。」（注25）——對比一下之前尋淮洲等指揮的湖源之戰就會深切地感覺到，粟裕對樂少華的這個評價的確是入木三分！

8月22日，紅七軍團在閩東獨立團的配合下，攻佔福安縣城以西約二十公里處的穆陽鎮。紅七軍團「在那裡繳獲鴉片煙土五十多擔，現洋三萬多元，銅元無數。」（注26）第二日下午的十七時許，敵四十九師先頭部隊從寧德一帶匆匆趕到，尋淮洲指揮部隊的隔河阻擊。三小時後，樂少華帶領主力攜帶繳獲的煙土、現洋、銅元等大批物資撤離穆陽鎮，向北轉移至南溪一帶。

之後前往浙西南的慶元縣時，軍團長與政委又發生矛盾——按照樂少華的說法：「我們又不趕路，何必疲勞兵力，主張多走兩天大路；而淮州同志主張走小路。但當我說明時，他也沒有堅持，就同意了。結果走錯了路，淮州同志到宿營地後就發脾氣，並還罵人。……。後來因他繼續不停地罵，我也就同他吵起來。那次吵得很兇。」（注27）

不明就裡的人乍一看，似乎是樂少華占理，尋淮洲給人以無理取鬧的感覺。但仔細琢磨卻令人疑惑，不就是走錯了路，尋淮洲又何必發火？！樂少華在報告中露出馬腳：「以後的出發路線由粟裕同志調查好，經過曾洪易和淮州同意起草命令，由淮州同志蓋章後再由我蓋章。這時我為避免爭鬥也就不堅持了。」（注28）

樂少華這番貌似委屈求全的說辭，反而暴露出問題的實質——不僅作戰他要行使「政治委員制度」，就連行軍路線這本屬軍事幹部分內的日常工作，同樣也要由他說了算！實際情況是8月23日傍晚，尋淮洲率領少量部隊在後面阻擊時，樂少華指揮部隊開始撤離。由於沒有提前派出偵察隊探路，故前衛部隊行至鎮前鎮附近時，本應繼續向西北方向行進，卻不知何故，錯轉到向北的岔路上。部隊繼續北行二十餘公里後，才發現走錯了路！

如此一來，紅七軍團不但走了個大大的「之」字形，還因多走了兩天驚動了慶元的敵人。這就是軍團長尋淮洲為何大發脾氣的根本原因。可樂少華拒不悔改，堅持要行使政委的「最後決定權」，氣得尋淮洲只好跟隨後衛部隊行動。30日凌晨紅七軍團離開慶元，準備經竹口北上至龍泉的小梅鎮。沒想到先頭部隊走到李源村附近，發現又走錯了路！幸好此次大約只多走了不到五公里冤枉路，沿松溪河北上很快回到正路。

可上午十時許，先頭第三師剛進入竹口鎮，樂少華就命令停止前進！待天黑後再繼續北上。隨即樂少華部署宿營：前衛第三師進駐最北面的竹口鎮，軍團部及第二師駐在竹口街以南的黃壇——距離第一師駐地約有四公里距離，後衛第一師則駐在離黃壇不遠的新窯一帶。不難看出，樂少華既未考慮周邊的地形地貌，亦未考慮部隊的警戒及作戰，唯一考慮的大概只是休息完繼續行軍。

幸好前衛師師長王蘊瑞並沒有大意，除派兩個步哨前出至兩公里外的隘口——下濟橋左近外，又將一個整連，部署在竹上村口右（東）前側小山包上放連哨。從這裡能夠清楚地看到楓堂村口北端的三岔路口，可以同時對北和東，兩個方向進行警戒。下午十六時許，突然從竹口鎮前面的隘口傳來了槍聲！前來攻擊紅七軍團的是浙保第三團主力（欠一個營），以及之前潰退的慶元縣保安團及浙保總隊的基幹隊和軍士隊等部。

戰鬥打響後，師長王蘊瑞親自率領師（團）部作戰指揮人員，快速登上竹口東側瓦窯山後（南）面的制高點——東山寨，仔細觀察敵情。由於第三師此時僅剩下一千餘兵力，只能派出一個連跨過竹溪河，從西側穿插到敵右（西）側後進行牽制，無力攻擊後坑橋東側的敵機槍連陣地。戰鬥進行了約一個小時後，樂少華帶領軍團部及第二師主力匆匆趕到，但面對敵軍的兇猛進攻卻束手無策。

