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第五次反「圍剿」
一九三三年秋天開始，蔣介石集結了一百萬兵力，以五十萬專門對着中央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
「圍剿」一開始，敵人的戰術變了，即在中央根據地四外修築碉堡。這是一個戰略性的變化。它不長驅直入，而是採取「步步為營」的堡壘戰術，一邊前進，一邊築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動二三里，但步步朝着我中心區和主力所在地進逼。它要求，軍事行動緊密配合政治需要，就是蔣介石所說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配合「步步為營」戰術，政治上推行清鄉、保甲制、連坐法、政治懷柔等反動政策，再加上經濟封鎖。其總的目的用北路軍司令陳誠的話來說，就是要從軍事、政治、經濟各個方面「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魚」，消滅紅軍，消滅根據地。
面對着這種形勢，當時如果我們黨的領導仍然象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一樣，不犯錯誤，是可以有辦法克敵制勝的。但是黨內情況不是這樣。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已經發展到居統治的地位，使我們對敵人的這種戰略性變化，不能採取正確有效的對策，而採取了先是冒險進攻，後是消極防禦的錯誤的戰略方針，導致了中央根據地的丟失，紅軍不得不作戰略轉移。一九三三年初，臨時中央遷入中央根據地。臨時中央的負責人博古、洛甫等同志先後到達瑞金。第三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也於一九三三年九月到達瑞金。
中央和這些同志的到來，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根據地及其鄰近根據地得以進一步貫徹。而一九三四年一月召開的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又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發展到頂點。他們對形勢作了極端錯誤的估計，說什麼中國已經存在「直接革命形勢」，第五次反「圍剿」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鬥爭；在對敵鬥爭中，採取了完全錯誤的指導方針。這些都直接造成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博古、李德等實行的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方針。這個方針是這麼來的：九月二十八日，敵人佔領黎川。 「左」傾冒險主義者不採取過去行之有效的「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方針，卻命令紅軍北上就敵，企圖恢復黎川，保住「國門」。這時，我們的三軍團在黎川東北的洵口，與敵人吳奇偉的第六師十八旅三個團打了一個遭遇戰。我們先敵開火，先敵展開，佔領陣地，衝垮敵人以後，又緊接着追擊，把敵人高級軍官到前方視察坐的小汽車都繳到了。這一仗共消滅敵人兩個多團，俘虜一個旅長。仗是打得不錯的。這本來是出敵不意，打了敵人一個措手不及，在當時敵人兵力超過我們多少倍，強敵壓境的總形勢下，是帶有一定的偶然性的。
