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究竟想要住在怎樣的世界？

《跟着人類學家漫遊》，作者：（加）韋德·戴維斯，譯者：高偉豪，版本：後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5年2月

權力與文化的衝突

人們常常會問，如果這些驚人、奇異的文化及信仰體系消失了，又有何妨？若你是住在溫哥華或薩斯喀徹溫省的農場或紐芬蘭海灣的安逸懷抱里，那麼，你為何要介意某個遙遠非洲部落因同化或暴力而滅絕，他們藉著儀式表達的夢想和靈魂熱情也因此而蒸發？如果你有機會回顧前四場講座，或許能猜到我對這類問題迷惑不解。如果有人非得問這個問題，那他真有可能理解答案嗎？

如果撒哈拉沙漠的圖阿雷格人失去他們的文化，對魁北克的人來說有關係嗎？或許沒有。就像魁北克如果失去了文化，對圖阿雷格人來說也一樣沒有影響。但我認為，失去兩種生活方式的任一種，的確會影響到人類整體。一方面，這是一個基本的人權議題。誰能宣稱加拿大對現實世界的看法比圖阿雷格族的更重要？而且在更根本的層次上我們必須捫心自問：我們究竟想要住在怎樣的世界？大多數加拿大人都沒有機會遇上在一望無際的白色沙漠中穿着藍袍徐徐而行的圖阿雷格駱駝商隊。同樣，我們也很少有機會親眼看到莫奈的畫作或親耳聆聽莫扎特的交響樂。但這是否也意味着，若這個世界少了這些藝術家、文化及他們對現實的獨特詮釋，也不會有任何損失？

因此我用生物學的隱喻來回答這個問題。單單一個生物物種滅絕會有什麼影響？想像一下，你現在上了飛機，注意到技工正在拔出機翼的鉚釘，於是你問這樣會不會出問題，然後技工說：「放心。少一個鉚釘我們就能省一點錢，而且我們至今還未出過任何問題。」或許少了一個鉚釘沒什麼差別，但雙翼最終會脫落。文化也一樣，若跑馬拉松的僧侶停下不跑，或明打威族的小孩改變了他們的審美，變得世俗而缺乏想像，又或者納西族巫師不再於石頭上寫字，放棄了本土書寫文字東巴文——世上最後一種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天會不會塌下來？不會。但我們現在所談論的並不是失去單一生物或單一文化，而是人類史上前所未見的崩塌毀滅。在我們有生之年，有半數的人類語言正陷入靜默。

問題並不在改變。在西方，我們一直致力於頌揚、發展科技成就，彷彿世上其他民族都停在原地且疏於動腦。這完全背離事實。在歷史上，改變一直存在，所有地方的民族都不斷與生命的新可能性共舞，而科技本身並不會威脅到文化的完整性。拉科塔人不會因為放棄弓箭改用來複槍就不再是蘇族人，而加拿大的農場主人就算捨棄馬車而用汽車也仍是加拿大人。威脅到文化完整性的，既非改變也非科技，而是權力。權力是支配的原始面貌。我們普遍認為這些原住民族，這些遙遠的他者，雖然可能奇特又繽紛，但不知為何，終究註定要消失。或許是因為自然法則，也可能因為他們沒能實行現代化，或是未能成功變成我們。但這些完全不是事實。在所有案例中，他們都是生氣蓬勃、活躍生動的民族，卻被來勢洶洶的外力明目張胆地逼到絕路。這樣的觀察其實很樂觀，因為這說明人類既然是文化的毀滅者，當然也可以成為文化的保存者。

為了看清權力和文化的衝突，先讓我們回顧一下美洲大陸的歷史及第一民族基奧瓦族（kiowa）的經歷。基奧瓦人原本在密蘇里河水源區以狩獵採集為生，約莫在美國獨立革命前一世紀，他們走下山來到達科他（the dakotas）的草原，遇見了克勞人（crow）。克勞人教基奧瓦人認識北美大平原的宗教文化、太陽的神性、野牛的習性，以及如何運用馬匹的力量。後來基奧瓦人往北遷徙至黑山（black hills），並與拉科塔人作戰，然後在夏安人（cheyenne）和阿拉帕霍人（arapaho）的驅趕下跨過阿肯色河的上游源頭往南逃竄。在那裡，基奧瓦人和科曼奇人（comanche）先是起了衝突，後來結成同盟，聯手控制了南方草原和成群的野牛。牛群在移動時，彷彿一團陰影橫越大陸。

