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漁陽里，追尋百年黨史中的工運記憶

摘要：走進漁陽里，追尋百年黨史中的工運記憶。

在上海幽靜的南昌路上，有一條不起眼的弄堂南昌路100弄，在1949年前是環龍路老漁陽里。這條弄堂原先可以通向淮海中路另一條弄堂，即淮海中路567弄，1949年前是霞飛路新漁陽里。

1920年春，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為躲避軍閥迫害，秘密離開北京來到上海，入住法租界環龍路漁陽里2號。陳獨秀是「思想界的明星」，他的到來自然吸引了一批朝氣蓬勃的青年。霞飛路新漁陽里6號，原來是國民黨人戴季陶的寓所，1920年楊明齋租下此處，開設中俄通訊社和外國語學社，8月在此成立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召開，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中共一大以後，直到1922年10月，老漁陽里2號寓所成為實際上的中共中央辦公地點。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綱領中明確提出：「本黨的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8月11日，中共一大結束後不久，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為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構。此後，黨的一系列指示與命令從漁陽里發出，紅色工運在上海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第一個高潮。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1周年，讓我們走進漁陽里，重溫發生在此的諸個「第一」，見證中國共產黨偉大征程的歷史起步，感悟上海紅色工運和中國革命結下的不解之緣。

第一次五一勞動節紀念活動的策劃地

近代上海是中國工業的誕生地和工人階級的搖籃。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上海工人發動「六三」大罷工，聲援北京愛國學生，這是中國近代史上首次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質的政治大罷工，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進入20世紀20年代後，上海作為中國最大的工商業中心和遠東第一大都市，工業資本和產值佔全國的六成以上。1920年，上海常住人口約230萬，其中工人人數有51.4萬，其中產業工人超過18萬，佔全國工人總數的四分之一還要多。入住漁陽里之後，陳獨秀利用空餘時間，親自到中華工業協會等勞動團體進行調查，前往碼頭工人中了解罷工情況，充分掌握了關於上海工人階級的第一手材料。他還約請北京大學進步學生和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間，進一步了解工人生產和生活的現狀。1920年4月，陳獨秀委託李次山前往滬東地區調查企業與工人階級狀況，還介紹俞秀松到虹口厚生鐵廠做工。4月2日，陳獨秀參加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成立大會，他在演講中指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希望「做工的人快快覺悟」，爭取自身的權利。上海工人階級比較集中，但沒有統一的領導，缺乏有組織的行動，「像上海的工人團體就再團結一萬個也是不行的」。有鑒於此，陳獨秀在漁陽里寓所籌划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組織、大規模的五一國際勞動節紀念活動。

5月1日清晨，聞訊而來的軍警強佔了南市公共體育場。但武力威脅嚇不倒工人群眾。下午1時，體育場周邊已聚集了5000多名工人，組織者決定擴大紀念大會規模，改變紀念大會場地。一路上，工人隊伍高舉紅旗，口號震天，衝破了反動軍警和租界巡捕的重重阻擾。下午3時，紀念大會在今武進路老靶子場一塊荒地上正式召開，在雷鳴般的歡呼聲中陳獨秀作了演講。最後大會通過決議，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組織真正的工會，並發出了「抗議軍閥壓迫」「勞工萬歲」的呼聲。這一天，陳獨秀、陳望道等人還參加了滬東澄衷中學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集會。此次聲勢浩大的五一國際勞動節紀念活動「誠為上海工界徹底覺悟之第一次」，從而在建黨史和工運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第一份面向工人宣傳馬列主義的通俗刊物的創辦地

1920年5月1日，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推出「勞動節紀念號」，李漢俊主持編務的《星期評論》出版「勞動日紀念」專號，有力地策應了上海五一國際勞動節紀念大會。

《新青年》原名《青年雜誌》，1915年9月15日由陳獨秀在上海創辦，1916年第二捲起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編輯部遷往北京。1920年隨着陳獨秀南下，《新青年》編輯部再次從北京遷到了上海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

這次來到上海後，陳獨秀的目光與精力，已由學生界、知識界，開始轉向勞動者群體。當時，位於滬東楊樹浦的厚生紗廠，因追求利潤最大化，積極推行「泰羅制」，工人苦不堪言。陳獨秀積极參与了長沙、上海兩地新聞界和實業界關於「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的大辯論。在《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上，陳獨秀髮表《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一文，文章寫道：「女工每天工作12小時，每月工資約8元，在上海的生活程度，不至凍餓而死罷了。穆藕初先生一年得凈利是所有工人工資的兩倍多，工人剩餘工值都被資本家——股東用紅利的名義搶奪去了，工人照例得不到分毫。」不僅說明了工人與資本家的貧富懸殊和尖銳對立，更進一步揭示了勞動問題的癥結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無法調和的矛盾。

