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月30日，日理萬機的毛澤東主席視察黃河，他站在奔流不息的黃河岸邊，凝視千里，黃河的不盡波濤，胸臆間激蕩着滾滾風雷，一代偉人的宏大氣概溢於言表，針對北方嚴重乾旱缺水的狀況，他以氣勢磅礴的口氣向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雲詢問:「北方水少，南方水多，如有可能借一點水來也是可以的吧？」
王化雲對毛主席說:「可借長江水，長江是不可替代的。第一，長江水水量充足，有水可借，第二，長江支流漢江水也充足，也有水可借。第三，漢江的支流丹江，就在河南省境內，靠近北方，借水比較方便些。」
聽了王化雲的話，毛主席沉思了一下說:「你說的不是沒道理，南方水雖多，能借點到北方的也只能是長江了，有道理，有道理。」
南陽淅川縣渠首
1953年2月19日~21日，一個暖意融融的早春，毛澤東主席乘坐長江號軍艦，由武漢去南京。途中，他讓長江水利委員會（簡稱長江委）主任林一山來到軍艦上，講講長江可不可以向北方借水的事，毛澤東在林一山帶來的地圖上，手拿紅鉛筆，筆尖稍稍懸空，指點着祖國萬里江山，一開口就問林一山:「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從南方借點水給北方？」不等回答，他手中的鉛筆一指在西北高原上，指向臘子口，指到白龍江，指到西漢水，並和藹的問道:「從嘉陵江能不能往北引水？」林一山回答:「不行。」並陳述了理由，毛澤東又問道:「白龍江和西漢水行不行？」林一山當時認為也不行。
「為什麼不行？」毛澤東問。林一山解釋說，「因為秦嶺以南的水由西北向東南流入四川盆地，越往下游水量越大，但地勢低了，引水工程既不經濟，且不可能。越往上游工程越小，但水量也小，引水價值不大。」
毛澤東沉思片刻，手中的鉛筆突然飛躍巴山蜀水，指點着漢江，問道:「引漢水行不行？」林一山回答:「有可能。因為漢水與渭河、黃河平行，中間只有秦嶺、伏牛山之隔。它自西向東，越到下游，地勢越低，水量越大，這就有可能找到一個合適的地點來興建引水工程，使漢水通過黃河引向華北。」
毛澤東聽了回，欣慰地點了點頭。然後手中的大筆又飛馳在地圖上，沿着3000里漢江的藍色曲線，迅疾移動，當筆尖移到漢江與丹江交匯處的丹江口一帶時，毛澤東突然落下筆尖，接着就地畫了一個圓圈，問道:「這個地方行不行？這個地方怎麼樣？」當林一山回答這個地方可能最好時，他立即說:「你趕快派人去勘察，一有資料就送給我看。」
南陽淅川縣南水北調工程
就是在這次長江巡視中，毛澤東明確提出「南水北調」的設想，一個規模宏大，牽動幾代中國人的宏偉藍圖，由此誕生了。
同年，長江委通過勘察，認為丹江口河段是引水華北的最理想河段，並寫信告訴了毛澤東主席。
1954年12月中旬，在隆隆行進的漢口至廣水的專列上，伴隨着高亢激奮的汽笛聲，共和國的三位領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一起同林一山就三峽工程興建技術上的可能性進行交談。林一山說:「如果不用蘇聯專家的幫助，我們自己也可以建成三峽工程，但需要在丹江口水利樞紐建成以後。因為丹江水利樞紐按壩上游正常高水位海拔170m方案建成，也算得上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工程，我們有了這種工程的經驗，就可以把技術水平提高到能夠勝任三峽工程的設計水平。」毛澤東對此表示贊同。
又是一個微風送暖的早春，1958年2月27日，周恩來總理、李富春和李先念副總理視察長江三峽，長江委主任林一山在「江峽」輪上向周總理等彙報丹江口水利工程情況，周總理聽了彙報，隨即表示支持丹江口工程，3月6日，周總理在「積極興建三峽樞紐」會議上再次談到丹江口工程。周總理高興地說:「這次會議開得很好，本來是研究三峽問題的，卻轉到丹江口工程上了，丹江口工程是這次會議的附產物，由於準備充分，現在已經肯定列入第二個五年計劃。」
195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主席主持會議，周恩來總理在會上做《關於三峽樞紐和長江流域的規劃報告》。會議批准了長江流域的第一期工程～丹江口工程，認為應當爭取在1959年作施工準備或正式施工，並將「南水北調」並列為丹江口的同期工程。毛澤東深知丹江口工程在「南水北調」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會上興奮的說:「打開通天河、白龍江，借長江水濟黃，丹江口引漢濟黃，引黃濟衛，同北京聯繫起來。」毛澤東以領袖獨有的宏大氣魄和詩一般的語言，向人們描繪出一副「南水北調」的壯麗畫卷。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水利工作的指示》強調指出:「全國範圍較長遠的水利規劃，首先是以南水北調為主要目的」。這是「南水北調」一詞第一次出現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上，新中國「水之大治」的豪邁樂章，迸發出一個奇妙而響亮的音符，成為幾代中國人為之不懈奮鬥的宏偉目標。
南陽淅川縣南水北調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