每年盛夏，當楊樹揚起飛絮時，人們會聚在一起跳太陽舞，這是靈魂重生的時刻。一頂頂圓錐形帳篷拔地而起，圍成一個大圓，整個營地朝向東方升起的太陽。巫術棚屋是焦點，因為屋內的西側插着一根枝條，上面吊著太陽聖像「太彌」（tai-me）。這是一種簡單的物神崇拜，用綠色石頭做成袖珍人像，穿戴白羽袍、貂皮頭飾和一根直立的羽毛，脖子上掛着一串藍色珠子，臉上、脖子和背上畫著太陽和月亮的象徵。對基奧瓦人來說，太彌就是生命之源，由世襲保管者守護，收藏在生牛皮盒中，除了太陽舞那四天，從不暴露在光線下。此時此刻，太彌的力量廣澤天地：小孩和戰士舞者、放在太彌下方代表太陽的野牛顱骨、10個陳列於前的藥包、四天四夜中隨着太陽逐漸轉動盾牌的人、每天無時無刻不盯着太陽而犧牲視力的年輕舞者。

直至1871年，北美地區的野牛數量還超過人類。當年你只要站在達科他地區的峭壁邊，就可以看見方圓50千米內儘是野牛。牛群過於龐大，得花上數天才能從你面前走完。西部傳奇警長懷亞特·厄普（wyatt earp）曾經描述上百萬隻動物在大如羅得島州的草原上吃草的景象，之後不到9年，野牛便在北美大平原上銷聲匿跡。美國政府的政策很明確：消滅野牛並破壞北美大平原的文化。受當今自然資源保護者敬重的老羅斯福總統，在當時表達了國民的心境：「正義站在殖民者和拓荒者這一方，這塊廣袤的大陸不該淪為齷齪野人的獵場。」

10年內，系統的屠殺使北美野牛稀少到變成動物園的珍奇動物，也摧毀了原住民的所有抵抗。策劃這場戰役的菲利普·謝里登（philip sheridan）將軍建議美國國會鑄造紀念獎章，獎章上一邊刻着野牛屍體，另一邊是印第安人屍首。1890年7月20日，當局正式禁跳太陽舞，基奧瓦族和所有北美大平原文化的基本信仰行為都被禁絕，違者將被監禁關押。1892年春天，麻疹和流感的爆發是最後的致命一擊。

《與狼共舞》劇照。

發生在美國邊疆的事也在世界各地不斷上演。1879年，阿根廷的羅卡將軍（julio argentino roca）發動「征服沙漠」的戰役，目標正如前述：將潘帕斯草原的印第安人消滅殆盡，佔領其土地與牛隻。塔斯馬尼亞島的原住民在75年內滅絕。基督教傳教士韋斯特（john west）合理化屠殺行為，認為他們必須清洗噁心民族的土地，他將此民族形容為「令人憎惡的夢魘」。法屬波利尼西亞的殖民政府在1850年正式禁絕波利尼西亞的所有傳統文化，包括島嶼間的貿易和航行、宗教祈福及歡宴、刺青、木刻、跳舞甚至歌唱。1884年，英國殖民當局將北美洲的太平洋西北地區的冬季贈禮節列為違法活動。一年後，歐洲代表在柏林西非會議瓜分非洲大陸時，都正式承諾要全力支持「有計劃地教育原住民，教導他們了解並欣賞文明的益處」。接下來的會議促成了1892年的布魯塞爾法案，號召全世界殖民政權要「消滅野蠻風俗習慣」。

同年，西北亞馬孫河流域有4萬名波拉人和胡伊多多人死於普圖馬約河沿岸，兇手是英國秘魯橡膠公司的貿易商和工頭。在剛果自由邦內，國王利奧波德二世的私人軍隊同樣為了乳膠這種森林裏的白色鮮血，屠殺了800萬非洲人。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毀去無數歐洲青年、違反所有正直榮譽理念的全球衝突甫一結束，戰勝者便群聚巴黎，然後依據國際聯盟盟約第22條條款，要以「文明的神聖信託」接管所有無法承受現代世界艱辛環境的部落民族。在戰爭爆發前的一百年里，原住民被迫將跨越半個地球的土地交給殖民政權。數百萬人已經死去，成為這種文明的受害者；而在略多於一代人的時間裏，這種文明在自我毀滅的痙攣中兩次接近於毀滅整個世界。

這段強取豪奪的歷史——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將這個時代稱為「風的世紀」——提醒我們這些慘絕人寰的事件並不是發生在遙遠的過去，而是發生在祖父母生活的年代，且持續至今。肉體上的種族屠殺會遭受舉世譴責，但關乎民族生活方式的文化滅絕卻在很多地方獲得認可與支持，被視為適宜的發展政策。現代化提供了剝奪公民權的合理借口，真正的目的往往是為了要以工業規模在原住民世世代代居住的領土上開採自然資源，而讓他們留在土地上顯然有所妨害。

