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自忠殉國除了愛國，還因為當「漢奸」太久了，那麼他是漢奸嗎？

很多人在說張自忠殉國時為其氣節所折，談的多是他的愛國情懷。在我看來，這不全面，當然將軍的氣節與愛國之情我沒有絲毫懷疑。但是他當時殉國，除了愛國之情，還有別的心理動機，那就是漢奸的名頭。

這個名頭他頂着的時間太長了，頂的也太沉重了，沉重到非得一死來明志才能洗刷掉這個罪名。

我想，將軍殉國前，想的除了自己已為國家盡了最後一份心力以外，還有就是自己終於可以丟掉這個漢奸的罵名了。

很多人對張將軍在殉國前遭受的漢奸罵名避之不談，似乎有損他的偉大形象，但是，談一談這件事不僅於張自忠形象無損，反而有利於我們更好理解他「忍痛含垢，與敵周旋」的不易與偉大！

張自忠

「漢奸」張自忠

張自忠從1937之前開始背負漢奸的罵名，直至1940年5月16日犧牲後這些罵名才逐漸消失。

「漢奸」的名聲來自於他在七七事變前後的作為。他在賣國條約上簽字；他和日本人往來甚密：他去日本訪問還參加了天皇閱兵式，日本歡迎他的儀式規格超過了外交部長張群：他出任天津市長和北平冀察委員會委員長期間，用了許多日後的漢奸……

於是，百姓大罵他漢奸。在外人看來，29 軍將士、對日本人全都橫眉豎目，只有張自忠一人，竟與日軍保持往來，甚至應邀去日本訪問，受到歡迎和敬重。儼然一副「漢奸做派」。到盧溝橋事變後，這種指責就更多了。北平淪陷後，國人普遍認為他是漢奸親日派，報紙上一律稱他「張逆自忠」。

熊斌

百姓這麼說，就連同袍都是這麼覺得的。熊斌曾任宋哲元的參謀長，七七事變時任國民政府參謀本部次長，奉蔣介石之命北上勸說宋哲元到保定坐鎮指揮對日作戰，他評價張自忠：「張自忠聰明機智，但不如宋明軒（即宋哲元）之通識大體，因此不免有虧損操守之處。故宋等撤離北平，交張自忠應付日軍之際，張竟未察日人之野心，而以為日方僅要求中方（應為中央）勢力退出華北，彼可用地方勢力周旋應付。……學識不夠，復熱衷權力，圖謀一己之利益而未能深察大局也。」

29軍內部有人說宋哲元與張自忠等「所發表之談話極不着邊際」，日與日人「鬼混，希圖苟安妥協」。又有人稱：「宋為親日分子齊燮元、張〇〇、張允榮、陳覺生四大金剛所包圍。」其中「張〇〇」即指張自忠。

同袍這麼想，就連有些上司都是這麼覺得的。1937 年7 月 26 日在何應欽官邸舉行的有關盧溝橋事變的彙報，曾提到二十九軍官兵的對日態度，稱： 「 秦德純、馮治安則始終強硬主戰，且甚服從中央。 張自忠自赴日本以還，似害有二種病，即因日人給以許多新式武器之參觀，以至畏日。 因日人對其優待而親日。」

何應欽

甚至連敵人也是這樣覺着的。在之後張自忠殉國時，日軍以重禮對待他遺體除了因為尊重他的氣節之外，還因為很多日本人覺得他是親日派。

一時間，國人「均誤以張氏為賣國求榮的漢奸」，「大有『國人皆曰可殺』之慨」。即使時至今日，仍然有人認為他在平津時期是有過漢奸行為的，起碼他曾經被日軍拉攏動搖過。然而，他真的是「漢奸」嗎？事實又是什麼呢？

忍痛含垢，與敵周旋

先說說他被認為是漢奸的主要原因，那就是和日本交流過密，甚至受到了日本人極高的禮遇。要說清這個事情就要從當時的時代談起。他被指責成漢奸的這一時期，正值由於蔣介石忙於內戰，長城抗戰失敗。中日雙方簽訂了不平等的塘沽協定，華北只留駐一支軍隊，便是 29 軍。