可是，「左」傾冒險主義者卻不這樣看，硬是誇大它有普遍意義，並引以為據，主張普遍陳兵根據地邊緣，實行「禦敵於國門之外」的作戰方針。到了十月上旬至十一月中旬，「左」傾冒險主義者甚至命令紅軍主力，進攻白區有敵人重兵扼守的硝石、資溪橋、滸灣等據點，結果，都遭到了失敗。失敗了也不從主觀指導思想上找原因，還把失敗歸罪於方面軍領導同志干預了他們的正確決心和各個軍團執行他們的指示不堅決。
為此，還在十一月二十日以軍委名義下達了一封致師以上首長的信，批評我們。這時，一軍團已奉命於十月初由永豐地區趕到南豐附近，箝制敵人東進，以保障三軍團和五軍團在東面作戰。以後中央軍委想恢復黎川，我們又趕到黎川附近配合三軍團作戰，一直到十一月中旬，輾轉在敵人堡壘與重兵之間尋求作戰。但是敵人不輕易離開其堡壘地帶，我們又纏住敵人死拚死打。仗一般的都打得不好，反而疲憊和消耗了自己的兵力。
十一月中旬，我一、九軍團又奉命在棠陰附近突破敵人封鎖線，北上襲擊敵人。在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之間，我們打了雲蓋山、大雄關戰鬥，戰鬥打得十分艱苦。先是吳奇偉發現我軍突進到封鎖線以北，就企圖用五個師的兵力，從東從南兩個方面合圍殲擊我軍。我軍緊急退到雲蓋山、大雄關地區，與敵人三個師展開激戰。我們用九軍團十四師從神崗正面吸引敵人，以一、二兩師從兩面包抄，但當我二師先鋒第五團抵達黨口附近山嶺時，發現敵人已先我佔領大雄關東南木魚嵊附近的險要制高點。
在我們攻擊這個制高點時，受到敵人的飛機猛烈轟炸和地面交叉火力的射擊。二師政委胡阿林犧牲。胡阿林同志原是上海的一個工人，為加強紅軍中的工人骨幹，由黨培養起來作政委，在部隊中威信很高，這次英勇犧牲了。四團團長肖桃明也在這次戰鬥中犧牲。此外，我一、二兩師師長都負傷，最後，我們撤退，敵人也撤退了。
這次戰鬥前，我正在發瘧疾，沒有突過封鎖線。部隊由封鎖線外回來時，我要程子華同志率十四師掩護部隊撤回。以後，我們經過天演山、神崗、黨口，到達湯坊。在天演山，看到敵人飛機順着山谷低飛掃射，從上面看去，象一溜汽車似的。在湯坊，我們指揮了大雄關戰鬥。
從大雄向西南轉移時，在軍峰山附近，要通過敵毛炳文第八師的堡壘地帶，我們遭到毛炳文部隊的射擊，搞得軍團部都很危險。那一天，剛越過敵人的碉堡線，敵人就衝到軍團部跟前來了，不僅軍團部受到直接威脅，殿後的二師也有被敵人切斷在隘路口內出不來的危險。我看到敵人上來了，真是急了。我說：「凡是有戰鬥力的，不管是炊事員、飼養員，都上陣！」有的炊事員說：「毛炳文是我們的手下敗將，不怕他，上！」我們一面組織就地抵抗，一面往後傳：「四團趕緊上來！」直到四團上來，才化險為夷！十一月下旬，發生了一起震撼蔣家王朝的大事件，就是蔡廷鍇的十九路軍，聯合了一部分反蔣勢力，發動了「福建事變」。迫使蔣介石不得不從其「圍剿」紅軍的北路軍中，抽調一部分兵力前去鎮壓福建人民政府。這是轉變根據地反「圍剿」形勢的關鍵。當時黨中央倒是從政治上把握住了這一關鍵，同十九路軍秘密簽訂了停戰協定。
可奇怪的是，「左」傾冒險主義者只知道從政治上把握這一關鍵，而根本不了解，只有從政治上軍事上同時利用福建事變，才能幫助我們粉碎五次「圍剿」。
據我當時知道的，福建人民政府曾經派吳明（即陳公培）為代表先到根據地談判。吳明原也是參加過法國勤工儉學的，並且是黃埔二期畢業生，他在大革命失敗後參加了第三黨，是李濟深派他來的。人們都說，我們和他談判的人把他罵了一頓，打發他走了。當時有上述這樣一種說法也不奇怪。因為，在「左」傾冒險主義的籠罩之下，在我們的人中間，有時還不是一般人，確是流行着一種空談式的教條主義的說教。說什麼第三勢力可以迷惑一部分人，因此，比蔣介石還要壞。還有人說，蔣介石是大軍閥，福建人民政府是小軍閥，我們去給小軍閥當擋箭牌幹什麼！
