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如磐 眼光如炬 品格如松——紀念黃克誠大將誕辰120周年

黃克誠大將，他的誕辰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日，是同一天——10月1日。

信念如磐 眼光如炬 品格如松

——重讀《黃克誠自述》紀念黃克誠誕辰120周年

趙連軍 高素琴

1985年9月16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給黃克誠同志發出致敬信，信中說：「您是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的忠誠戰士，是我們黨和軍隊的卓越的領導人。您的歷史功績，將永遠銘記在人民的心中。」「您具有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不盲從，不苟同，堅持真理，剛直不阿，不論身居高位還是身陷逆境，都一心為公，無私無畏。您的崇高品德，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次年12月28日，黃克誠大將與世長辭。

黃克誠大將曾經於全民族抗戰時期戰鬥生活在蘇北地區五年之久，先後任八路軍第五縱隊司令員兼政委、新四軍第三師師長兼政委、中共蘇北區委書記等職，足跡遍布泗洪、泗陽、沭陽等地，他曾在回憶錄《黃克誠自述》中專門著有「蘇北抗戰」一章。今天，在紀念黃克誠大將誕辰120周年之際，我們重溫《黃克誠自述》，再次深深感受到了黃克誠大將的共產主義信念之堅定，戰略眼光之深邃，思想品德之高尚。

《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第二版）封面

一

黃克誠大將對於共產主義信念的確立，有一個過程。

從《黃克誠自述》，我們可以看出，黃克誠出生於一個「風氣閉塞」「很不開通」（以下引言除單獨說明外，全部引自《黃克誠自述》第二版——編注）的湘南偏僻山鄉，18歲前，他在族人的資助下先後就讀私塾和小學。這時，他的思想很單純，他說：「我受古書的影響，眼界不寬，思想狹窄，只想獨善其身，做一個淡泊正直的人，隨遇而安，知足常樂。」1922年夏，黃克誠考入了衡陽第三師範。這是一所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學校，在這裡，黃克誠的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並最終確立了為共產主義終生奮鬥的信念。

黃克誠「自傳」手跡

初入學校，20歲的黃克誠「情緒很高」，如饑似渴讀書學習。但隨着環境的改變，接觸面的擴大，特別是讀了一些進步報刊之後，「腦子裡開始考慮許多問題：社會的弊端，國家的前途，個人的出路等等，使我無法安靜下來」。情緒日漸低沉，學習的積極性沒有了。進入第二學期後，三師在共產黨和共青團的領導影響下鬧起學潮，黃克誠雖然沒有參加學潮，但是已經受到了震動。學潮結束後，「整個學校處於一片沉寂之中」。這時，他對學業已毫無興趣，全神貫注地閱讀所能接觸到的各種書刊報章，深入地探索國家、民族、社會、階級等政治問題。隨着閱讀的深入，「國內的各種政治思潮一齊進入我的視野，我從中發現了許多過去不知道的問題。」黃克誠說，「我看到，不光是我一個人苦於無出路，整個中華民族都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既然國家、民族、社會都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問題，個人出路還從何談起？這樣，我思想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開始跳出了個人的小圈子，不再考慮個人的出路問題了，由過去為個人尋找出路變為立志要為國家、民族、社會尋找出路。」

1940年 8月31日，八路軍第五縱隊司令員黃克誠與第三支隊軍政領導幹部於江蘇泗洪朱圩合影。左起一排：張政、韋國清；二排：張愛萍、黃克誠、孫朝旭、謝錫玉、李浩然、王景坤、楊志雅、翁敘文；三排：韓振紀、石光、耿道明、顧寒星、邱士長、徐忻、楊勛；四排：劉瑞龍（站立）、石青、廖卓之、趙匯川、吳長泰、張震球、孫象涵；五排：張震寰、趙易亞。

