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共中央考慮到我方抗日力量的薄弱,領導軍民創造性地開創了多種多樣戰鬥方法,如游擊戰、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等等。
其中,游擊戰在抗戰前期可謂是八路軍奉行的主要抗戰方式,機動靈活的戰鬥部署、出其不意的進攻策略,極大地牽制和消耗了日軍兵力,為我軍在戰爭後半程轉入主動進攻階段打下了基礎。
不過,就是這樣一種非常契合當時我軍軍情的方法,一開始卻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對,毛主席與林彪為此進行多次交涉,最後甚至引來主席的怒火。
那麼,游擊戰作戰方針的確立,究竟經歷了怎樣一番曲折的過程呢?
平型關大捷
1937年8月15日,轟轟烈烈的全國統一抗戰正式打響,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隊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並納入東北閻錫山第二戰區序列。
彼時,侵華日軍不斷向太原一帶靠近,接連侵佔周圍多個地區。
1937年9月21日,日軍二十一旅團開赴平型關一帶,妄圖突破平型關防線,與雁門關以北日軍匯合,進而對對太原實現合圍之勢。
國民黨軍第二戰區守軍頑強抵抗,雙方傷亡慘重,日軍二十一旅團見久攻不下,遂向第五師團求援。
為守住防線,閻錫山派遣兩個旅的兵力增援平型關一帶,並致電朱德總司令,要求八路軍配合作戰。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八路軍115師在林彪、聶榮臻等人的帶領下開赴平型關,振奮人心的平型關戰役就此打響。
9月14日,115師抵達原平車站,進入戰場。
為了打贏八路軍的第一仗,林彪前後三次來到平型關前線考察戰場。
第一次他來到平型關關口,對着地圖觀察平型關東部山勢地形,緊接着又對山下公路、公路兩側地貌進行了勘察;
第二次林彪着重考察了老爺廟和喬溝南側地形,並在腦海中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伏擊計劃;
最後一次考察時,林彪帶上了旅、團幹部,向眾人傳達了作戰部署和埋伏計劃。
一切準備就緒,只等作戰命令下達。
9月24日傍晚,115師接到作戰命令,部隊向預定伏擊陣地開拔。
經過一夜的風雨行軍,戰士們在25日拂曉前全部進入預伏陣地,並在山溝里隱蔽下來,靜靜等待敵軍的到來。
25日清晨7時許,浩浩蕩蕩的日軍第五師團21旅團共計100餘輛軍車、200餘輛滿載輜重的卡車,進入我軍設伏的喬溝地段。
當敵軍隊伍盡數開進伏圈後,隨着指戰員一聲令下,早已埋伏在此的115師三個團兵力同時向日軍發起進攻。
一時間,炮火傾瀉而至,日軍被打了個措手不及。
在八路軍的圍攻下,日軍二十一旅團很快被我軍分隔,雙方展開白刃戰。
至下午三時許,八路軍三主力團同時出擊,日軍二十一旅團終究成了瓮中之鱉。
此次戰鬥,八路軍殲敵上千人,繳獲大批車輛、軍用物資,為八路軍抗戰打響了勝利第一槍。
平型關戰鬥的勝利讓華北軍分會的領導大受鼓舞,大家在交流時普遍認為:「日本軍隊不是不可戰勝的,如果八路軍有國民黨那樣的裝備,再配合國民黨、當地群眾作戰,山西可以守下來。」
不過,中共中央的領導卻有着不同的看法。
劉少奇認為,在日軍面前華北地區撐不了多久,還是要儘快發展游擊隊,建立人民政權。
這一觀點受到了毛主席的認可。
平型關大捷的確取得了大勝,但其背後的問題也不得不重視。
115師雖然殲滅了上千敵軍,可我方戰士也有八百多人的傷亡,不少人都是經歷過長征的老兵。
此外,國民黨軍隊並未與我軍的戰鬥形成配合,部署在平型關以北的國民黨軍按兵不動,甚至眼睜睜地放走一部分敵軍。
與此同時,林彪一開始想要抓獲俘虜進行遊行,進而提高我軍士氣的目的也沒有達到,日軍戰鬥到了最後一刻,沒有給我軍留下活口。
事後就連林彪自己也反思:集中八路軍主力進行運動戰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在我軍目前情況下,還是應以敵後偷襲、侵擾為主。
這樣的觀點與毛澤東主席前段時間洛川會議上提出的游擊戰思路不謀而合。
可惜林彪當時對這種作戰方案並不支持,一意孤行集中兵力展開運動戰,主席為此大動肝火,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林彪竭力反對游擊戰
全面抗戰開始後,國民黨軍隊面對日寇的進攻節節敗退,大片國土淪落敵手。
兵力、武器遠勝於八路軍的國民黨軍尚且如此,4萬多名八路軍又該怎樣打這場仗呢?