當福建人民政府第二次派代表徐名鴻到瑞金談判時，中央考慮到為了推動十九路軍反蔣抗日，倒是和他們訂立了反蔣抗日同盟，簽訂了停戰協定。
但是，當時「左」傾冒險主義者，仍然不知道如何從軍事上利用福建事變去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
十二月初，當蔣介石抽調北線「圍剿」的部隊去鎮壓福建人民政府時，它的第三、第九兩個師由蔣鼎文率領從南豐以南向閩西開進，而我們一軍團當時剛打完大雄關戰鬥，就在附近休整。我們正處在敵人的側面。敵人移動時，我們看得很清楚，一路一路地移，正好打。大家都說，這個時候不打什麼時候打，再不打機會就沒有了。可是上面就是不叫打，說打是等於幫助了小軍閥。他們硬是把敵人放過去了。以後，又把紅軍主力拆開，把三軍團放在福建，把一軍團放在中央根據地北線，說是「兩個拳頭張開打敵人」。他們也不採納毛澤東同志的建議：斷然將紅軍主力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從根本上擺脫蔣介石製造的封鎖囚籠，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迫使敵人回援其基本地區，藉以粉碎其向中央根據地的進攻。
在福建事變期間，我們一軍團被西調至中央根據地北線的永豐地區作戰，企圖在那裡突破敵人的堡壘封鎖線。在戰術上，李德強調要以堡壘對堡壘，實行「短促突擊」，為此，軍委於十一月下旬專門下達了命令，要部隊用這種戰術作戰。這個戰術，就是敵人修碉堡，我們也修碉堡，待敵人進至距我碉堡二三百米，我們即用短促突擊去消滅敵人。採用這種戰術，我軍消耗很大，又打不出什麼結果。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開始在永丰南面打的丁毛山戰鬥，就是和宋子文的兩個美械裝備的稅警團及唐雲山的第九十三師打。面對着他們修築的堡壘線，我們也修築堡壘與之對抗，打了一個多星期，結果完全是得不嘗失的消耗戰。敵人又有飛機，又有大炮。國民黨軍隊從德國買了幾門普伏式山炮、野炮，還有幾門一○二口徑的重迫擊炮，數量並不多，但調動很靈活，偵察到我主力到了哪裡，他們就把它調來了。我們部隊打得很英勇，但傷亡很大。
當時一軍團同敵人對陣的主要是紅一師，師長為李聚奎同志，政委為譚政同志。二師則負責向永豐、江口警戒。此外還有警衛師和獨立十三團參加，統一歸我和林彪指揮。一師由東北面向南進攻敵人的碉堡群。有的得而復失，失而復得。我當時也到了陣地上。只見陣地上硝煙瀰漫。三團共有九個連隊，卻陣亡了十三名連級幹部。當時就有人聽到三團一個當排長的瑞金老表發牢騷說：「不知搗啥鬼呵！我們一夜不睏覺做了一個堡壘，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壘，我們只有用牙齒去咬！我們沒有重火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壘，搞什麼鬼呵！」後來遵義會議作總結時，把這次戰鬥歸入「拚命主義」戰鬥之列。
我至今印象還很深，在丁毛山地區，我們的鬥爭很艱苦，軍務工作也很繁忙，可是軍團卻沒有一個好參謀長。軍團原先有一個好參謀長徐彥剛同志。徐彥剛和黃公略同志一起工作過，黃公略很賞識他，說他「做參謀工作當指揮員都行，文武全才」。後來二師缺師長，軍委就又命令他到二師任師長。徐彥剛同志這個當過軍長的人毫不計較，欣然赴任，真正做到能上能下，黨性過人。他在二師當師長也很出色。第五次反「圍剿」剛開始，他被調到了湘鄂贛任司令員。以後我們長征走了，徐彥剛同志就在湘鄂贛犧牲了。到了年底，軍委派左權同志來當軍團參謀長，以補徐彥剛的遺缺。我們想對新任參謀長有所表示，趁過年準備了一頓淡薄的年飯，而這頓年飯也被國民黨的飛機炸掉了，年飯也沒有吃成。