當時，黃克誠面對的現實是，國內的救國論調多得很，教育救國，科學救國，實業救國，佛教救國，基督教救國……形形色色，五花八門。但究竟什麼才是拯救國家、民族和社會的正確道路，自己該何去何從，他一時找不出滿意的答案。於是，他開始廣泛地接觸和了解社會，積极參加一些政治活動，像抵制日貨運動、援助工人罷工運動、反基督教運動等等。到了1924年春，第四學期開學以後，黃克誠認真地閱讀了《嚮導》《新青年》等革命刊物以及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孫中山的一些著作，開始明白了一條道理：「只有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中國才會有出路；要救中國，必須進行革命；而要革命，就須有革命黨，即由立志革命者加入革命政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革命鬥爭。」當時，孫中山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實行國共合作。他認為國民黨一大的「宣言不錯」，於是在1924年冬或者是1925年春節前加入了國民黨組織。也就在1924年的下半年，黃克誠發起組織了永興縣旅衡學友互助社，大家湊錢買了一批書籍，由他擔任圖書管理員。在這些書籍中，引起他最大興趣並認真閱讀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並引發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發生了興趣。他說：「為了進一步學習和理解馬克思主義學說，我又找了《新青年》叢書中的《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書來閱讀。」「通過認真閱讀這些書籍，在我的思想上又引起了新的變化，開始接受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的思想，並認識到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思想是不徹底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社會諸問題。從而，使我進一步認識到，人類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即實行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於是，我最後選定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道路，並決心去尋找中國共產黨。」

1941年，黃克誠在蘇北。

1922年至1925年在衡陽省立第三師範這段時期，是黃克誠人生的轉折點。在三師經過三年的摸索、探求，他先是在國內的各種救國方案之中，選擇了孫中山的國民革命的道路，進而又在國際的各種思潮之中，選定了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他說：「我的這個決心不是輕易下定的，而是認真、鄭重的，經過長期考慮的，因而是不可動搖的。」決心已定，黃克誠便想方設法去尋找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爭取早日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10月，他終於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說：「我終於找到了中國共產黨，並加入了黨的組織，興奮的心情使我好像換了一個人。」「我再不是盲目地參加各種活動，而是在黨組織的直接領導下，為著一個偉大的理想去鬥爭，這是多麼有意義的人生！從此，我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再也沒有消極過。實現共產主義，成了我終生不渝的追求目標，不論遇到什麼樣的艱難困苦，此志不移。」

1941年，黃克誠（左）和劉少奇在蘇北抗日根據地。

對共產主義理想目標的追求，「終生不渝」，「此志不移」。黃克誠大將是這麼說的，更是這麼做的。學習黃克誠大將的自述，我們可以發現自參加革命後，他和「右」字發生過不少「聯繫」，並為此受到多次錯誤處置和處分。1927年馬日事變後，他曾因和黨失去聯繫而「急切地盼望這時能得到黨組織的指示」，「望眼欲穿」。當年底找到黨組織，準備湘南暴動時，黃克誠客觀分析形勢，「主張先做群眾工作，積聚革命力量，為舉行暴動準備條件，待機而動」，卻被領導人指責為「膽小怕死，是右傾機會主義」，不讓他參加縣委。這是黃克誠第一次被斥為「右傾」。湘南暴動後，他反對執行「左」傾盲動路線，堅決反對大燒大殺，再次被嚴厲地指責為右傾。湘南暴動後，他曾在長達一年的時間內和黨失去聯繫，為此赴南京、上海找黨，期間「嘗盡了厚着臉皮求人告助的難堪滋味」，「依然是走投無路」，但最終仍然找到了黨，參加了紅軍。在革命隊伍中，他又幾次因為「右傾」，遭到降職處分。長征途中，他深為紅軍的安危擔心，對一位領導同志說：「老根據地已被敵人摧殘殆盡，主力紅軍又受到重大挫折，剩下來的部隊已經不多了。當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應該盡量避免與敵人打硬仗，因為紅軍再也經受不起消耗了。」這被領導懷疑他缺乏信心，認為他不適宜繼續擔任領導工作了，把他調離部隊到軍團司令部賦閑。「我這個人不願意閑着沒事於，就又懇求領導分配我做點工作。不久，任命我為軍團司令部偵科長。由於我的視力太差，又沒了眼鏡，搞偵察工作困難太大，曾幾次遇到險情，差一點被敵人打死，但還是克服各種困難堅持幹下去」。後來，黃克誠被任命為軍事裁判所所長，又因不肯執行審判處理掉隊者的指令，一位領導曾毫不客氣地說：「像黃克誠、吳溉之這樣的人，年齡大了，幹不了什麼工作了，連當個紅軍戰士也不夠格。」聽到這個評語，他雖然「生怕掉隊而遭到處理」，仍然「小心翼翼地跟着部隊行軍」，堅決不離開革命隊伍。

