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國公孫無知政變涉及的七個問題

魯庄公八年冬，齊襄公堂弟公孫無知發動政變，藉助連稱、管至父之手，殺害齊襄公於姑棼，也即今天山東省博興縣之南。公孫無知發動的這場政變，從現有《春秋》、《左傳》的記載來看，並參照《史記》，就會發現許多疑點，且存在許多令人不解的問題。

比如第一個問題，就是政變的時間問題。按照《春秋》記載，齊襄公死於魯庄公八年十一月癸未，即十一月六日。不過，《左傳》記載卻有所不同，把時間推後了一個月，即「冬十二月，齊侯游於姑棼」，從而遇害。而《公羊傳》、《穀梁傳》均因襲《春秋》記載時間，即魯庄公八年十一月六日。這個時間，應該是齊國前來赴喪所提供的時間。《左傳》成書晚於《春秋》，而且就是為了解說《春秋》而產生的著作，按道理應該因襲《春秋》記載的時間，然而《左傳》更改卻沒有解釋，造成了顯而易見的矛盾。這種現象，如果不是《左傳》在流傳中出現謄錄錯誤，就還會有另一種可能，即《春秋》在流傳中出現錯漏，將「二」字漏寫成「一」了。按照古人曆法推算，癸未之日，當在十二月為宜。因此，《左傳》時間有可能是對的。

第二個問題，公孫無知、連稱、管至父是否是現場殺害齊襄公的兇手？他們應如何分工？如果按照《左傳》描述，殺害齊襄公的兇手在殺了孟陽之後，發現「非君也，不類。」並繼續搜尋才找到齊襄公的描述說明，現場兇手是不認識齊襄公的。如果是公孫無知，甚至是連稱、管至父這樣的人在場，一定認識齊襄公，是不至於說出這等推測性質的話的。當然，更為重要的是，作為弒君並追求篡立的公孫無知，這時最重要的任務不應該是親自殺人，而應該是如何去佔領臨淄，並在公布齊襄公死訊之後，讓齊國大夫們在齊國太廟擁立自己為齊國之君。

所以，這時的公孫無知，一定不會在姑棼參與殺人，而應該率領軍隊趕往臨淄。而連稱、管至父所處葵丘較姑棼為近，參與謀殺的可能性很高，但也不會在現場自己動手，而應該是圍困姑棼的指揮者和聯絡者。比如，作為叛亂，首先應圍困跟隨齊襄公前來冬獵的一眾官員，尤其應該迅速抓捕一同前來的齊襄公公子，甚至齊僖公的公子，即所有齊國君權更為合法的繼承人，也只有這樣的舉動和安排，才能順利實現政變目的，也才符合齊國出現了「亂做」的政變狀態。

第三個問題，公孫無知的政變行動是否在第一時間實現了對臨淄首都的佔領？從《左傳》的行文可知，連稱、管至父是謀求擁立公孫無知的重要力量。此二人戍守葵丘，有可能帶領一定數量的武裝，且距離臨淄很近，路程在一日之內。但是，連稱、管至父在殺了齊襄公之後，一定不會直接前往臨淄宣布死訊，並要求國中大夫表態擁立公孫無知，因為他們二人沒有這樣的資格，也沒有這樣的權威，而其他齊國大夫，尤其作為執政大夫的國、高二氏也不會聽他們二人的擺布。有鑒於此，姑棼作為發生政變的第一地點，連稱、管至父的任務應該是在姑棼，而不是趕往臨淄。

所以，合理的推論應該是連稱、管至父在殺齊襄公得手之後，要立即致信公孫無知，並等待與公孫無知合兵一處後再前往臨淄。因此，公孫無知的叛亂武裝不會在第一時間佔領臨淄。

第四個問題，公孫無知有沒有可能在兵不血刃的情況下就成為齊國國君？如果僅憑《左傳》上的隻言片語，我們會以為連稱、管至父合謀殺了齊襄公之後，就能輕而易舉地讓公孫無知繼位。但實事求是地講，這樣的可能性非常低！首先，公孫無知既不是齊僖公的兒子，也不是齊襄公的兒子，不但不是合法的君位繼承人，甚至距離君位繼承權已經很遠了。在這樣的情況下，齊國的大臣們是不會輕易讓公孫無知即位的。其次，齊襄公死於外地，只有確認死訊，才能在齊國太廟舉行新君即位之禮。如此一來，新君即位的難度就更大了。其三，齊襄公與公孫無知的矛盾早已公開化，對公孫無知的限制和貶黜早就開始，因此可以想像，在臨淄城中，公孫無知之黨應該不多。

所以，在臨淄城中，不存在裡應外合迎接公孫無知的可能性。如此之下，公孫無知要輕易進入臨淄，並宣布自己成為齊國國君的難度非常大。此外，從進入春秋以來各國發生的謀逆行為來看，不論是否成功，都毫無例外是武力支撐下的火拚。如鄭莊公之弟叔段，是武裝割據下的公然叛亂，和公孫無知之亂更為相近，但叔段是弟，也是嫡子，加之其母支持，距離君位更近。其它如衛國衛州吁、陳國陳佗能夠一度成功篡立，是因為本身就是公子出身，且手握兵權。而魯國公子翬、宋國華督之亂，是國君身邊重臣謀逆，雖然此二人也是公族出身，但畢竟血緣已遠，所以不敢僭越，只能推舉嫡出公子上位。由此可見，公孫無知如果不是武裝叛亂，絕對不會有任何成功的可能。

