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張春橋秘密離婚：被囚當天，再找「女秘書」的檔案正好到京

張春橋的妻子文靜（李淑芳），1916年生，皮膚較黑，短髮，戴淺黃色眼鏡，女學生打扮。李淑芳在天津讀書時加入共青團，抗戰爆發後入黨，1942年到晉察冀根據地黨校學習，1943年被分配到北嶽區黨委宣傳部任宣傳幹事。她常給《晉察冀日報》投稿，字很好，由此認識了張春橋。戀愛時，張春橋26歲，李淑芳27歲。

「文革」初，有人散布張春橋是叛徒。張春橋生氣地說，我從來沒有被捕，怎麼會是叛徒, 今後要是聽到誰再講這種話，我就不客氣了——他把煙頭往煙灰缸里使勁一按，一字一句地說，老實說，我只要小指頭一點，你就要完蛋——張春橋如此之硬，但一說到妻子就嘴軟了。

李淑芳在1943年日軍大「掃蕩」時被捕，押到石家莊後叛變，進宣傳班寫反動宣傳品，並參加反動廣播和宣傳演出。

1945年6月日本投降前夕，李淑芳無處可藏，來到晉察冀投奔張春橋。此時張春橋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他收留了李淑芳，給她改名為文靜。

194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9月初，張春橋隨報社一起進入張家口，此時編輯部恢復部長制，張任部長，將文靜安排在編輯部資料科任編輯。因為李淑芳被俘、叛變在晉察冀不是秘密，很多幹部都知道。但是，知道昔日的李淑芳就是今天的文靜的人相對少一些。1945年12月15 日他在填寫《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組織部制履歷表》時，對愛人文靜加了一個小註：

已否結婚：未。

愛人姓名：文靜。

是否黨員：是（注二）

他（她）過去負何職務：北嶽區黨委宣傳部幹事

現在何處負何職務：日報社資料科編輯

（注二）是1943 年在北嶽區黨委認識的，但1943 年反掃蕩中文靜受傷被俘，直到今年始回邊區。她的組織問題，據稱已經天津市委解決，但未經正式轉來，現正解決中（目前是個別關係）。

文靜幹部履歷表

他有意不寫文靜何時、何地參加共產黨，因為到黨校學習的人並不都是黨員。更不寫文靜叛變的事實，卻含糊地寫「她的組織問題」，「據稱」「現正解決中（目前是個別關係）」。

1947年9月21日，他填寫《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組織部幹部調查表》時，仍然寫道：

愛人的家庭情況：文靜本人則是學生，17 歲開始參加 C.Y（共青團的代稱），中間失掉過關係。1942年來解放區，在分局黨校學習，後到北嶽區黨委宣傳部任幹事。

1943年反掃蕩被俘。1945年6月逃出後，至今尚未恢復關係。

關於文靜的歷史問題，已由「被俘」增加了「逃出」。

文靜的歷史污點仍是張春橋的心病，在張的努力下，夫妻倆終於離開了晉察冀幹部集中的華北，到了上海。1949年5月，張春橋剛到上海立足未穩，填寫《華東局及上海市委幹部履歷表》時寫道：

「文靜（李若文）現在石家莊日報任編輯，是黨員，曾被俘，尚未恢復關係。」

張春橋到上海之前任石家莊日報社長，安排文靜任石家莊日報任編輯並不困難。此時文靜由「李淑芳」改為「李若文」，政治身份已經被他明確為「是黨員」了。

1959年張春橋填寫《幹部履歷表》時寫道：

文靜：黨員，上海新華社記者。

張春橋背靠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這棵「大樹」，他的文章又得到毛澤東賞識，因此官運亨通，一路攀升。從上海市軍管會新聞出版處軍代表、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解放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到中共上海市委文藝工作部部長、宣傳部部長、市委常委、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文革」前當上了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