幸好時間不長，尋淮洲帶領第一師一個營趕到——其餘部隊留在原地防守追敵。聽取王蘊瑞報告並進行觀察後，尋淮洲判斷當面之敵不過兩千來人，於是命令第二師從正面展開進攻吸引敵軍的注意力，第一師那個營則向敵軍陣地的左（東）側迂迴。當紅軍第一師那個營迂迴到側後發起攻擊時，第三師也趁勢從西南面展開攻擊，浙保團的防線立刻被擊垮！

可惜的是，由於紅軍迂迴包抄的部隊僅有一個營，難以完全切斷敵軍的退路。而通往小梅鎮的公路西側緊挨着竹溪河，且後坑橋東側的陣地一直未被紅軍攻佔，故敵軍得以由此處沿公路向小梅鎮狼狽逃竄！留在後面掩護的敵迫擊炮連與機槍連的士兵為便於逃跑，將迫擊炮和輕重機槍及彈藥等都遺棄在陣地上。

竹口之戰雖然紅七軍團取得勝利，但嚴格說來頗有些僥倖——開戰初期的被動，顯然與樂少華的疏忽大意有很大關係。之所以能化被動為主動的重要原因，是來敵的兵力少於紅七軍團。儘管此戰殲敵約一個營的兵力，並繳獲輕重機關槍十一挺，迫擊炮兩門，長短槍等二百餘枝及彈藥等，但紅七軍團的損失也不算小——用樂少華報告中的話說：「……，但我第二師師長在戰鬥中陣亡，損失也不少。」（注29）

31日上午，紅七軍團順利地進佔小梅，準備在這裡進行休整及補充。未料到軍委在9月1日來電中嚴厲斥責：「七軍團的任務是繼續向浙西前進，不能在小梅停留等候你們的伕子。」（注30）4日下午十七時，軍委再次發來火急電：除了繼續下達新的作戰等任務外，還對紅七軍團的行進速度，提出額外的專門要求：「7、為徹底保證任務的執行，七軍團勿須作強行軍，每日走二三十里即可，但在自己行動的地帶內，則應肅清保安隊、民團及小部的正規部隊。」（注31）

此時的紅七軍團，已處於極端困難的階段——作戰人員只剩下三千來人，隨隊的傷病員就有六七百人之多，其中一百多名重傷員則需被擔架抬着走。尋淮洲不得不於9月27日深夜，向軍委告急：「七軍團自瑞金出發，至今將近三月，……，軍團病者及傷員全願賴部隊自行扛運，……每次能參加戰鬥者，槍數不滿一千以上，……擬即向婺源以北至流口行動，以便找一適當地點休息而利截擊可否，請即電示。」（注32）

28日，軍委回電：「七軍團應即在浙皖交界開化、婺源之間山地休息，待機並積極準備側擊與伏擊尾追你們的敵人左縱隊的先頭部隊，於開化以北地域對婺源、德興敵人則警戒之，……，然後仍轉回屯溪、石門以西，執行軍委給你們的原任務。」（注33）透過這封電文明顯可以看出，中革軍委對紅七軍團的先斬後奏大為不滿，但鞭長莫及——此時「真正布爾什維克」樂少華正卧床不起！

此後由於紅七軍團每況愈下，樂少華也不得不電告中央：「我們的意見，如果要繼續作戰，那我們必須要補充，……。」（注34）時至10月21日，軍委來電通報敵情，並命令紅七軍團開進閩浙贛蘇區休整。 11月1日，歷經千辛萬苦的紅七軍團，終於進抵閩浙贛蘇區的重溪，受到蘇區人民的的熱烈歡迎。

第二天，方誌敏等省委領導就由葛源趕到重溪，與紅七軍團的領導見了面。「於是我就利用時間和洪易商量召集了政治委員會議，來一次比較原則的檢閱，並邀請志敏同志參加此會。」（注8）樂少華之所以急於召開「政治委員會議」，就是要通過所謂「比較原則的檢閱」，為紅七軍團這次北上之行定下基調。

（四）血戰譚家橋

樂少華急於要開「政治委員會議」，目的就是要分清責任——「在檢閱中，我們認為七軍團沒有完成中央所給我們的任務，主要是由於政治領導的機會主義這一傾向，……，這一傾向的主要代表是洪易，……。」（注35）奇怪的是，一路上與樂少華髮生爭執的明明是尋淮洲，「這一傾向的主要代表」怎麼就成了曾洪易？！

這份報告是樂少華1936年到延安後所寫，其時尋淮洲早已犧牲，所以有所改動。可在後面又吞吞吐吐地寫道：「我們過後又詳細檢查了這次行動的經驗教訓。在檢查中指出了幹部的團結問題，……，但我們有個別主要幹部有時竟形成我怪你你怪我的推諉現象，……，特別是負領導責任的幹部，是不應該的。」（注36）