第五個問題，公子糾作為「宜為君者」為什麼會「亂做」而奔魯？如果公子糾是「宜為君者」，最大的可能就是擁有齊襄公太子的身份。但是，公子糾如果作為太子，在齊襄公遇害時就有兩種可能，其一是隨從齊襄公前往姑棼一同田獵，但與齊襄公分居不同地方，因此躲過了這場謀殺，或者說殺手的任務只是殺害齊襄公而未涉及公子糾。如果真是這樣，說明連稱一夥真是雇兇殺人，由於情急失策，讓公子糾逃脫了。其二是公子糾沒有隨同外出田獵，齊襄公遇難時他人還在臨淄國中，但聽到公孫無知叛亂後，攝於公孫無知勢大，只好逃難入魯。考慮管仲隨同公子糾同行，如此作為，實不敢置信。

一般而言，古代國君四時田獵，乃國之大事，而國君出行，太子隨同，也是應有之義。所以第一種可能性為大，即公子糾在姑棼隨同田獵，但事發突然，故在驚慌忙亂之中，甚至在追殺之下，連忙逃難入魯，這是一種應急反應。雖然身邊有管仲為輔，大概也只能如此。

第六個問題，公孫無知發動政變的大本營應在哪兒？前文曾經論證，公孫無知是夷仲年的兒子，夷仲年有可能在活着的時候被封於夷地。夷國被齊所滅，地理位置在今山東即墨縣西，公孫無知有可能就在這裡培植了個人武裝，並伺機發動政變。但是，即墨距離臨淄較遠，有二百公里，古代信使往來，一去半月，這是完全有可能的。故此，公孫無知從這裡開始發兵前往臨淄奪取政權的可能性較大。由於能否成功殺害齊襄公並非十分把握，所以公孫無知最好的辦法就是在其封地等待連稱、管至父的「好消息」。

即墨：古夷國之地

作為推斷，公孫無知在等來「好消息」之後，大致應該是得意忘形了！於是連忙出動兵馬，並在路上宣布了齊襄公的死訊，同時散布齊襄公是如何的昏庸無道，如何的荒淫無恥，而自己又是要如何的「替天行道」，這明擺着就是要沿途齊國城邑歸降自己，並號召一同參與叛亂。這樣的叛亂劇本，大概是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一直照抄不輟的劇本，也是最方便，最合理的劇本。公孫無知不會真的無知到不如此去做。

但是劇情並不會隨着公孫無知的意願一路發展下去。當公孫無知的兵馬到了雍廩的時候，這場鬧劇就結束了。

第七個問題，為什麼公孫無知之亂會結束於雍廩？按照《左傳》魯庄公八年的說法，「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接着在魯庄公九年，《左傳》寫到「九年春，雍廩殺無知」。關於雍廩，歷史上有兩種說法。第一種是《史記》為代表的說法，把《左傳》上的雍廩二字改寫成了雍林，雍林成了地名，而公孫無知在遊玩雍林時，被雍林這個地方的人給滅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公孫無知早先與雍林這地方的人存在舊仇。第二種是以賈逵為代表的說法，把雍廩當作一個人，說成是齊國大夫了。

無知死於百姓報仇

司馬遷把雍廩改寫成雍林，是意識到古人一般不會起名叫雍廩。如果雍廩作為齊國大夫，幹了這麼一樁大事，就很不簡單，《左傳》在記載上也會加以褒揚，是不會直呼其名的，而應該用字。而「廩」字絕不會是某人之字。即使用名直書，也應該前面冠以官職才對。

如果雍廩是地名會是哪兒？這在《左傳》上也有答案。《左傳》魯昭公十一年記載，申無宇在回答楚王之問時說到：「…齊渠丘實殺無知」。據歷史記載，渠丘就是今天山東的安丘市，這個地方，應該是從即墨發兵去臨淄的路途之中。

如果雍廩是個地名，而且按照《左傳》記載，這個地方的老百姓曾經遭受過公孫無知的禍害，那麼完全有可能，這個地方的人會聯合起來，並在公孫無知得意忘形的時候，藉機殺了他，從而結束了公孫無知之亂。

這樣的情景，形同齊國地方武裝在聽聞齊襄公遇害之後的勤王舉動，是對公孫無知叛亂的阻擊和反抗，這與雍廩作為一個齊國地方官員，獨立殺害公孫無知的可能性相比，似乎更具可能性。

但是，也不會如《史記》所說，公孫無知篡位後去雍林遊玩。遊玩這種可能性應該極低，也不符合常理。公孫無知如果真的篡位成功，他要做的事情很多，怎麼會去一個自己曾經虐待過的地方遊玩？

因此，最合理的解釋應該是，公孫無知的私人武裝在路過雍廩時，也就是途徑渠丘時，公孫無知意外被當地老百姓作為「報仇」對象給幹掉了，這也順便為齊襄公報了仇，雪了恨，並由此結束了公孫無知之亂。

如此，正是由於公孫無知之亂需要信息往返，更需要出兵過境，因此從十二月份就一拖再拖，拖到了春天，從而出現了「九年春，雍廩殺無知」的意外局面。

公孫無知死了，隨之公孫無知引發的叛亂也告一段落，但齊國真正的亂局卻正要開始上演。且容後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