春風得意的張春橋（左二）

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是張春橋點燃的，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雖由姚文元執筆，但卻是張春橋和江青在幕後策劃，江青水平不高，「智囊」還是張春橋。在揭發劉少奇派工作組和上海「一月奪權風暴」中，張春橋都立有「大功」，要不怎麼能升到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寶座上呢, 文靜搖身一變，成了上海市「第一夫人」，無職卻有權，於是，她不再隱姓埋名，開始頻頻露臉。

1968年4月12日，上海掀起炮打張春橋的浪潮。大字報揭露文靜是叛徒。雖然文靜早被宣布為叛徒，卻一直打而不倒。上海市委組織系統的幾個負責人，偷偷調閱了文靜的歷史檔案。張春橋盛怒之下，撤掉了他們的職務，併當場把文靜的檔案鎖進市委的鐵皮箱，貼上封條。

儘管如此，文靜的叛徒問題還是不斷外泄。外地一名女幹部供出當年和文靜一起叛變投敵的事，要當面對質。

外調材料到了張春橋手裡，張春橋臉漲得通紅，沉默了半天，說不見了吧，把外調材料退回去。

從此，張春橋嚴令文靜不要把手伸進市委。雖然文靜暗地裡還想插手，但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等人心中有數，對她都敬而遠之。

中共九大後，張春橋當上中央政治局委員，隨後，文靜從上海的公眾場合徹底消失。

以後，文靜的歷史問題，就成了張春橋的一塊「心病」。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擴大會議上，一個造反派頭頭想討好張春橋，說張夫人可以作為市革命委員會的候選人。張春橋勃然大怒，當場痛罵，你這種人算什麼造反派，我們共產黨從來就不搞夫貴妻榮。做了誰的老婆就可以當委員，這完全是封建主義和國民黨的做法，哪裡像個無產階級革命派！

造反派頭頭莫名其妙，拍馬屁怎麼拍到了馬蹄子上，徐景賢明白，張春橋打算與文靜一刀兩斷了。

其實張春橋的家庭生活還算融洽，文靜給張春橋生了四個孩子，三女一男。張春橋愛抽煙，也喜歡喝酒，文靜也抽煙喝酒陪着他。張春橋夜間工作時，文靜通知廚師做夜餐。張春橋決定與文靜保持距離，完全是出於政治原因，「九一三」事件後，從王維國（上海空四軍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那裡搜查出文靜的大量材料。1972年秋，張春橋從北京回到上海後，沒有回家住，而是住在了上海興國路招待所。

給張春橋莫大刺激的是在1973年9月20日。

那是法國總統蓬皮杜訪華，上海是最後一站，周恩來夫婦陪同蓬皮杜總統來到上海。

在送走法國總統之後，9月20日鄧穎超抽空到上海康平路看望中共上海市委領導人的家屬，鄧穎超走訪了王洪文、姚文元、徐景賢、王少庸幾家，卻沒有去張春橋家看望文靜，雖說張春橋家就在王少庸家隔壁，何況文靜又稱病在家。

鄧穎超不去看望文靜，知情者心裏明白。

姚文元在1973年9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

20日，小紅(姚文元的女兒)告訴我說，鄧媽媽去了我們家，還去了徐叔叔(指徐景賢)、王叔叔(指王洪文)的家，沒有去毛弟 (毛弟即張春橋之子張旗)的家。我就想這一定是因為她的歷史問題，鄧所以沒有去。

姚文元日記中所說的「她的歷史問題」，不言而喻是指文靜的叛徒問題。

康平路是中共上海市委所在地。鄧穎超沒有看望張春橋妻子文靜，這消息在中共上海市委不脛而走，震驚了文靜，更震驚了身在北京的張春橋。

已經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張春橋，下決心要跟文靜離婚。張春橋的離婚報告，得到中央的同意。

過了一段時間，王洪文陪外賓到上海，找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密談。王洪文說，我這次來，專門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就是春橋同志決定離婚了。這件事他本來早就想解決，因為中央不斷有事，所以拖了下來。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寫了報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靜那裡，春橋同志自己會告訴。考慮到影響，這個消息不必對外宣布。