雖然樂少華沒有指名道姓，但那位「特別是負領導責任的幹部」，無疑指的是時任軍團長的尋淮洲。這在時任軍團政治部主任劉英的回憶中亦可得到佐證：「……，先遣隊幾個主要幹部每日遇事相商或召開會議始終得不到好的結果。當先遣隊自瑞金出發直到閩浙贛蘇區為止，從未開過一次圓滿的會議，不是你爭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鬧成打架。……特別是作戰任務的決定，往往一致的通過與決定了，……，後又下命令撤退。」（注37）

粟裕的回憶也可印證：「按照主觀主義、冒險主義的戰略意圖來衡量七軍團的北上行動。要求通過這支僅有幾千人的部隊的作戰行動，『促敵人進行戰略與作戰部署上的變更』，由於未能實現這些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目的，就指責部隊沒有完成任務。他們還把曾洪易個人的退卻動搖，同尋淮洲同志和廣大指戰員的光輝戰鬥業績混淆起來，給這支部隊扣上『染上機會主義』、『執行了退卻逃跑路線』等等荒誕的大帽子。」（注38）

11月14日，中革軍委發來「關於組建十軍團和閩浙贛省及其隸屬關係的決定」的火急電：「A、……七十兩軍團應即合編為十軍團。……十軍團長由劉疇西擔任，樂少華任政委，尋淮洲任十九師師長，聶洪鈞任政委，劉、樂併兼廿師師長、政委。」；「B、洪易留贛東北為省委書記，志敏為兼軍區司令員，洪易兼政委。」（注39）

通過這份電包可以確知，樂少華報告中所說的機會主義「主要代表」曾洪易，不僅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分，反而取代方誌敏轉任閩浙贛省的一把手！唯一受到組織處理的是尋淮洲，不僅被從軍團長降為紅十九師師長，而且被擯棄在紅十軍團軍政委員會之外。這段史實無可辯駁地證明，在博古洛夫等極左中央領導人的心目中，同樣的錯誤犯在留俄派身上可以寬恕，但犯在尋淮洲這樣的紅軍將領身上卻難以容忍！

粟裕一針見血地指出：「組成紅十軍團時，領導幹部的配備，仍然受着『左』傾宗派主義的影響，保留了樂少華的軍團政委職務，反而把軍團長尋淮洲降職為師長，並把他排除在軍政委員會之外，這不僅是對尋淮洲個人實行宗派主義的打擊，同時也是無視七軍團從瑞金出動後轉戰數省以流血犧牲換取來的寶貴經驗。」（注40）

18日夜，尋淮洲依照中革軍委11月4日的電令，率領紅十九師東出懷玉山，突破國民黨軍設置的封鎖線。此時擺脫了曾洪易與樂少華干擾的尋淮洲，率領紅十九師如同出閘的猛虎，連續取得白馬、分水及金子山之戰的勝利。可惜的是好景不長，「翌日，經大墳與涇縣宣城威脅蕪湖，後得軍委及軍團首長的命令，要十九師（即紅七軍團）回師黃山附近與主力會合。」（注41）

根據史料記載，紅十軍團會師後，最初選定的作戰目標為敵李文彬旅。12日部隊離開湯口，翻越湯嶺來到黃山西南側的焦村，準備伏擊將由秋浦向太平行進的李文彬旅。但不知何故，敵李文彬旅始終沒有出現，紅十軍團只好撤出陣地，一路經白馬嶺、輔村、溝村、羅村、黃榜嶺，於（13日）晚進至譚家橋地區。上萬人的部隊，分宿於譚家橋、中譚、文雅街、西譚及留杯盪等地。

獲悉敵王耀武部將經過譚家橋情報後，紅十軍團政委會連夜召開會議，認為「……在分水縣附近作戰時，只我十九師與之對抗，尚能擊其潰不成軍，以此我們三師之眾來攻疲倦潰敗的獨立王旅，不但在兵力上佔著絕對的優勢，且地形、群眾條件及士氣亦利於我軍作戰，……。」（注42）決定利用他家橋周邊的地形，伏擊敵王耀武部。

政委會結束後，紅十軍團立刻做出戰鬥部署——「二十師的兩個團和十九師一個團從譚家橋東南低地石門崗北端一線展開，從東面向開進之敵側擊；十九師兩個團待戰鬥打響後，跨越麻川河，從石門崗東側向烏泥關穿插，腰斬和攔住後部敵人，……軍團指揮所設鐘鼓山後側的山坡，……14日凌晨1時，各部進入陣地。」（注43）