1944年，黃克誠（左）和張愛萍在蘇北抗日根據地。

新中國成立後，黃克誠大將長期擔任人民軍隊的高級領導。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因不肯對彭德懷「反戈一擊」「落井下石」，他受到錯誤批判，最終「抱着一肚子冤枉，戴着『右傾反黨』的帽子回到北京」。他說，這時「真是沒有面目見人了」，但是仍然絲毫沒有動搖自己的共產主義信念。「在家閑住」期間，他寫了一首《七律·自況》：「少無雄心老何求，摘掉紗帽更自由。蟄居矮屋看世界，漫步小園度白頭。書報詩棋能消遣，吃喝穿住不發愁。但願天公勿作惡，五湖四海慶豐收。」詩中表達了他關心「五湖四海」之情。1965年9月，中央決定黃克誠到山西省任副省長。赴山西前，他寫了一首《七律·抒懷》：「京華荏苒十三年，半是辛勞半是閑。愧無建樹對祖國，卻有遺恨留史篇。回思往事皆成夢，縱觀萬物盡爭妍。銜命西去無別念，願盡餘生效薄綿。」詩言志，再次體現了對黨對共產主義的赤子之心。「文化大革命」中，黃克誠被錯誤關押，「住房只有9平方米，除一張板床外，只有一個小桌、一隻小凳；此外一無所有，再有也放不下。」他又寫了一首《七律·紀實》：「無端入獄亦尋常，且把牢房作學房。日習楷書百餘字，細研經典兩三章。粗糧淡菜情偏好，板床薄褥睡也香。尚有閑情覓閑趣，斗居旋轉樂洋洋。」身處逆境，他仍然充滿了樂觀主義的革命精神。黃克誠大將，無愧為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二

黃克誠大將雖然高度近視，但卻是具有高度戰略眼光的傑出的軍事家。學習《黃克誠自述》，我們深深地體味到了，黃克誠大將在長期的革命和新中國建設中，始終立足底線思維，堅持問題導向，在戰略問題上做到了看遠一步，看深一層，其戰略思維經得住歷史的檢驗。

在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期間，黃克誠（左二）與抗日民主人士合影。

堅定「搞軍事鬥爭」的信念。1928年初湘南暴動後不久，黃克誠隨朱德、陳毅到井岡山與毛澤東主席會師。五六月間，黃克誠等奉命率部分隊伍回湘南打游擊，結果遭到失敗，被迫赴南京、上海等地找黨。在上海期間，他反覆考慮一個問題，就是看到從大革命的失敗，到目前白區黨組織到處遭受敵人的破壞，許多共產黨員和革命者血流成河的現實，認識到我們在軍隊中只抓政治工作，而不注重抓軍權，以致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個教訓太深刻了」，他說，「我深深地感到，革命必須依靠武裝鬥爭。沒有革命武裝作後盾，遲早會成為敵人的俎上肉，任人宰割。於是，我逐漸形成了一個堅定的信念：到游擊區去，重回紅軍搞軍事鬥爭」。隨後，他便設法向中央軍委報告，經過批准，於1930年上半年來到紅三軍團，重新開始了在紅軍中的戰鬥生涯。

「反對攻打中心城市」。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決議案，制定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這一計劃傳達到紅三軍團時，黃克誠「預感到情況不妙」。他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意識到，奪取中心城市的計劃，在當時是很不現實的。隨後，他在紅三軍團前委、湖南省委、湘鄂贛特委在平江城裡舉行的聯席會議上發表了反對攻打中心城市的意見。他說：「現在提出奪取武漢的主張是不現實的，因為目前我們根本不具備奪取武漢的條件。」「長沙不是不可以打，但不是暴動奪取長沙，也不可能是先取長沙後取武漢，而只能是採取游擊軍事行動，設法將長沙守敵吸引到野外殲滅之。若打勝了，相機佔領長沙，可以達到擴大政治影響和擴軍籌款之目的。」結果，講完上述意見之後，他立即受到與會同志的嚴厲批評，被指責為嚴重右傾機會主義，並被「撤銷了原要我擔任縱隊政治委員的任命，決定我繼續留在支隊工作」。

1940年8月25日，黃克誠等在魏營子八路軍第五縱隊二支隊司令部合影。前排左起：常玉清、（ ）、韓振紀、韋國清、黃克誠、劉瑞龍；後排左起：金明、（ ）、鄧逸凡、張天雲、田守堯、張愛萍、（ ）、李雪三。