29軍大刀隊

彼時，蔣介石給 29 軍的訓令是「忍辱負重」，不主動打仗，也不放棄華北，與日軍長期周旋。在華北危亡的複雜局面中，張自忠被先後任命為察哈爾省主席和天津市長，艱難維繫着苦澀的所謂「和平」，不能得罪日本人，更不能丟中國人的臉。

那麼，張自忠的態度是什麼呢？

在其剛就任察哈爾省主席時，遇到派往中央軍校學習的部下就主動打聽中央關於抗戰的主張。當聽到中央政府以「抗日不是一人一家的事，是關係民主、國家存亡的大事，所以不能輕舉妄動。我們不是不抗日，抗日需要準備，準備需要時間。我們爭取和平，就是為了準備抗戰，能準備多少算多少」為借口時，張自忠氣憤地說：「汪先生說得對，這是國家大事，要是我自己的事早與鬼子拚老命啦。」

張自忠

國民黨的中央政府這番話也並非完全是託辭，日本國力強於中國這是不爭的事實，所以需要拖延時間。而張自忠就成了國家決策的犧牲品，他想和日軍決一死戰，但他又不得不和日本人虛與委蛇，就成了國人眼中的漢奸。

正如史沫特萊所說過的「一個政府的政策能由個人來負責嗎？在長達六年之久的時間裏，面對日本的每一個侵略行動，中國政府哪一次不是步步退讓或妥協，哪一次不是以局部事件作了結呢？在日寇淫威下，整個河北省幾乎全部不站而退，非軍事化了，而張將軍，像在華北所有人一樣，包括他所在的二十九軍在內，已習慣於被人當作中國與日本之間的緩衝人物了」

當然除此以外，日本人也在竭力營造出一種張自忠與日「友好」的局面，以此逼迫張將軍倒向日方，也分化29軍內部。他們這樣的欺騙宣傳是非常成功的，以至於當時大多數國人相信了他們的說辭。當然，也許有人會反駁我說：你怎麼知道日軍是欺騙宣傳而不是確有其事呢？

在盧溝橋事變後，29軍與日軍進行了談判。後來參加了此次談判的今井武夫回憶道，張自忠「他不僅不同意處分中國軍隊的責任者，從盧溝橋附近撤兵也不同意，提出由其他部隊換防」，他認為「不能過於期待張自忠的實力，結果並不樂觀，即使張自忠對大部分內容給予承認，但對撤兵一事表示無法同意」。

日軍對於張自忠的評價可見他們心知肚明張將軍是怎樣的人，但他們仍然公開表示「： 「宋之部下主戰最烈者為馮治安，以馮主意早已收回通州直抵山海關矣。然張自忠則主和平解決。」日軍甚至提出了「只打馮治安部，不打張部」的口號，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這樣一來，張將軍與日本來往過密、「親日」，日本以高規格對待將軍的事情都有了解釋，這完全是他為國民黨的決策背了鍋，加之日軍的無恥污衊。

再說說被認為是他「漢奸」鐵證的兩份協定：《秦土協定》和《香月細目》，前者是一個賣國條約但是最後是他去簽字的，後者也同樣有排斥愛國人士、親日賣國的內容而且許多人指責他是背着中央政府和宋哲元簽訂的。

首先說說《秦土協定》，從名字就知道不是張自忠的個人意願，這個協議是由29軍副軍長秦德純與日方敲定的具體內容。但秦德純卻被視為堅定的抗日派，這是因為這個出賣了察哈爾和華北大半主權的賣國協定是國民政府為了遲滯、拖延日軍而授意、默許29軍簽訂的。而秦德純在與日軍簽字時卻裝病避開了此事，張自忠不忍其他人為難，自己攬下了這個差事，