張春橋深知文靜的歷史是他仕途的「攔路虎」，要想再「進步」，必須堅決繞開。

在場的幾個人都感到意外。馬天水首先說，是不是有這個必要？王秀珍與文靜關係密切，表示惋惜。徐景賢沉默片刻，認為鄧穎超的來訪促使了張春橋離婚，就說，我尊重春橋同志的意見。王洪文苦笑，說這件事已經定了，春橋同志的考慮有道理，什麼原因你們也了解，我就不多說了。文靜曾經提出，離婚以後她從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個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暫時不必動了，文靜仍舊住在康平路，這裡是她和孩子們的家，這樣對孩子們更好些。當然，春橋同志今後到上海不會再回康平路的家了，今後孩子們要看父親，可以直接去北京……

中共十大預備會議上，張春橋飛黃騰達，毛澤東提議張春橋擔任十大主席團秘書長。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張春橋當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後來，鄧小平任總參謀長，毛澤東讓張春橋擔任總政治部主任。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鄧小平是第一副總理，張春橋是第二副總理。

1975年，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和三個孩子搬到了北京；王洪文調到中央後，妻子崔根娣和孩子們每年都到北京探望；可文靜從來沒有去過北京。1976年，上海方面邀請張春橋回來。張春橋說，我也很想回去，再不回去，對上海的情況缺乏感性的了解，越來越沒有發言權了.。可是，這裡也確實忙，中央的事，國務院的事，再加上總政那一攤子，真是忙不過來……一直到1976年10月，整整四年，張春橋沒有再回過上海一次。

1976年2月25日，中央在北京召開「批鄧」的打招呼會。會後，張春橋把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叫到釣魚台九號樓長談。釣魚台九號樓是張春橋的住所，樸素簡單。因為來的都是親信，不用遮着藏着。先談三個大問題：一是痛罵鄧小平，二是議論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張春橋叮囑上海方面今後要注意的幾種傾向。

談話快結束時，張春橋似乎不經意地說，我這裡需要一個秘書，你們看看上海有沒有合適的人？這個問題有些突然，張春橋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書，用不着了呀。徐景賢想，他大概是對北京的秘書不太滿意，所以想另找一個男秘書吧。回到上海後，他們選了三個男的，報送張春橋。

5月16日，上海方面慶祝「文化大革命」發動十周年，徐景賢收到張春橋寄來的一封密信。

徐景賢剪開信封，拿出一張白色道林信紙。

景賢同志：

送來的材料收到了。老實說，我要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秘書，而是想找個伴。關於我的情況，你是知道的。這幾年來，有時想，反正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殺頭了，何必去想這些事情呢？但有時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於是又想起了這件事。你看，有沒有合適的人呢？祝好，春橋。

信紙下方還有一行小字，「請閱後燒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原來張春橋不是找秘書，而是找「伴」。

踏破鐵鞋無覓處，上海市文教系統某機關開會，「她」的發言引起徐景賢的注意。這位「她」，口齒清楚，條理分明，言辭敏捷，有獨到見解，但又不張揚。徐景賢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向張春橋推薦，得到張春橋認可後再攤牌。

然而此後幾個月，不幸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毛澤東病危、唐山大地震、毛澤東逝世，徐景賢雖然到過北京，但卻始終沒有機會與張春橋從容長談。9月21日，徐景賢給張春橋打電話，約在下午面談。兩人在交談中，談到了「她」的情況，張表示可以考慮。

10月1日，徐景賢通過有關部門，調來「她」的人事檔案。為避免猜疑，還同時調了另外三四份檔案。

10月6日上午，徐景賢把「她」的檔案裝進大信封，寫上中央辦公廳張春橋同志親啟，密封后交市委機要交通員直送中央辦公廳。機要交通員每天要搭航班直飛北京。然而就在當晚，張春橋被捕。

2005年5月10日，新華社發表電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張春橋病亡》全文如下: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張春橋因患癌症，於2005年4月21日病亡。

張春橋，88歲，於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1983年1月減為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97年12月減為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醫。