圖片取自網絡

1934年12月14日早晨六時，國民黨軍補充第一旅前衛團的先頭部隊離開湯口，沿屯溪至青陽的公路向太平方向追擊紅十軍團——「（一）共軍第十軍團已向太平逃竄，本旅遵命於明（十四）日上午六時出發，經烏泥關、譚家橋向太平追擊前進。（二）以第二團為前衛，前衛部隊在行進中必須嚴密搜索，免被襲擊。其餘各部隊，按旅部直屬部隊、第三團、第一團的秩序行進。」（注44）

「紅十軍團等待補充一旅的前衛團的一個營通過了譚家橋，約於上午九時，即開始向前衛團及旅直屬部隊猛烈襲擊。」（注45）王耀武的這段回憶除有一個小時的時差外，基本可與劉英的回憶相互印證：「……，約上午十時光景，敵之先頭部隊向兩邊威力搜索前進，余則行進間停止休息。此時我高級指揮員已飭各部待敵行進時才開始動作，不料走火三槍，引起敵人注意，於是敵人立即集結部隊並加派部隊佔領沿馬路的陣地。」（注46）

對於紅十軍團發動攻擊的這個時機，軍史及正規出版的專著等大都記敘為，紅二十師的一名新戰士因為緊張而不慎走火，過早地引發了整個戰鬥。更為離奇的，則是有人在毫無歷史依據的情況下，極富創造力的編造出尋淮洲應對戰鬥失利負主要責任謊言：「王耀武的補充第一旅前衛團十分謹慎，上午10點搜索至紅19師陣地前，尋淮洲當即決定發起攻擊，這樣就過早地暴露了部隊的火力。」（注47）

筆者不得不直言，該文作者編造的「尋淮洲當即決定發起攻擊」，只能用睜着眼說瞎話來形容！依據上面那張《譚家橋戰鬥態勢圖》的標識可知，其時紅十九師主力位於前門南面靠近板壁下的山腳處待命，與敵軍行進的公路之間隔着數重山巒，尋淮洲如何能「當即決定發起攻擊」！即使埋伏在石門崗東側紅五十六團也不可能「發起攻擊」，否則戰鬥只能發生在石門峽南口附近，也就不會有後來的譚家橋之戰了！

這裡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為何「走火三槍」而不是一槍？！以及「走火三槍」發生的具體時間和地點。

其時的制式步槍並非自動型，第一發子彈打出後要通過向後旋拉槍栓退出彈殼後，才能將第二發頂上膛繼續。所以即便是真的「槍走火」，也不可能連續「走火三槍」！唯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作戰部隊發現敵情後，連發三槍示警！

由於上面那張手繪的「態勢圖」不夠精確，請參考筆者製作的簡圖：

比對兩張圖可以發現，其時的敵前衛營已過了譚家橋，行進至八甲附近——其斥候（尖兵）顯然已接近紅二十師兜底那個營的陣地。這從王耀武的回憶得到印證：「紅十軍團等待補充第一旅的前衛團的一個營通過了譚家橋，約於上午九時，即開始向前衛團及旅直屬部隊猛烈襲擊。」（注48）但王耀武所說的紅十軍團「即開始向前衛團及旅直屬部隊猛烈襲擊」，只是一種籠統的說法——指的應該是「走火三槍」的時刻。

比對一下劉英的相關回憶：「當我部隊布置完畢後，約上午十時光景，敵之先頭部隊向兩邊威力搜索前進，余則行進間停止休息。此時我高級指揮員已飭各部待敵行進時才開始動作，不料部隊走火三槍，引起敵人注意，於是敵人立即集結部隊並加派部隊佔領沿馬路的陣地。」（注49）

那麼，劉英所說的「余則行進間停止休息」應當如何理解呢？依據《譚家橋戰鬥態勢圖》及王耀武部隨後的調動推斷，敵軍是一個營安全通過石門峽後，下一個營才開始進入石門峽那段險路。故其前衛（第二團）團部及第二營，停止於中墩以南約五百米處的公路上休息；該團後衛（第三）營則停留在石門岡如口處，準備接應並掩護旅部及後續部隊的到來；而敵先頭營「走火三槍」時已越過譚家橋。

遭遇伏擊的王耀武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自保：由於其時前衛團主力停止在石門峽北口處，與先頭營之間拉開了約三華里的距離，如果得不到及時支援，該營很可能被迅速殲滅！此時王耀武出了個昏招——「我一面將俞的手令傳達各部隊，一面調加強營和第三團的第三營增加到第二團的正面作戰。令第三團團長李天霞率該團主力向紅十軍團的左側背猛烈反擊。令第一團團長劉保定立派一部佔領烏泥關，並確保之。該團主力為旅預備隊，控制在烏泥關以西地區。」（注50）