毛主席陷入了深思。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毛主席都把自己關在屋子裡,日夜研究古今中外各類戰爭書籍、案例,希望為八路軍在抗日戰場上的戰鬥指一條明路。
終於,毛主席結合我國當下國情,提出了一條「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的戰略規劃。
1937年8月初,當毛主席將這條作戰原則傳到各個部隊時,引來了諸多將領的不解。
眼看八路軍出戰在即,毛澤東主席心急萬分,他火速從延安趕往洛川地區,並召集前線各將領齊聚洛川,親自向眾人講解作戰策略。
8月下旬,在洛川城郊一處破舊私塾中,毛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等中共中央22位軍政首腦悉數到場。
從22日開始,眾人對即將貫徹的抗戰策略進行了激烈討論。
毛主席首先亮明了自己游擊戰的觀點,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見。
他們認為這早已不是紅軍時期的游擊戰時代,應該以打運動戰為主,林彪就是其中一人。
這部分同志表示:應該配合國民黨軍隊多打大仗,兵力要集中起來,全部開出去。
毛主席對這個觀點做了堅決反對:「對於日本軍隊,我們不能輕視,作戰方法不能拘泥於對付國民黨的老一套,硬拼硬打是絕對不行的,我們的武器裝備供應是大問題,不能一下子把家底打光。」
毛主席的話句句說到點子上,引來不少同志的贊成。
朱老總率先站出來表示同意,但同時也提出了顧慮:「不打大仗,國民黨方面會作何反應?百姓們會不會有意見?」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值得斟酌的問題,也是讓主席無法下定決心直接發佈作戰策略的原因。
洛川會議的目的是確立我軍在抗戰中的作戰原則,可惜直到會議結束、部隊開拔,黨中央仍然存在分歧。
就連彭老總也在後來的回憶錄中寫道:「組織中的很多同志一開始都沒有意識到游擊戰的戰略意義,對於毛主席提出的方針,我們也沒有足夠清晰的認識。」
8月底,毛主席回到延安,八路軍隊伍也陸續走上戰場。
毛主席一直憂心忡忡,十分擔心前線的指戰員們無法將游擊戰方針貫徹下去,於是主席在9月份連發5封電報,提醒各部將士。
根據主席的指示,朱、彭二位老總明示各部隊:「動員群眾、廣泛開展游擊戰。」
毛主席聞訊,甚感欣慰,不過也有個別將領沒有遵從主席的指示。
9月,林彪、聶榮臻率領115師挺進平型關地區,林彪考察完戰場後做出戰鬥規劃,並向八路軍總部進行了彙報:「344旅及師集中大營,預備在敵攻擊平型關友軍陣地時,我軍趁機襲擊敵軍左側,殲敵一部。」
林彪的作戰計劃也傳到了延安的毛主席手中,主席知道林彪一直想打大仗、打運動戰。
於是在給林彪的回電中說道:「我軍應當堅持游擊戰方針,配合友軍戰鬥。」
電報發出後主席不放心,又向林彪去了一封電報:「我們的隊伍現在起不到戰略決定作用,不應動搖原本既定方針。」
然而,這兩封電報仍舊無法說服林彪放棄大規模運動戰的決定。
在給主席的回電中林彪表示:「在當前戰場態勢下,我軍先頭部隊應當將大規模殲敵作為主要任務,打大仗、抓俘虜,可以提高軍民抗戰信心,提高我軍威信。」
毛主席收到林彪電報,當場大發雷霆,一拍桌子喊道:「林彪還在堅持大規模運動戰,他還是想表現自己,當抗戰英雄!」
桌上剛剛倒好的茶水也被主席一掌掀翻。
最後,毛主席對林彪的作戰計劃做出了折中指示,命令他只許出動一個旅的兵力打運動戰。
主席再一次強調:「在當下的戰爭局勢中,我軍隊伍不起決定作用!游擊戰才是我們的拿手好戲。」