贊成毛澤東「誘敵深入」方針，「請毛澤東出來指揮」。1930年10月，紅一軍團佔領吉安後，毛澤東判斷蔣介石在解決馮玉祥、閻錫山之後，將要轉移兵力大舉進攻蘇區，果斷地提出了「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即紅軍主力儘快撤回到贛東最大的蘇區集結，抓緊時機整訓部隊，待敵人大舉進攻時，依託根據地同敵人周旋作戰。「誘敵深入」方針與當時中央的方針是截然對立的，中央的方針當時也已被廣泛接受和擁護。但是，身背「右傾」包袱的黃克誠卻「非常贊成毛澤東的方針」。結果，至第五次反「圍剿」時，由於背離了毛澤東的正確戰略方針，紅軍遭受了巨大缺失。黃克誠回憶：「紅三軍團從福建沙縣回師黎川時，我曾對彭德懷說：『照這個樣子打下去，紅軍要被搞垮的，一點兒出路也沒有。你現在講話還能起點作用，是不是你向中央提個建議，請毛澤東出來指揮，或許可以扭轉危局。』」

敏銳感覺中央紅軍即將長征，避免了更多戰友的犧牲。1934年9月底紅三軍團從前線撤回於都，博古來給團以上幹部作報告時聲稱要轉移陣地，動員部隊準備突圍。這時，《紅色中華》發表了張聞天的署名文章《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對此，黃克誠立即敏銳地「覺察到臨時中央已打算放棄中央蘇區，有向外線轉移的跡象」。於是，「我急忙趕到紅三軍團醫院裏，去動員傷病員立即出院，準備隨部隊轉移。當時紅三軍團的傷病員約有一萬餘人，他們對部隊馬上準備向外線轉移一無所知，絕大多數傷病員不想或不能出院，只有少數人當即出院歸隊。記得當時出院和我回前線的傷病員中，有張震、甘渭漢、鍾偉等同志。那些沒有跟部隊轉移走的傷病員，後來都損失掉了，大部分是被敵人殺害了」。

黃克誠師長在第三師反「掃蕩」戰鬥動員大會上作報告

建議恢復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制度。全民族抗戰開始後，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取消了政治委員制度。平型關大捷後，總政治部派黃克誠到第一一五師檢查部隊政治工作情況，他感到雖然部隊改編時間不久，但由於取消了政治委員制度，政治工作顯著削弱，軍閥習氣開始滋長蔓延。「在同師部首長商量當中，我建議恢復我軍政治委員制度，開展反軍閥主義的鬥爭，以保持我軍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師部首長很贊成我的想法。」於是，他返回後即向總政彙報，任弼時主任當即要他起草報告上報黨中央。毛澤東主席很快批准在全軍開展反軍閥主義的鬥爭，下令恢復了我軍原有的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制度，使部隊政治工作得到了加強。

「越過隴海路，向華中發展」。1940年上半年，黃克誠向中央提出了「將第二縱隊分成兩攤子」，「一部分越過隴海路，向華中發展」的建議。這時，也正是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和劉少奇部署發展華中的重要時刻。4月17日，中央即電示「新二旅及三四四旅共一萬二千人，由太行出發，在冀魯豫邊界設法消滅石友三部後，準備隨時調往隴海路南，配合彭雪楓部行動」。6月初，黃克誠奉命率第二縱隊主力南下華中，「在中共華中局的直接領導下，開始了開闢建設蘇北抗日根據地的鬥爭」，在蘇北地區戰鬥生活了長達五年的時間，為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貢獻。

1943年冬，黃克誠在泗沭縣（今泗陽縣）庄圩與參加整風學習的淮海區黨政軍幹部合影。前排左起：張克辛、吳信泉、邵幼和、劉震、鍾偉、李少元；二排左起：覃健、沈啟賢、黃克誠、金明；三排左起：黃忠誠、楊純、張彥、田養泉、馮志湘、劉述周、呂鎮中、李一氓。

「建議中央及軍委立即派大部隊到東北去」。建議中央搶佔東北，是黃克誠大將作為傑出的戰略家，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作出的重要貢獻之一。對此，黃克誠回憶說：「1945年9月上旬，經中央批准，我率新四軍第三師第七、第八旅自淮南津浦路西東返，回師蘇北。於9月13日途經華中局駐地時，得知蘇聯紅軍已將日本關東軍殲滅，佔領了我國東北地區。同時，我軍也有少量部隊進入東北。而國民黨軍隊主力尚在大後方，一時還來不及接管東北。我認為這是我軍進軍東北，開闢創建東北戰略根據地的極好時機。於是，我就請當時任華中局書記的饒漱石給中央發電報，建議中央及軍委立即派大部隊到東北去，不管蘇聯紅軍同意與否，要下決心進軍東北，不可錯過時機。但饒漱石當時不同意發電報。我即以自己的名義起草了一封電報，向中央及軍委提出了我對當前局勢及軍事方針的意見，並於14日用華中局的電台發出。」黃克誠建議：「東北既能派隊伍進去，應盡量多派，至少應有五萬人，能去十萬人為最好，並派有威望的軍隊領導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創造總根據地，支援關內鬥爭。」他的建議，和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不謀而合。9月17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給在重慶的毛澤東、周恩來的電報，提出了「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電報中特別提到黃克誠的建議。19日毛澤東回電，表示「完全同意」。9月20日，劉少奇以中央書記處名義親自起草給華中局轉黃克誠的複電：「你的提議中央同志都看過，並在原則上同意你的意見。中央關於目前戰略部署電諒已收閱。望你以後多提意見。」