由於我們對福建事變坐失良機，蔣介石將福建事變鎮壓下去以後，轉過頭來又重新開始對我中央根據地進攻。即由中央軍從東西北三面向我中心區作向心推進，粵軍則從南面防堵。
這時「左」傾冒險主義者仍然不肯實行積極防禦方針，而是由進攻中的冒險主義一變而為防禦中的保守主義，處處設防，大力推行以碉堡對碉堡和「短促突擊」。他們將紅軍的幾個主力軍團調來調去，我們一軍團則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底被東調到了建寧以北地區。這時各軍團從戰鬥部隊到直屬機關、分隊，都被分配擔任修築堡壘任務，企圖依託堡壘，實行「短促突擊」。他們甚至將五軍團以連排為單位分散去守堡壘。由於他們採取這種戰法，從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到三月底，紅軍所進行的一系列戰役、戰鬥，其結果，不是打成頂牛，就是中途撤退。一軍團這時期打了鳳翔峰、三岬嶂、乾昌橋等戰鬥。鳳翔峰消滅敵樊嵩甫七十九師一個營，三岬嶂是我箝制部隊堅決抗擊和擊潰數倍敵人的典型戰鬥，受到軍團表揚。
三岬嶂，在黎川西南。從二月二十五日開始，一軍團和友鄰部隊在保衛建寧的過程中，在這一帶同敵人幾個師展開了三天激戰。敵人派出九十四師全力猛撲我軍團側翼的制高點三岬嶂。負責守三岬嶂的是我一師紅一團。紅一團團長為楊得志，政委為符竹庭。在主陣地上踞守的為一團二營，營長為陳正湘。這個營打垮了敵人九十四師多次多路進攻。敵人飛機大炮轟炸之聲震動得整個山谷轟鳴，我二營打得只剩一百多人，但陣地巋然未動，最後一團協同我突擊部隊將敵人進攻的一師部隊全線擊潰，保障了我軍團側翼的安全。為了表揚這次戰鬥，我寫了一篇《把第一團頑強抗戰的精神繼續發揚起來》的社論，發表在第三十一期《紅星報》上。
個別戰鬥的勝利，挽救不了整個第五次反「圍剿」作戰的被動局面。為了從戰術上另找出路，二月十四日，我們軍團由我和林彪署名，曾經向軍委提了一項「關於用運動戰消滅敵人的建議」，陳述了一軍團當時在建寧西北的守備陣地，縱橫有數十里，防線太寬，兵力薄弱，彈藥缺乏，工事不堅固；處處設防，處處薄弱，突破之後，工事往往反被敵人利用。建議今後不要處處修工事，力求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如若修工事，也只是在預定的戰線上，有重點地修。這項建議，在我們今天看起來，自然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但是，即使這種有局限的建議，軍委也沒有接受。軍委複電，只承認我們在原則上是對的，同時告誡我們要堅決服從軍委命令，找種種理由，根本不承認自己在戰術指導上有錯誤，更不會承認是戰略方針錯誤。
三月中旬，一、三軍團在南豐的三溪、三坑作戰時，由於敵人的堡壘工事已構築堅固，失去了擊敵於立足未穩的時機。三軍團向駐馬寨進攻，碰了一個大釘子，傷亡兩千多人。我們是從西南面向南豐進攻，因為地形不利，部隊還沒有展開，就接到彭德懷同志要我們支援的電報。當時一、三軍團相距三十里，已是傍晚，天下着雨，路又窄又滑，很不好走。我們顧不得這些，就緊急率領司令部摸黑向三軍團靠攏，部隊隨後開進，前往馳援。趕到離三軍團原先的陣地約十里地時，已經是黑夜，看到陣地上到處都是手電筒的亮光，我們判斷敵人已經佔領了三軍團原先的陣地，命令部隊停止前進，沒有誤入敵人群中。果然，不久就看到三軍團的電台和部隊三三兩兩地撤下來了，我們就在那裡收容掩護他們後撤。三月二十五日在泰寧以北的新橋之戰，也由於敵人鑽進了五軍團以前修的碉堡工事，我們啃不動，沒有打好。