新華社的這一消息，是在張春橋死後19天才發表的，而且中國大陸各報都在很不醒目的地位刊登這一簡短的新聞。

在「四人幫」之中，張春橋算是最長壽的了。張春橋能夠長壽，從某種角度來看，得益於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審判「四人幫」的時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幫」四種不同的表現:江青顯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麼的沉不住氣，一觸即跳，不時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罵。她後來以自殺身亡，正是她的這種焦躁性格的必然結局；王洪文則資歷太淺，經受不住沉重的一擊。他是「四人幫」中認罪態度最好的一個。然而，他也是「四人幫」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個。過度的鬱悶，導致他壯年而逝；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認一部分的罪行，但總是力圖大事化小，為自己開脫。他不會像江青那樣去尋短見，也不會像王洪文那樣想不開。

張春橋是最特殊的一個，他城府很深。他居然從頭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發，一副藐視法庭的神態，顯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為他絲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夠在多年的鐵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1998年1月保外就醫之後，張春橋與文靜及三女一子生活在一起。雖然張春橋曾經與文靜正式離婚，並經中央同意。那時候，張春橋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生怕文靜連累了他的政治前途。然而在張謇橋倒台之後，已經無所顧忌，所以也就與文靜共度晚年，直至離世。

張春橋晚年和女兒張維維合影

「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張春橋早就意識到自己的覆滅，反覆吟誦《紅桜夢》中詩句。正因為這樣，1976年10月6日他淪為階下囚，沒有像毛遠新那祥打算拔出手槍，也沒有像王洪文那樣進行掙扎，而是束手就擒。

據王芳說，原本是要他擔任江青組組長，他推辭了，因為他跟江青太熟。

對張春橋進行預審時，預審組的組長是王芳。王芳後來擔任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部長。他曾多年擔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毛澤東30多次來到杭州，江青常常隨行，由他負責安全保衛工作，來往頗多。他主動要求改任張春橋預審組組長。

在預審過程中，王芳提審張春橋11次。王芳說，張春橋與眾不同，採取「三不主義」，即不說話，不看文件，不簽字。在當時，並未從法律上認識張春橋的「三緘其口」叫做「沉默權」。在西方，早在古羅馬的司法原則中，就已經有了「沉默權」。在17世紀之後，西方的法律規定被告人有闡述己見的權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後者就是被告人所擁有的「沉默權」。張春橋在特別法庭上「零口供」，其實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權」。如今，中國法律界許多學者也建議應該確認被告人的「沉默權」。

雖然張春橋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據王芳回憶，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審張春橋時，張春橋還是開過口。當時，王芳向張春橋宣布，根據中央決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時向他宣讀《刑事訴訟法》中有關規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陳述有罪的情節或作無罪的辯解」。這時，張春橋說話了!張春橋說:「我不是反革命，你講的我都不接受，我沒有違反你這個法。」這是張春橋在預審中難得的一次開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張春橋寫給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經我簽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認對處理我被審查的案件有效性。」這就是後來張春橋在特別法庭審查時拒絕在任何文件上簽字的理由。

在當時接受審判的林彪、江青集團十名主犯之中，張春橋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俄羅斯漢學家傑柳辛曾經與張春橋有過多次接觸。傑柳辛這樣評價張春橋:

「張春橋是一名教條主義者，思想極左，比較古板。但與此同時，張春橋又是一個學識很淵博的人，他對馬克思、列寧等人的理論都非常了解。」

傑柳辛回憶起這樣一個細節：陪同中國新聞代表團訪問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參觀在十月革命時炮轟過沙皇冬宮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當我們登上阿芙樂爾號巡洋艦時，張春橋立刻跪了下來親吻阿芙樂爾的甲板，他是唯一的一個親吻甲板的人，中國新聞代表團的其他成員都沒有這樣做。

《荀子·大略》雲:「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縱觀張春橋浮沉的歷史，借用「國妖」兩字為張春橋勾畫形象，倒是頗為傳神。

本文資料來源：

舒 雲《張春橋秘密離婚記》《黨史博覽》2005年第3期

葉永烈《四人幫興亡》

李海文《張春橋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