結果授意的國民政府沒有被罵、秦德純背着好名聲，仗義挺身的張自忠卻背上了漢奸的罵名。

秦德純

還有《香月細目》，很多人藉此指責張自忠是因為他「瞞着」宋哲元和中央政府簽訂此條約。然而，此等說法來自於當時記者採訪何應欽與宋哲元時的回答。考慮到國民政府一向隱瞞真相的行為，何應欽的發言真相不可知了。但就說宋哲元，他真的不知道嗎？

香月清司於1937年7月12日11點半左右抵津接任駐屯軍司令官，聲稱宋哲元「召集冀察要人來天津共商對策」， 「專門命令」張自忠談判。

香月清司向宋哲元提出了「七細目」： 「（一）取締排日；（二）罷黜排日要人；（三）撤廢排日機關；（四）取締藍衣社；（五）取締排日言論；（六）取締學生運動；（七）二十九軍撤走，北平治安由保安隊入城維持。」

日方聲稱「宋哲元原則上（對此）沒有異議，但要求緩行」。可見，宋哲元知道且默許了這個《香月細目》的主要內容。結果等到簽完以後，卻聲稱對此完全不知，那麼他對張自忠簽字的行為知與不知就值得商榷了。

還有說他在之後任北平市長兼冀察政務會委員長時用了很多漢奸，還讓29軍部分部隊不抵抗就後撤。但是29軍的撤退是有預謀的集結，張自忠出任北平的任務之一是掩護第29軍撤退。正是在他奉命留守北平的幾天內，第 29 軍除劉汝明第 143 師防守張家口外，其餘「正向保定東北集結」，得以保存了有生力量，避免了29軍因過於分散被各個擊破、完全消滅。所以，「不抵抗就是投降」的邏輯用在此時的張自忠身上就是完全的污衊。

還有用漢奸的事情，當時平津已經事實上沒有中國武裝，整個河北也只有29軍。張自忠將漢奸們網羅起來反而是延緩了漢奸政權的出台，為29軍後撤提供了時間。而且漢奸進入冀察政務委員會，是早就有的事情，所謂「冀察政務會」，就是國民政府、29軍以及日本人各派代表加入的機構。這是國民政府和宋哲元退讓的結果，反而怪到了張自忠身上。

曾加入冀察政務會的漢奸齊燮元

痛苦難言，以死明志

所以，從以上來看，張自忠不是漢奸，反而為了國家做出了太多犧牲。正如傅作義評論張自忠時所說的那樣，「本來平津造成的特殊化，是專為緩衝敵人的一種策略，好作我們整個抗戰的準備。回顧現在抗戰三年持久的成績,固然憑各戰區英勇健兒血的寫實，換一句話說又何嘗不是平津當局不避艱危,和不辭嫌怨的來作擋箭牌的功用」。

但是，國民政府的錯、宋哲元的錯、秦德純的錯最後卻都由他一人承擔，內心之壓力與痛苦可想而知。

被任命為北平市長與日周旋時，他當著秦德純的面落淚了，他對秦德純說：「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漢奸了。」

張自忠

張自忠在北平苦苦支撐，數次冒險出城均被日軍攔截 。直到 1937 年冬，他先稱病躲進德國醫院,再喬裝逃到天津,輾轉取道煙台、濟南,最後到達南京。

他是裝病，但似乎也是真的有了心病。此後，別人打敗仗可以是能力不濟，張自忠打敗仗就是「漢奸行徑」。

離開北平後，他被蔣介石任命為59軍軍長。

在增援臨沂的戰前會議上，張自忠就說， 「無論誰都可以打敗仗，唯有我張自忠不能！我的冤枉，只有一拼與死，拿真實的戰績才能洗刷乾淨！我帶領大家拚死保國」。

他產生了以死明志的想法，其實剛就任59軍軍長時，他就說過：「今日回軍，除共同殺敵報國外，是和大家一同尋找死的地方。」

之後就是一場場血戰，張自忠每戰必留遺囑，抱定必死之心，親臨前線，指揮作戰。他率所部與日軍先後交戰不下十餘次，屢有戰績。 舉其大端：一戰於淝水；二戰於臨沂；三戰於徐州；四戰於隨棗。