不知何故，位於鐘鼓山臨時指揮所的劉疇西等雖然觀察到「敵人立即集結部隊並加派部隊佔領沿馬路的陣地」，卻未趁此機會立即下達發起攻擊的命令！「此時我廿師及廿一師不聽軍團號令，加之出擊動作不一致，結果十九師只用兵力一個連，廿師及廿一師由於野戰經驗太差，動作又不一致，而影響整個的戰局，……。」（注51）

據敵旅長王耀武回憶：「紅十軍團發動襲擊，來勢很猛，集中力量衝過來，企圖在補充旅未站穩腳跟以前予以擊潰，第二團隨即發生動搖，有少數士兵後退被擋回去。團長周志道見情勢危急，張慌失措地大聲喊司號長吹號，催增援的加強營及第三團的第三營跑步前進。……。加強營及第三團第三營趕到後，增加在第二團的正面作戰，將第一批衝過來的紅軍打退下去。」（注52）

這段回憶佐證，率先向敵前衛團發動襲擊的，是紅二十師埋伏在最南端的那個團團，該團團長即為後來在此戰中英勇犧牲的黃英特。令人惋惜的是，如果劉疇西發現紅二十師左翼隊擅自發動攻勢後，能順勢下達全線出擊的命令，或坐鎮紅二十師擔任指揮的樂少華能及時下令右翼那個團協同發起攻擊，即使不能一舉打垮敵前衛團主力，但將正在行進途中的（浙保團）加強營擊潰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可由於劉疇西及樂少華等的優柔寡斷，面對優勢敵軍以及左右的側射火力，未得到支援的紅八十七團無功而返。

依據劉英「此時我二十師及二十一師不聽軍團號令，加之出擊動作不一致」這句話推斷，紅二十師右翼那個團見左翼部隊發動進攻，也主動向敵發起攻擊。據王耀武的回憶，紅二十師的第二次進攻十分猛烈：「……，與第二團展開了肉搏。該團副團長程智率部反擊，激戰約四十分鐘，又將第二批衝過來的紅軍打退。」（注53）

紅二十師這兩個團的第二次攻擊之所以未能奏效，除了敵前衛部隊已就位並草草設置了防線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總指揮劉疇西等仍然沒有下達總攻擊的命令！因此沒有得到軍團部署的迫擊炮及重機槍等火力掩護，僅靠血肉之軀向前衝擊焉能不敗！？

此時，埋伏在石門峽口山崗上的紅五十六團，見王耀武的旅部等沒有進入石門岡這段狹路，而是停留在石門峽南口的西側，繼續在山上埋伏已失去意義。為了配合紅二十師的進攻，不得不組織部隊下山沖向王耀武的旅部！「未二十分鐘，紅軍約有數百人由公路右側的山頭叢樹林中衝過來，行動迅速，直撲譚家橋東端旅部所在的地方。我倉忙命令特務連長劉連榮率部猛烈反擊，……。紅軍由於傷亡很大而被打退下去，第三次的衝鋒又受到挫折，因之旅部直屬部隊及第二團就穩定下來。」（注54）

「紅軍三次衝鋒雖都收到挫折，但鬥志仍盛，其打敗補充第一旅的決心並未動搖，又發起了一次規模較大的衝鋒。這次紅軍出動了七、八百人，分三路衝過來，一路針對加強營，兩路對着第二團中傷亡較重的第一、二兩營，勇往直前，不顧犧牲，前赴後繼地衝過來。刺刀在太陽光下閃出白光，殺聲震天，大有一鼓作氣擊潰補充第一旅之勢，……。」（注55）

這一次，應該是劉疇西下令發動的總攻。令人惋惜的是，紅十軍團的這次進攻，雖然的組織的較好，但為時已晚——第四次進攻可謂竭盡全力，在得到重火力強力支持的情況下都未獲得成功，大大影響了進攻部隊的士氣！面對此時的戰場態勢，戰前信心滿滿地總指揮劉疇西已束手無策，只能寄希望於已出發抄敵後路的紅十九師主力，趕回來救駕了！

紅十九師接到回返的命令時，戰場形勢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獲得喘息的王耀武認為「烏泥關地形險要，必須確保。……，我令第三團主力，從烏泥關及譚家橋東端的中間地區，向第二團右翼的紅軍側背反擊，……。」（注56）第三團「找來了當地一位茶莊的老闆為其帶路」（注57），由北關橋附近的一條山間小路向石門峽南口背後迂迴。

由於紅十軍團在這利未部署任何兵力，敵第三團主力順利抵達石門峽東側。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激戰奪取515高地及周邊的幾個山頭，然後順着兩條岔開的小道分成兩路，一路插向紅二十師側背後的汪家塢，一路插向板壁下。由於居高臨下，很容易就發現了正沿里毛塔深溝回援的紅十九師主力！