四月中旬，敵人集中了十一個師的兵力沿甘竹河分左右兩路進攻廣昌。保衛廣昌的政治命令，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博古、軍委主席朱德、代總政治部主任顧作霖聯合署名下達的。命令中強調的仍是李德那一套：「我支點之守備隊，是我戰鬥序列之支柱，他們應毫不動搖的在敵人炮火與空中轟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紀律之火力射擊及勇猛的反突擊，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完全是單純的陣地戰。李德一度親自到前方指揮。博古也親臨前方為他撐腰，但仍然固守他們消極防禦的那一套。他們調集了紅軍主力一、三、九軍團的九個師同敵人決戰，從四月十日到四月二十八日，打了十八天，部隊遭受極大損失。最後廣昌還是失守了。
一軍團在保衛廣昌時打的一些戰鬥，如甘竹戰鬥等，傷亡消耗都比較大。從甘竹到廣昌，不過二十多里，敵人越接近根據地腹地，越是更加謹慎小心，每天只前進半里到一里，每進一步，邊修公路邊築碉堡。我們在「死守廣昌」、「寸土必爭」的錯誤口號下，打了十八天所謂「守備戰」。這就是說，我們在敵人飛機大炮輪番轟炸下，仍死守陣地。如果我們搞「短促突擊」，就是等敵人剛從工事里出來，推進到離我們的工事幾十或上百米時，我們就象猛虎一樣撲上去打擊敵人。可是等敵人一縮回碉堡，我們又得暴露在敵人飛機大炮的火網下戰鬥。最典型的是六月五日一、三軍團在寧都西面打的古龍崗戰鬥，我們本來是想集中主力，伏擊薛岳縱隊四個師的一部分。但是由於執行的是「短促突擊」戰術，不誘敵深入，敵人離開其碉堡線才五里地，我們的部隊就出擊了，暴露了紅軍的主力，使敵人立即退回碉堡據點。結果是本來可以取得大勝利的戰鬥，僅僅以消滅了敵人一個營而告結束。我們自己的傷亡也不少。
七月，敵人開始了新的進攻。這時，「左」傾冒險主義者又命令紅軍實行「六路分兵」，「全面抵禦」。使紅軍在一系列防禦中繼續受到損失。一軍團轉戰福建建寧、泰寧一帶，又打了不少消耗戰。只有九月初的溫坊戰鬥打得比較好。溫坊現名文坊，在長汀東南。這次戰鬥，包括九月一日和九月三日連續打的兩次戰鬥，是違背「短促突擊」的原則，採取運動戰的戰術打的。我軍參加戰鬥的主要是一軍團，獨立二十四師，九軍團也參加了戰鬥，統一都歸一軍團指揮。戰鬥經過是這樣的。八月底，我軍即已偵知敵李延年集結了第三、第九、第八十三、第三十六等四個師於朋口、莒溪、壁州、洋坊尾一線，有向汀州前進模樣。這時我獨立二十四師師長周建屏、政委楊英已率領該師在敵人前進方向之朱鬃嶺、橋下、肖坊一線構築工事，一面吸引敵人，一面等待着一軍團到來。
三十一日，一軍團急行軍趕到該地，第二天一時許，敵人李玉堂第三師第八旅兩個團為由其構築的封鎖線出動，至正午時分，已進抵十多里以外的溫坊。他們一面構築工事，一面向我二師佔領之制高點松毛嶺陣地派出偵察警戒。其實我軍團指揮位置也設在松毛嶺上。敵人並未發覺。這時，我們已命令二十四師派出兩個營先隱蔽地迂迴到洋坊尾、馬古頭之間截斷敵人後路去了。因為我們看到這確是消滅敵人的極好機會。我們早就認為，敵人的進攻，並非在所有的地方每次只前進二三里，而是看情況決定的。我主力迫近他們跟前，他們的確是每次只前進二三里，構築碉堡。但當敵人發現我主力遠離時，他們也是躍進或急進較遠的，我們並非完全沒有打運動戰的機會。所以這次我們急令二十四師師長周建屏率領該師主力負責攻擊溫坊東北敵人的右側翼，我們率一軍團由西向東突擊敵人。我們把九軍團放在曹坊，箝制在那一帶活動的團匪，防止敵人增援。這次作戰是夜間戰鬥，部隊動作靜肅、秘密、沉着。從一日下午九時戰至二日拂曉以前，敵人大部分已被消滅，只有少數殘敵尚固守楊背附近堡壘和溫坊南面的八角樓。於是我五團、六團配合獨立二十四師消滅固守楊背的敵人，四團負責消滅溫坊村內的敵人。因為既是夜戰又是近戰，我消耗傷亡都不大。如四團消滅溫坊村內兩營敵人的戰鬥，由於敵人架設的電話線事先都被我偵察員剪斷，更增加了我們將敵人各個擊破的有利條件。一營是攻擊溫坊的主力營。他們在整個戰鬥過程中，只消耗子彈四百發，輕重機槍完全未用，主要靠刺刀手榴彈解決戰鬥，自己只負傷三人。戰鬥結束，僅一軍團即俘敵一千六百多人。敵第八旅兩個團被消滅了。