林彪和115師的此次出動,雖然取得了平型關大捷,但就連林彪自己也看清了其中的利害關係,以致在日記中寫下「不宜進行大規模運動戰」的無奈之言。
游擊戰作戰方針的確立
平型關大捷讓不少同志大受鼓舞,以致於華北軍分局發出了一些過度自信的言論。
但是後來的戰爭形勢很快讓華北軍分局意識到了錯誤。
在後來的整風運動中,華北軍分會表示:「對於國民黨的預估太高,對於我方力量的衡量也不準確,犯了輕敵的錯誤。」
隨着太原失守,國民黨軍隊華北戰場全線失利,毛主席發出指示:「華北地區正面戰事基本宣告結束,游擊戰階段開始,望各部將方針政策貫徹下去。」
不過就在八路軍上下準備依照毛主席指示,全面轉入敵後游擊戰時,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回到了國內。
在1937年年底的作戰會議中,王明對毛主席的游擊戰方針做出了批判,認為游擊戰根本無法對日軍造成傷筋動骨的打擊,極力主張八路軍採取運動戰作戰方式。
王明的話多少帶有共產國際的聲音,這讓不少黨內同志再次產生動搖。
在1938年2月底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繼續堅持他的主張,提出讓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軍隊普遍實行運動戰。
王明的觀點根本沒有立足我軍當下軍情,只是盲目地將共產國際的經驗與案例照搬過來,這樣的做法自然遭到了毛主席的反對。
實際上,就當時華北抗日戰場局勢而言,王明的指示並未產生多少影響,因為各部隊已經開始深入敵後,展開對日軍的游擊作戰。
1938年春天,我軍已經開闢了晉西北、晉西南、晉察冀等抗日根據地,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已經成為我軍上下一致認可的戰略方針。
為使共產黨及八路軍上下能夠徹底理解敵後游擊戰策略,毛主席在1938年先後發表《抗日游擊戰爭戰略問題》、《論持久戰》,對游擊戰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淺出的闡述。
有了毛主席的指示,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開展更是如火如荼。
就連共產國際也對毛主席的作戰方案予以了認可,1938年夏天,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重新傳達指示:
對毛主席的游擊戰路線予以了肯定,同時表示支持毛主席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
很快,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舉行,毛主席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得到最終確立,同時他的軍事路線也受到一致認可和擁護。
至此,游擊戰的作戰方針才名正言順地確立下來,成為抗戰初期我軍主要堅守的戰鬥策略。
結語
隨着我軍在戰場上取得一場又一場的勝利,隨着敵後抗日根據地的規模一天大似一天,隨着越來越多群眾加入到抗日戰爭隊伍中來,我軍在抗日戰場上的被動局面一天好過一天,並慢慢化被動為主動,展開了對日軍的反擊,直至將日寇打敗。
事實證明,毛主席的游擊戰方針是無比正確的。
正所謂「實踐出真知」。
毛主席的方針得到了實踐的證明,經受住了實踐的考驗,也為我軍將士在抗戰初期的戰鬥,指明了正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