不知過了多長時間，待在鐘鼓山後坳上的臨時指揮所內不知所措的劉疇西等軍團領導們，終於從西南方向激烈的槍炮聲判斷出，回援的紅十九師主力被困在「陡峻的山峽里」正陷於苦戰。弔詭的是，竟然只有不擅長軍事指揮的劉英挺身而出——匆忙趕到山下，迅速集中了軍團部的部分人員，現場進行了緊急戰鬥動員！

「就在這戰鬥緊要關頭，劉英同志率領部分機關幹部和直屬分隊，直插敵人腹心，打開了一個缺口，使十九師脫離險境，……。」（注58）得到支援的紅十九師主力終於從峽谷掙脫出來時，尋淮洲已因流血過多昏迷——根據此戰親歷者、時任作戰參謀的趙春和回憶：「尋淮洲向上爬看陣地，右下腹連中三槍負重傷。」（注59）

脫離困境的紅十九師主力並沒有按軍團部的命令立即趕往北面去支援紅二十師，而是繼續向前（西）攻擊並趁勢奪回了石門峽及其周邊的高地！道理很簡單，如果此時紅十九師主力抽身而去，王耀武就可集中其第三團主力及旅直，甚至可以調集其後衛團主力，向紅十軍團的側後背及軍團部夾攻！所以紅十九師不能也無法執行軍團部的命令。

據說尋淮洲再次從昏迷中醒來後第一句話就說，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此後不久，位於鐘鼓山臨時指揮所的劉疇西等，不得已做出了撤出戰鬥的決定。

（五）誰之過

1934年12月14日傍晚，在紅十九師主力的掩護下，劉疇西指揮紅十軍團各部分成兩路向東撤退。部隊撤離時天色已完全黑下來，數千人擁擠在狹窄的山路，深一腳淺一腳地默默行走着。經過一整天戰鬥，整個部隊疲憊不堪，再加上作戰失利造成士氣低落，勉強行進約三十公里，走到旌德縣的孫村一帶不得不停下休息。

15日凌晨四時——天還未亮，俞濟時即打電話告訴王耀武，不能給紅軍任何喘息整補的機會，務須跟蹤窮追予以消滅！由於敵王耀武窮追不捨，「紅軍分成三路，第一路300餘人經旌德西鄉三溪輾轉太平涇縣之間秘密向柯村行動，第二路400餘人經休寧蘭田、黟縣美溪一帶向柯村進發。主力部隊則經旌德廟首向涇縣行動。」（注60）

據說在連夜東撤的途中，由於夜暗及道路難行，尋淮洲兩次從擔架上摔了下來！第一次摔下因痛疼醒來時，尋淮洲感到自己已經不行了，便告訴身邊護送同志說不要再抬着他走了，話音未落就再次昏迷過去。第二次摔下剛被抬回到擔架上，尋淮洲又一次醒過來，他咬牙掙扎着自己滾下擔架，再次要求不要再抬他走了！並告訴身邊的同志，他死後要像對待普通戰士那樣，把衣服脫下留給其他同志。

16日，當紅十軍團行進到距離茂林鎮不遠處的福官墩附近時，由於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和失血過多，年僅二十二歲的紅十九師師長尋淮洲的心臟終於停止了跳動。由於軍情緊迫，尋淮洲的遺體被草草安葬在潘村附近的螞蟻山約事崗。據親手給他包紮傷口的軍團部護士老紅軍程美興回憶，尋淮洲犧牲前甚是擔心——「他說小鬼呀，我會不會死喲！不死的話這場戰鬥可以跟中央講清楚，我死了的話就講不清楚了。」（注61）

圖片截取自電視劇《浩氣長存》第三集

令人遺憾的是，尋淮洲生前的擔心果然應驗了！

方誌敏回顧譚家橋戰鬥時說：「主要原因是戰術上的缺點：第一、地形的選擇不好，敵人佔據馬路，是居高臨下，我們向敵人衝鋒，等於仰攻；第二、牽制隊與突擊隊沒有適當的配備。我們沒有集中主要力量，由右手矮山頭打到馬路上去。第三、十九師是以有用之兵，而用於無用之地，鑽入一個陡峻的山峽里，陷住不能用出來。十九師的指揮員沒有十分尊重軍團指揮員的意志，憑着自己的意志去作戰，形成戰鬥之未能完全一致。」（注62）

弔詭的是，時任紅十軍團政委會成員且參與作戰實際指揮的劉英，卻在「概括」譚家橋戰鬥時明確地說：「特別是沒有抓緊［總結］譚家橋戰鬥的經驗與教訓，……，致使先遣隊自譚家橋戰鬥後，士氣一天天低落，這將成為歷史上的教訓。」（注63）而時任紅十軍團軍政政委員會成員的樂少華和聶鴻鈞，無論在給中央的報告及總結譚家橋失利原因中，也從未提及對上述三條。