三日早晨，敵第三師和第九師由朋口集結三個團又向我進犯，其先頭部隊為第九師的一個團，八時許由洋坊尾向溫坊前進。我們決心消滅這個先頭團。命令一師負責截斷其先頭團的歸路，由二師從八前亭，二十四師從馬古頭兩個方向向敵突擊。二師四團一營連續衝鋒六次，佔領八個山頭和三座半截子碉堡，三營連續衝鋒佔領敵人六個陣地，成為堅決英勇的連續衝鋒的模範。其他部隊也都很英勇。二團團長李苗保頭一天因堵截敵人退路不力被撤職，第二天追擊敵人時，奮勇當先，英勇犧牲了。
整個溫坊戰鬥，共殲敵四千多人。打死打傷兩千多人，俘虜兩千四百多人。
這次戰鬥結束之後，敵人第八旅旅長許永相隻身逃回，被蔣介石槍斃。第三師師長李玉堂由中將降為上校。
但是，個別戰鬥的勝利，補救不了整個戰略指導方針的錯誤。何況第五次反「圍剿」所取得的個別戰鬥的勝利，不能象四次反「圍剿」一樣，很快發展成為一個戰役的勝利。因為「左」傾冒險主義者，經常將一、三軍團分開，各堵一面作戰。以致使前面提到三軍團打的洵口，團村戰鬥，和這次一軍團打的溫坊戰鬥，都不能發展為更大的勝利。
在此期間，我的心情是很苦悶的。在一軍團，林彪執行「短促突擊」特別積極。上邊四月份提出「保衛廣昌」，五月份又提出「保衛建寧」，七月中旬提出「保衛長汀」，九月底提出「保衛興國」。我們軍團今天在這裡突一突，明天又在那裡突一突，把自己的力量都突光了。我認為這樣打在戰役上不能解決問題。在戰術上也不能解決問題，只是徒然消耗彈藥和兵力而已。這些話，我只有和左權同志講，林彪那時忽然在六月十七日發表《論短促突擊》的文章，正受到重視，我是不放心對林彪講這些話的。
對林彪發表這篇文章，我開始感到突然，仔細想想，也不奇怪。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以後，大約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上旬，李德到一軍團來過一次，在幹部會上大講一通陣地戰。幹部們都聽不懂。林彪說：「你們不懂，這種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學嘛！」突然發表《論短促突擊》這篇文章，自然不僅是談戰術，實際上是他這時的一個政治上的表態。
到了十月，中央根據地日益縮小，紅軍日益陷於被動，「左」傾冒險主義者採取的單純防禦的方針遭到徹底破產。他們總不願意讓紅軍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實行機動作戰，而提出「以碉堡對碉堡」，死守根據地每塊「國土」，「寸土必爭」，「禦敵於國門之外」。結果，「國土」還是丟了。紅軍被迫不能不作戰略轉移--走長征這條路了。
總之，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不是偶然的，而是戰略錯誤，路線錯誤。是王明「左」傾分子在中央排擠了毛澤東同志正確路線領導的必然結果，是否定了一至四次反「圍剿」致勝的積極防禦方針，執行單純防禦方針的必然結果。以碉堡對碉堡。實行「短促突擊」，光在內線頂牛、拼消耗，不集中兵力，所謂兩個拳頭打人，六路分兵；既不敢誘敵深入，尋機殲敵，又不接受毛澤東同志將紅軍突入到閩浙贛外線去調動敵人回援的建議，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中央根據地的喪失，鑄成了這次歷史性的錯誤。但是只要革命的火種不滅，中國革命仍然是會勝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