《新青年》是面向知識界思想界的刊物，而廣大工人所受教育有限，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為了能夠深入淺出地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1920年8月15日，李漢俊、陳獨秀在老漁陽里2號寓所創辦了一份通俗刊物《勞動界》。該刊每逢周日出版，總經售處就是新成立的上海新青年社。《勞動界》創刊號封面文章為陳獨秀的演說稿《兩個工人的疑問》，同期還發表了李漢俊的文章《為什麼要印這個報》。李漢俊在文中指出：「工人在世界上已經是最苦的，而我們中國工人比外國的工人還苦。這是什麼道理呢？就因為外國工人略微曉得他們應該曉得的事情，而我們中國工人不曉得他們應該曉得的事情」。《勞動界》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告訴工人應該曉得的事情，弄清受苦原因，號召大家團結起來進行鬥爭，引起了工人們廣泛的共鳴。楊樹浦電燈廠工人陳文煥給編輯部寫文章，說：「有了《勞動界》，我們苦惱的工人有話可以說了，有冤可以伸了。」

第一個黨領導的工會組織的發起地

1920年8月22日，陳獨秀在《勞動界》周刊發表《真的工人團體》，發出號召：「覺悟的工人呵！趕快另外自己聯合起來，組織真的工人團體呵！」這一倡議在工人群眾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楊樹浦電燈廠鉗工陳文煥和海軍造船所鍛工李中，是《勞動界》的熱心讀者，兩人通過這個「工人的喉舌」交流思想，互相了解，進而成為志同道合的好友。那一年的9月18日，陳文煥在給李中的信中說：「現在您想發起一個機器工會，這是我很贊成的，因為我們中國現在所有的會所，都是掛了一塊有名無實的招牌呵！」李中接到信後，立即把自己與陳獨秀所擬的機器工會章程草案寄了過去。陳文煥根據這份章程，在楊樹浦電燈廠積極開展籌建工會的活動。

位於霞飛路新漁陽里6號的外國語學社，名義上對外招募學員，其實是黨培養幹部的一所學校，學員中就包括了江南造船所的工人李中。1920年10月3日下午5時，上海機器工會在新漁陽里6號召開發起會。到會的除江南造船所、楊樹浦電燈廠、厚生紗廠、東洋紗廠、恆豐紗廠等工廠80多名發起人外，陳獨秀、楊明齋、李漢俊、李啟漢、王平、吳溶滄6人以「參觀者」身份出席會議，被邀請為「名譽會員」。李中擔任會議臨時主席，報告上海機器工會籌備經過。會議討論通過了《上海機器工會簡章》6章32條，這是在中共早期組織領導下制定的最早的工會組織章程。

上海機器工會發起後，短短兩個多月時間裏會員已從幾十人發展到370餘人。1920年11月21日下午3時，經過兩個多月的積極籌備，上海機器工會在白克路（今鳳陽路）207號上海公學召開成立大會。參加大會的有本會會員、各工會代表及來賓近千人。孫中山、陳獨秀等社會知名人士親自到會祝賀，會場氣氛熱烈，盛況空前。在會上，孫中山先生髮表演講，詳述機器與資本勢力之關係，指出欲貫徹民生主義，非在官僚手中奪回民權不可。孫中山高興地說：「我素來最敬佩的，是你們做工的人，所以我極喜歡和工人做朋友。因為工人是與世界、國家、社會最有益處的人。」

上海機器工會的成立，在社會各界引起很大反響，使上海工人運動的面貌為之一新。12月2日，上海機器工會在法國公園（今復興公園）舉行聚餐會，邀請各界知名人士出席。理事長陳文煥在致辭中，介紹了該會籌建情況和宗旨。12月14日，美國最大的工會組織「世界工人勞動聯合會」執行部總幹事羅布郎專門致信上海機器工會，這是中國工人團體與外國工人組織之間的第一次聯繫，說明上海機器工會在海外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上海機器工會，是中共早期組織領導下的第一個工會組織，標誌着工人運動由宣傳教育階段進入了有計劃地組織工人的階段，即由理論付諸實踐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