項英在1935年1月20日發給中央軍委的《中央軍區關於十軍團、閩浙贛及閩北情況致朱周電》中表述：「譚家橋之役因戰術錯誤未解決戰鬥，尋因傷犧牲。」（注64）這顯然源自紅十軍團的上報，否則項英如何能知曉？

根據明確的史料記載及前文考證，戰前紅十九師主力接到的命令是向烏泥關迂迴包抄，經過里毛塔深溝的路線當然也是由軍團部規定！退一萬步講，即使尋淮洲真的想要「獨打一方」，首先就過不了政委聶鴻鈞這一關——他既是軍團政委會成員手中又握有一個執行戰場紀律的政治保衛排。此外不難想像，如果尋淮洲真的不聽指揮獨打一方，又如何會「鑽入一個陡峻的山峽里，陷住不能用出來」呢？！

尋淮洲唯一沒有聽從軍團命令的行動，就是從溝里翻上來沒有去支援紅二十師，而是一直將敵第三團主力逼回去並形成對峙！如果尋淮洲不管不顧抽身去支援紅二十師，難道王耀武不知道指揮部隊尾追過來！？

劉英1936年夏所寫的《北上抗日與堅持浙閩邊三年鬥爭的回憶》中，就譚家橋戰鬥為何未能取勝總結五條主要原因，非但無一字提到尋淮洲頂撞劉疇西之事，反而卻對紅二十師不服從軍團號令、樂少華的反衝擊和劉疇西錯估紅二十戰鬥力提出嚴厲批評。而時任紅十九師政委聶洪鈞後來寫給的中央報告明確指出：「這次的失利自然有各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還是戰術上的缺點過多，指揮者的猶豫不決是決定此役失利的重要原因。」（注65）

通過上述分析探討可以基本確定，方誌敏回憶的那段總結性的文字，最大的可能是劉疇西的說法。否則方誌敏不會說：「十九師師長尋淮洲同志，因傷重犧牲了！他是紅軍中一個很好的指揮員，他指揮七軍團，在兩年間，打了許多有名的勝仗，繳獲敵槍六千餘枝，輕重機槍三百餘架，並繳獲到大炮幾十門。他還只有二十四歲，很細心學習軍事，曾負傷五次，這次打傷了小肚，又因擔架顛簸犧牲了！當然是紅軍中一個重大損失！」（注66）

譚家橋一戰失利給紅十軍團帶來的惡劣影響是致命的，此後紅十軍團每況愈下，一直是被動地轉移、甚至避戰，一路上逃兵不斷，幾乎再也沒打過勝仗！方誌敏在其回憶里，痛心疾首地說道：「自譚家橋戰後，採取右傾的避戰路線，沒有下決心爭取戰術上的優勢，與敵人決戰，消滅敵人。因一味避戰，使紅軍不但不能得到必需的休息，而且常常走小路，爬高山，致全軍過度的疲勞。」（注67）

相較於方誌敏的隱晦，劉英直截了當地指明：「譚家橋戰鬥後，經陶村附近，翌日與敵人一團人遭遇，本可一舉而消滅其全部，由於軍團長劉疇西同志加油式的用兵（先打一營，打不過再用一營），結果，不但未能將敵人迅速地消滅，反而遭受到諸多不應有的損失，以致影響戰士們的不滿和士氣的降低。此時引起了許多負傷的幹部從擔架上跳下來，要求率領戰士們一同奮勇殺敵之舉動。但由於主要負責者沒有作戰的決心，終於自動退出戰鬥。當晚商討中央及軍委的命令和指示。」（注68）

國民黨浙保總隊的作戰詳報中，對紅十軍團之後的畏戰、避戰亦有明確記載——「六、裔村溪頭之役」：「自偽七軍團長兼第十九師師長尋維洲（原文如此，筆者注）在譚家橋之役被擊斃後，殘匪即由方匪志敏和劉匪疇昔率領，舉措失當，士氣一蹶不振，迭經我軍於汪滿田村、芳村、江村等役，予以重創，更形狼狽，幾全失其戰鬥能力。」（注69）國民黨浙保總隊的作戰詳報「丁、斯役可供參考之意見」中，同樣認為「方尋股匪自尋匪維洲被我擊斃後，走投無路，處處被我截擊，斯可見高級指揮官之重要。俗語有云：一將無能，累死千軍。」（注70）