人民網發表黃克誠《關於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文章截圖

學習《黃克誠自述》，可以發現黃克誠大將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許多重大問題上，眼光深邃，高瞻遠矚，同中央的正確領導和毛澤東主席保持了高度一致。而最能體現黃克誠傑出戰略眼光，也是黃克誠大將一生中最大貢獻的，我們認為是他對毛澤東主席的正確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堅持。《黃克誠自述》中收錄了他1980年11月下旬在中央紀委會議上的重要講話《關於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他說，如果把建國以來我們黨所曾犯的錯誤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讓他一個人承擔責任，這樣做不符合歷史事實。「有一個同志問我：『不讓毛主席一個人承擔錯誤的責任，你承擔不承擔？』我說：『我也要承擔一些責任。但對搞「文化大革命」我不能承擔責任，因為那時我已不參加中央的工作，沒有發言權了。』我認為，凡是我有發言權的時候，我沒有發表意見反對錯誤的決定，那麼事後我就不能推卸對錯誤的責任。」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丟掉毛澤東思想，造成黨和人民的思想混亂，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就可能變質，子孫後代就會受罪。不能不看到這個危險！」他旗幟鮮明地號召：「我們這些老共產黨員，一切真正為人民的事業而奮鬥的共產黨員，要同詆毀毛澤東思想、醜化毛主席形象的現象做鬥爭，以維護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們不應苛求前人，只能通過我們後人的鬥爭實踐彌補前人的不足，不斷豐富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在這面光輝的旗幟上寫下新的篇章。」黃克誠大將的這個講話，對於正確評價毛澤東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統一全黨思想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也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順利出台起到了輿論導向的作用，有着很強的指導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黃克誠大將在自述中說：「失敗的教訓往往比成功的經驗給人以更深刻的教育。因為這些教訓的取得，是用大量的流血犧牲換來的。從大革命失敗以後，我學到了不少東西，不再像從前那樣盲目了，自然而然地、更多地動腦筋思考各種問題。我認識到，作為一個革命者，自己應該有獨立的思考和見解，不能夠一味地盲從，人云亦云。這樣才是真正對革命事業負責。」他回憶在上海找到黨之後，曾集中精力學習組織送來的大批資料。他說：「我如饑似渴地讀着，從中懂得了許多新的道理。」「這使我對中國革命問題的理論認認識上提高了一大步。」這既是黃克誠大將的切身體會之言，也讓我們看到了他為什麼會具有高度的戰略眼光。

三

從《黃克誠自述》中，我們深切地感受到黃克誠大將光明磊落、熱愛人民、艱苦奮鬥、廉潔奉公的高尚品德。

黃克誠大將以人格魅力贏得了廣大指戰員的擁戴。他回憶了任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三四四旅任政委的經歷：「我剛到這支部隊時間不久，由於關係不熟，開展工作困難很大，一些幹部對我這個政治委員不大理會，不僅我講話他們不怎麼聽，而且平時在生活上也有些故意為難的地方。儘管如此，我仍是耐心做工作，誠懇待人，相信日子久了，會把關係搞好的。關於打仗的事情，開始我一般不多說話。後來見部隊在作戰中常常吃虧，我就勸說大家研究新戰法，避免打被動仗和陣地戰。這些話也不大起作用。我也不着急，還是採取耐心做工作，逐漸說服的辦法。後來，在整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我一直和這支部隊同患難，共生死，結成了最親密、最深厚的戰鬥情誼。」

