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以賄成昏庸腐朽
自乾隆末年至嘉慶道光時期，在清朝統治下的封建社會中，土地高度集中，財政極度匱乏，吏治極端腐敗，軍備嚴重廢弛，這個盛極一時的封建國家已迅速走向衰落。隨之而來的，則是在全國範圍內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
清中葉以後，隨着地主階級政治、經濟勢力的日益鞏固和發展，貴族、官僚、地主、大商人開始了對土地的瘋狂兼并。滿洲貴族在入關後，即以皇室莊田、宗室莊田、八旗田等名義圈佔了大量土地。康熙八年（69）清廷雖然正式下達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後滿洲貴族仍然依恃政治特權繼續廣占良田。乾隆時，僅由皇室控制的官田、皇莊即達六七千萬畝。滿族大官僚亦競相搶佔土地。乾隆時當政二十年的大學士和珅佔地數千頃，道光時的大學士琦善佔地二百五十六萬多畝。漢族大官僚對土地佔有的數目亦十分驚人。
嘉慶時的兩江總督孫玉庭，在山東占田三萬餘畝。一般大地主、大商人對土地的兼并動輒成千累萬。乾隆時直隸懷柔郝氏，「膏腴萬頃」。道光初年，直隸滄州袁氏占田二千頃。在貧瘠的陝甘地區，大地主往往乘農民破產逃亡之機，大量占奪民田。「遂有一戶而田連數萬畝，次則三、四、五萬至一、二萬者。」這時期，一些大商人利用擁有的大量資金來搶購土地。嘉慶時，湖南衡陽因經營山場、販賣木材致富的木商劉重偉，其子孫田至萬畝。貴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對土地的兼并，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而廣大農民則因失去土地而流離失所。
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湖南巡撫楊錫紱即指出湖南土地集中的嚴重情況。他說：「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土地的集中愈演愈烈，最後導致「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的嚴重局面。大批失去了土地的農民，或淪為佃戶和僱工，或成為耕無田、居無所的流民。淪為佃戶的農民被迫承受地主階級高額地租的殘酷剝削。當時的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戶六），一般是對半分成，主佃各得一半。佃農除了向地主交納正額地租外，往往還得向地主繳納名目繁多的附加租，各種節令時日，農民要向地主繳納雞、豕、魚、帛等等應時之物。除此而外，農民還需負擔清廷的各種捐稅。這樣，農民終歲辛勤所得，已一半甚至大部被地主階級剝奪去了。一遇水旱災害，農民竭其所有亦不能完納地租捐稅。許多人不得已而背井離鄉，成為流民。淪為流民者，有的不顧清廷的禁令，進入東北、蒙古及沿江、沿海的封禁地區。他們披荊斬棘，艱苦備嘗，還要設法應付官府的驅逐，顛沛流離，難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鎮街頭，沿街乞討。
嘉慶時，北京城內，淪為乞丐的流民達十萬多人。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階級對農民敲骨吸髓的封建剝削，將廣大農民逼得走投無路，也極大地束縛、摧殘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正是清中葉以後，社會經濟凋敝、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
乾隆中葉以後、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殘酷的封建剝削，將廣大農民逼向絕境。與啼飢號寒、無以為生的廣大農民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封建統治者的窮奢極欲、醉生夢死的腐朽生活。清代封建統治集團的奢侈腐化之風實自乾隆朝開始。乾隆帝當政六十餘年，既為清皇朝建立了不世功業，亦留下了衰落疲敗的種因。乾隆中期以後，他仿康熙六次南巡之例，六度南巡，而「供億之侈，驛騷之繁，轉十倍於康熙之時」。
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六十歲生辰，中外臣僚紛集京師舉行大慶。自西華門至西直門外，十餘里中「剪綵為花，鋪錦為屋，九華之燈，七寶之座，丹碧相映」，「每數十步間一戲台，南腔北調，備四方之樂，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各地督撫之貢物，爭奇鬥巧，「廣東所構翡翠亭，廣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此後，在皇太后八十壽辰以及乾隆帝自己八十壽辰時，「京師巨典繁盛」，與皇太后六十壽辰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競相效仿。嘉慶道光時，河吏的奢侈，是當時愈刮愈猛的奢侈之風的明顯例證。清代漕運依賴運河，故而列朝對河政十分重視，國家財政撥款也很充裕。
然而，乾隆末年以後，國家每年費帑數百萬，真正用於運、黃、淮河治理之費不及十分之一，其餘悉皆供河吏揮霍而已。河督的奢侈有帝王所不及者。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饌。為燒一碗豬肉，要殺五十餘頭豬，取其背肉一臠，余皆棄之。一盤駝峰，必得殺三、四峰駱駝。河督終日置酒高會，參加河督宴會的人，鮮有能終席者。因為每次宴會，往往歷經三晝夜而不能畢。
官場中的奢侈不是個別現象。道光時，一個陝西糧道在他迎來送往時，「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西安活魚難得，每大魚一尾，值錢四、五千文其他如白鱔、鹿尾，皆貴重難得之物，亦必設法購求」。在官場中的奢侈之風日益蔓延時，一些大官僚和富逾王侯的大地主、大商人過着揮金如土的生活。乾隆嘉慶時某閣臣，其家「奢汰異常，輿夫皆著毳毭之衣，姬妾買花日費數萬錢」。京師米商祝氏，「其家屋宇至千餘間，園亭瑰麗，人游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麗亦相仿」。懷柔郝氏，乾隆曾駐蹕其家，「進奉上方水陸珍錯至百餘品，其他王公近侍及輿僮奴隸，皆供食饌，一曰之餐，費至十餘萬」。乾隆帝的驕奢淫逸，開一代奢侈之風，而貴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奢侈腐化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奢靡之風愈演愈烈，不可遏止，嘉慶帝、道光帝曾力加矯正，然無濟於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