紅十軍團此後的失敗是否如上述所言，是因為尋淮洲的犧牲所致筆者不敢妄言，但軍團長劉疇西的鬥志和信心基本隨着譚家橋一戰的失利徹底喪失！按照塗振農的說法，「在這中間，王如痴同志是取[起]了相當的作用。因為尋懷[淮]洲同志犧牲後，他便代替了十九師師長，對於決定戰鬥上，他的意見便極容易動搖指揮的決心，疇西同志又是一個軍事學者，能說不能做，決心更是很少。」（注71）

時至1935年1月29日，紅十軍團終於在懷玉山全軍覆沒——僅粟裕和劉英等帶出八百餘人。嚴格說來，紅十軍團是敗在劉疇西手中——「他在作戰指揮上表現優柔寡斷，也缺乏在白區同敵人機動作戰的經驗。『左』傾錯誤的幹部政策，同抗日先遣隊的失敗是密切關聯的。在戰爭中間，主要軍事指揮員的配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注36）如果不是劉疇西犯下的一系列錯誤，方誌敏和尋淮洲等大概也不至於被俘與犧牲。

注釋：

注1：見《1927—1949國共鬥爭史料彙集2》，第411頁。

注2：見《楊得志回憶錄》第9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1月版。

注3、4：見《楊得志回憶錄》第9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1月版。

注5：見王建英著《中國紅軍發展史》第276頁，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

注6：見《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第36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注7：見《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416頁。

注8、9：見《粟裕戰爭回憶錄》，第48頁。

注10：見《紅色中華》1934年4月28日第181期第二版，全編（整理本）第3232頁。

注11：見吳天雨《歸化之役的歷史貢獻》一文，「第四部分 歷史回眸 -中央蘇區-中國明溪在線」。網址：http://www.zgmxzx.com/2017-08/30/content_50752.htm。

注12、14：見《粟裕戰爭回憶錄》，第51頁。

注13：見《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版，第285頁。

注15：見《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版，第286頁。

注16、19、20：見《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版，第188頁。

注17、25：見《粟裕戰爭回憶錄》，第52頁。

注18：見《劉英文集（挺進師政委）》，第260、261頁。

注21、24：見《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版，第190頁。

注22：見《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版，第201頁。

注23：見《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版，第287頁。

注26：見《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版，第269頁。

注27、28：見《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版，第191、192頁。

注29：見《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版，第193頁。

注30：見《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版，第84頁。

注31：見《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版，第86頁。

注32：見《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版，第115、116頁。

注33：見《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版，第117頁。

注34：見《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版，第197頁。

注35、36：見《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版第199頁。

注37：見《劉英文集（挺進師政委）》第260、261頁。

注38：見《粟裕戰爭回憶錄》第61頁。

注39：見《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版，第139頁。

注40：見《粟裕戰爭回憶錄》第63頁。

注41：見《劉英文集（挺進師政委）》，第251頁。

注42：見《劉英文集（挺進師政委）》，第252、253頁。

注43：見《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版，第487頁。

注44、45、48、50：見《024文史資料選集》，第194頁。

注46：見《劉英文集（挺進師政委）》，第253頁。

注47：見華小勇著「粟裕與王耀武的三次軍事對決」，《文史天地》2013年第01期，第71頁。

注49：見《劉英文集（挺進師政委）》，第253頁。

注51：見《劉英文集（挺進師政委）》，第253、254頁。

注52：見王耀武「阻截方誌敏北上抗日先遣隊戰役的經過」，《024文史資料選集》第194、195頁。

注53、54、55：見王耀武「阻截方誌敏北上抗日先遣隊戰役的經過」，《024文史資料選集》第195頁。

注56：見王耀武「阻截方誌敏北上抗日先遣隊戰役的經過」，《024文史資料選集》第196頁。

注57：見郜建輝著《天殤 紅色抗日先遣隊殉難始末》，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9版，第289頁。

注58：見《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版，第299頁。

注59：見《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版，第291頁。

注60：見《天殤 紅色抗日先遣隊殉難始末》，第294頁。

注61：取自電視劇《浩氣長存》第三集中的字幕片段，標點符號系筆者所加。

注62：見《方誌敏文集》，第95、96頁。

注63：見《劉英文集（挺進師政委）》，第254、255頁。

注64：見《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版，第146頁。

注65：見《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版，第213頁。

注66：見《方誌敏文集》，第96頁。

注67：見《方誌敏文集》第97頁。

注68：見《劉英文集（挺進師政委）》，第255、256頁。

注69：見《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五輯 第一編 軍事（四）》第597頁。

注70：見《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五輯 第一編 軍事（四）》第601頁。

注71：見《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版，第232、233頁。

注72：見粟裕《戰爭回憶錄》，第63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