閱讀中的黃克誠（黃楠提供）

黃克誠大將時時處處想着人民群眾的利益。他要求部隊指戰員說：「我們是共產黨人，凡事要多為群眾想想，要知道群眾這個母親的困難。我們搞一點糧食，領一件衣服，都要考慮到群眾的負擔。」他在領導蘇北抗日根據地反「掃蕩」和反擊國民黨頑軍鬥爭的同時，領導了蘇北海堤的修築，「在中原局及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的支持下，我們採取發行修堤公債、以工代賑的辦法，動員了上萬民工，軍民一齊上陣，終於在1941年7月底，將全長九十華里的海堤修成。新海堤竣工的第二天，又遭海嘯襲擊，且比前次的水位高出六寸。但新修築起來的大堤屹然不動，保障了沿岸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黃克誠與長女黃楠在蘇北

黃克誠大將終生保持了艱苦奮鬥、廉潔奉公的作風。他在回憶中央決定他任山西省副省長時說：「於是立即準備動身，收拾東西，交出公物住房等等。以前有人送我幾幅字畫，還有我保存的一點革命文物，如蘇區的貨幣之類，這時都分別送給了有關的博物館保存。這些年餘下的一千多斤軍用糧票，也都交給公家。」

黃克誠大將和夫人唐棣華與孩子們合影（黃楠提供）

最能體現黃克誠大將廉潔奉公品質的，是所謂的「黃金問題」。他在自述中比較詳細地敘述了此事：「所謂『黃金問題』，是指新四軍三師奉令從蘇北開到東北時所帶的一部分經費。當時數萬大軍千里出動，當然不能不帶錢。但當地的抗幣只能在本地使用，一離開根據地就不能用了。三師在蘇北根據地經營了好幾年，經濟情況較好，大軍出動時，除換了些法幣外，還設法換了些黃金，備緊急情況之用。由於用得節省，一直到東北根據地建立、部隊改編時，師部所帶的金子還有一些剩餘。我取得組織同意，將這一部分經費，帶到西滿軍區。東北解放後我出任天津市軍管會主任及市委書記。那時這剩餘的黃金，仍在負責保管它的翁徐文之手。翁問我怎麼辦？我當時已知將到湖南任省委書記。湖南的烈士很多，從前是老革命地區，現在又是新解放地區。我一向多考慮困難，怕有特殊需要，就讓翁徐文請示並取得李富春批准，把這筆錢又帶到湖南。到湖南後，開始還用過少許救濟軍屬、烈屬。但省的經濟情況較快好轉，問題均能解決，這筆錢就用不着了。於是我讓翁徐文將這筆錢上交給湖南省財政部門。這筆款項由始至終，均由翁徐文經管。我雖有批用權，但從沒有直接經手過。翁徐文為人十分老實，從不謀私，又十分謹慎。他為革命隊伍經管這筆錢財，兢兢業業，手續、賬目都很清楚完備。錢上交以後，他仍保存着賬目收據，不敢銷毀。當我調北京回軍隊時，他仍留湖南工作，曾為此問我，這些賬目是否仍由他保存？我一向都是個謹慎的人，這一次卻由於問心無愧，十分自信，信口回答他說：這是你經手的賬，交給誰呢？要是你嫌它累贅，這陳年老賬就銷毀了它也可以。軍委鬥爭會揭發了這個問題以後，我真擔心起來了。我怕的是翁徐文年紀大了記不清來龍去脈，又怕他已經將賬目銷毀。而萬一翁徐文死去，我就是百口難辯了。我儘管己經背上『右傾反黨』的罪過，但實在恥於『貪污』的名聲。為此，我寫信給代替彭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要求迅速派人查清此案。為查清此事，聽說羅瑞卿率領一批人員親赴湖南，把當年曾擔任過財會工作的人員均召到長沙去查對，把多年前的老賬都翻出來，一天一天的查看追問。幸虧翁徐文比我還小心，事關錢財，怕有非議，賬簿、單據都完好無損地保存着，連富春批准的字據也在。（富春自己已忘了此事，人們問他，他說不記得了。)這樣一直查了半年，什麼問題也沒查出來，最後不了了之，不再提這事了。我由此得以解脫被誣陷的罪名。這真得感謝翁徐文的謹慎作風。」黃克誠大將「感謝翁徐文的謹慎作風」，其實，我們覺得他更應該感謝自己「實在恥於『貪污』的名聲」啊。

在廉潔奉公方面，《黃克誠自述》中沒有更多敘述，也許是他認為不值得述說，但在蘇北抗日根據地的廣大軍民中，卻流傳着黃克誠大將這方面的許多事迹，本文不再轉述。最後，讓我們以陳毅元帥的一首詩來紀念黃克誠大將誕辰120周年：「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