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經過兼并戰爭，形成齊、楚、燕、韓、趙、魏、秦等七個諸侯國為主並立爭霸的局面。由於人口規模的發展和農業精耕細作的發展，農耕經濟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操作成熟的體系。而就在這個時期，游牧民族則徹底放棄了粗放的農業經濟類型，轉變為較為純粹的游牧經濟類型。
中原農耕經濟與北方游牧經濟，在戰國時期同時出現了較大的發展。兩種經濟類型為了自身的發展而向外擴張的時候，在農耕和游牧兩種經濟的過渡地區，發生了較大的衝突。當農耕民族將軍事和經濟擴展到農耕與游牧的自然邊界以後，由於繼續向北發展已經沒有了適合農業耕作的自然條件，農耕民族向北拓展利益的行為，便停止在農牧交錯地區的北部邊沿。
農耕經濟可以大規模地向北擠壓游牧經濟的生存空間，還有一個原因是，中原的農耕政權已經有了較為完備的國家政治組織和法令制度。相比之下，游牧部族則處於眾多部落相互聯繫比較鬆散的政治階段。正如《孟子·告子下》描述的那樣，處於「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的狀態。
這個時期的游牧部族，既不具備作為政權所必需的政治組織，也沒有可以凝聚各部落的統一文化。《史記·秦本紀》中秦穆公所言，也是講戎狄沒有一定的文化和法度的支撐，他說 ：「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左傳·昭公四年》（前 538）記載 ：「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
甘肅臨洮古樹灣戰國秦長城 / 董旭明攝影
春秋戰國是農業農耕文明具有很強擴張性的時期，其主要特徵是外向型地向四周發展。因為隨着農業的快速發展，農業耕種由過去的輪種，發展成為一年一季，有的地區甚至已經出現了一年兩季的耕作方式。這樣，隨着經濟的快速發展，諸侯國中心區域的人口越來越多。強大的諸侯國要由中心向四周拓展，使農耕經濟和游牧經濟的邊界線向外延展。農耕地區不斷向四周拓展的同時，農業文明也不斷發展。
先進的農耕經濟吸引了四周較為原始、以半耕半牧或以放牧為主的一些部落學習農耕技術，使得整個農耕經濟在春秋戰國呈現發展勢頭很猛的拓展階段。只有農耕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到達農耕與游牧自然分界線之後，農耕經濟與游牧經濟的矛盾才凸顯出來。繼續向北發展，受氣候和降水等因素影響，已經不適合農耕經濟類型的生存。此後，農耕經濟逐漸穩固下來，農耕政權固守農耕地區，在已經拓展的地域採取相對保守的態度。
游牧民族受到農耕民族強大擠壓之後，在長城之外眺望長城之後，也逐漸地統一和強大起來。游牧與農耕民族產生了強烈的衝突。在農耕民族內部矛盾激化的時期，游牧民族強大的騎兵就會對農耕地區造成很大的傷害。當農耕政權統一強大的時期，就會用軍事手段去征伐游牧政權，而重新佔據農耕拓展地區。
在歷史交替發展的過程中，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矛盾有時突出，有時弱化。矛盾激烈的時候，就要以大規模的戰爭手段解決問題。游牧民族衝擊得到緩解的時期，則是游牧經濟和農耕經濟相對平衡的時期。征服與被征服和雙方平衡發展的交替變化，成為長城地區的常態。
甘肅臨洮古樹灣戰國秦長城 / 董旭明攝影
戰國時期修建的北方長城，保護了農耕政權的擴張成果。從蒙古高原到中亞、西亞，都曾經是游牧民族主要的活動區域。農耕經濟發展到游牧經濟的活動區域時，自然會受到游牧部族的反抗。燕、趙兩國所面對的東胡、匈奴這種典型的游牧民族就是如此，分佈在黃土高原或黃河上游許多地區的游牧民族也是如此。
為了應對來自游牧民族的侵擾，疆域與游牧民族接壤的諸侯國，紛紛採取措施保護既得利益，修築長城便是其中的一種。長城的修建是對全局進行安全控制的舉措。其所反映的並非僅是內外雙方軍事力量的強弱，也不是雙方社會的優劣態勢。
游牧部族為了應對農耕政權開疆擴土帶來的壓力，在匈奴的武力征伐之下，最終以游牧社會的政治組織形式獲得統一，並很快走向強大。農耕和游牧政治經濟的發展是兩個相對獨立的過程，彼此之間又有影響和聯繫。游牧民族對農耕或半耕半牧地區的威脅，也是促使農耕社會對游牧地區擴張的原因之一。農耕政權對北方游牧地區的擴張，刺激了游牧部族在自身發展道路上的進步。騎馬民族的武力不斷壯大，發展到全民皆兵的程度，進而徹底轉型為游牧社會，與農耕政權的強大軍事壓力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