直到棗宜會戰中，他親臨一線督戰卻被日軍發現行蹤併合圍，戰死沙場。

張自忠

後來有日軍記錄下了1940年5月16日時他犧牲的一幕：

當衝到距這個高大身材軍官只有不到 13 米的距離時，藤岡一等兵從他射來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種說不出的威嚴，竟不由自主地愣在原地。 這時背後響起了槍聲，第三中隊長堂野軍官射出了一顆子彈，命中了這個軍官的頭部。 他的臉上微微出現了難受的表情。 與此同時，藤岡一等兵像是被槍聲驚醒，也狠起心來，傾全身之力，舉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軀深深扎去。 在這一刻，這個高大的身軀再也支持不住，像山體倒塌似的，轟然倒地。

他犧牲後，師長黃維綱帶着士兵拼了命搶回了他的屍身。

黃維綱

當日晚上，日軍漢口廣播電台中止正常廣播，插播一則驚人消息：

據前方戰報：大日本皇軍第三十九師團在本日「掃蕩」湖北宜城溝沿的作戰中…在遺屍中發現了支那大將張自忠總司令及其下屬幕僚、團長等多人…

張自忠總司令，字藎忱…中國事變爆發以來，如此高級的指揮官戰死，這是第一個。

張總司令以臨危不驚、泰然自若之態度與堂堂大將風度，從容而死，實在不愧為軍民共仰之偉丈夫。

我皇軍第三十九師團官兵在荒涼的戰場上，對壯烈戰死的絕代勇將，奉上了最虔誠的崇敬的默禱，並將遺骸莊重收殮入棺，擬用專機運送漢口。

18日上午，忠骸運抵快活鋪，三十三集團軍將士痛哭相迎。馮治安將軍和兩名蘇聯顧問含淚查看了張將軍傷勢，發現全身共傷八處：除右肩、右腿的炮彈傷和腹部的刺刀傷外，左臂、左肋骨、右胸、右腹、右額各中一彈，顱腦塌陷變形，面目難以辨認，唯右腮的那顆黑痣仍清晰可見。

馮治安

運送他遺體的車抵宜昌，十萬群眾自發送殯，全城籠罩在悲壯肅穆的氣氛中。敵機在上空盤旋吼叫，卻無一人躲避，無一人逃散。

張自忠靈柩在此換船，溯江而上重慶。28日晨，船抵儲奇門碼頭。蔣介石、馮玉祥、何應欽、孔祥熙、宋子文、孫科、于右任、張群率文武百官臂綴黑紗，肅立碼頭迎靈，並登輪繞棺致哀。

28日下午，盛大隆重的祭奠儀式氣氛莊嚴，極盡哀榮。

蔣介石和馮玉祥在祭奠儀式上

11月16日，國民政府在重慶北碚雨台山為張自忠舉行「權厝」下葬儀式。所謂「權厝」，即暫時淺葬，以待抗戰勝利，再移靈首都南京，舉行國葬。

終於，他得以洗刷冤屈與罵名，流芳百世。

結語

張自忠不是完人，不可否認他與宋哲元等人一樣舊軍人出身，有着自身的局限。他們都一樣，抗日可以，但最好要保全29軍的利益。所以他們在日本和國民政府之間左右逢源，希望能保持自身獨立。

但當日軍全面開啟戰端時，他們又果斷投入抗戰，39軍的佟麟閣、趙登禹、宋哲元、張自忠戰後殉國。

張自忠將軍是偉大的，但除了喜峰口抗戰以及之後的一場場血戰以外，我們還應該記住他在北平與敵周旋的不易與偉大。

正如蔣介石在他壯烈殉國後對他在七七事變期間的所作所為作的定論：「以身當樽俎折衝之交，忍痛含垢，與敵周旋，眾謗群疑，無所動搖，而未嘗以一語自明。」 可謂評論到位。

張自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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