被現代文明摧毀的浪漫生活

加里曼丹島的巴蘭河（baram river）河口呈現出泥土的顏色。往北，沙撈越（sarawak）的土壤沒入南海，而一艘艘的日本空貨輪就懸在海平面上，迎着潮汐，等着將加里曼丹島森林裏砍下的原木樹榦裝入貨艙。河邊聚落既提供機會，也滋生出絕望：泥濘的伐木營地和簡陋小屋群，鱗狀的外立面貼滿金屬片、塑料片和拾回的木板。孩童把大桶大桶的垃圾倒入河中，伐木駁船一經過，垃圾又立刻漂回岸邊。數千米的河道中塞滿了礫石和淤泥，而沿岸有數千根原木料，每堆都堆到30根高，有些在等待裝運，有些則在熱帶高溫下逐漸腐朽。

往上遊走150多千米，則是另一個世界，晶瑩的河流剖開多樣而魔幻的森林景象和高聳山林，世上最廣闊的洞穴與地下通道網絡貫穿於此，這是本南族的傳統領土，這支以狩獵採集為文化的民族常被稱為是東南亞最後的遊獵民族之一。他們常在神話和日常生活中讚頌加里曼丹島森林的豐饒物產，此處生物的豐富性與多樣性甚至超過亞馬孫最多產的區域。在加里曼丹島森林的一系列總面積只有1平方千米（不到溫哥華斯坦利公園的四十分之一）的零碎地塊中，發現的樹種卻與整個北美一樣多。

遊獵一詞其實容易讓人誤解，似乎暗示着不斷移動且對土地缺乏忠誠的生活。事實上，本南人在森林內的遷徙是循環的，資源在哪裡，就走到哪裡，有些地方，一個人在一生中會多次停留。因此，森林對他們來說是一片片住宅區，雖然某種程度上仍處於野生狀態，並有潛在危險，不過，因為人類已經住了世世代代，森林本質上已被馴化，每處地形都回蕩着故事，林間小徑沿途的每個點、每塊巨石、每個洞穴、兩千多條奔騰的溪流，都有其名字。管理守護的概念滲入本南族社會，規定人們如何使用並分配環境。個人的資源都歸親族團體所有，他們共享一堆堆的西谷米、果樹、箭毒樹、漁獵場、藥用植物等，這種家族權利獲得全體認可，並世代傳承。本南人說得非常簡單直白：「我們從森林中獲得生命。」

當我在1989年首次造訪本南人時，印象最深刻的是某種生命的質地，一種人類本性，這種人性與其說是與生俱來，不如說是由生活方式塑成。他們不太有時間感，只知道自然世界的韻律，如植物結果的季節、太陽月亮的推移、黃昏前兩小時出現的汗蜂、每晚六點整震動整個森林的黑蟬。他們沒有付錢僱用的概念，也不認為工作是負擔、閑暇是相對的娛樂。對他們來說，生活就是生活，每天周而復始。孩童不去學校，而是在體驗中學習，通常是跟在父母身邊學習。家庭或個人相隔遙遠，必須自給自足，每個人通常都要無所不能，因此這裡的等級觀念十分淡薄。

在沒有專家、人人都可以用森林裏的原材料做出東西的社會中，當每樣東西都要肩挑背扛、沒有誘因讓人累積物質財產時，該怎麼衡量你的財富？對本南人而言，真正的財富是人際關係的力量。這些關係一旦弱化或緊張，所有人都會受苦。假使有衝突導致分裂，家庭長時間分道揚鑣，則兩邊都會因獵人不足而挨餓。因此，如同多數狩獵採集社會，他們並不喜歡直接批判別人。首要之務是群體的團結，他們極少表現出對抗和憤怒，謙恭和幽默則很常見。

他們的語言中沒有「謝謝」一詞，因為分享是義務。沒人知道誰會是下一位把食物帶回營火邊的人。我曾送給一位老婦人一支香煙，結果看到她撕開香煙，把一條條煙絲公平分給營地中的每戶人家，這樣一來誰都抽不到煙，但她履行了分享的義務。在我首度造訪過後的某一次，有些本南人來到加拿大發起活動，要求是保護他們的森林，結果加拿大的流浪漢讓他們永生難忘。他們無法理解像溫哥華這樣富裕的地方竟然會有流浪漢。加拿大人或美國人認為無家可歸是令人遺憾但無可避免的生活面貌，本南人則遵循古諺，認為窮人會令所有人蒙羞。的確，在他們的文化里，最大的罪過就是「不分享」（sihun）。

本南族缺乏書寫文字，所有詞彙總是儲存在說書人的腦海里。書寫顯然是人類歷史上卓絕的發明，但本質上就是一種簡化，它允許甚而鼓勵記憶的麻痹。口說傳統則使得記憶更加敏銳，即使他們像是在跟自然世界進行神秘對話。就像我們在讀小說時，會聽到每個人物的聲音，本南人會聽到森林裏動物的聲音。森林的每道聲音都是靈魂之語的要素。樹一聽到裸喉嘯鶲的美妙歌鳴就會開花。從某個特定方向傳來的鳥類聲音代表好消息，但從不同方向傳來就可能是不祥之兆。橫斑翠鳥的呼喊、食蝠鳶的叫聲，會讓整個狩獵隊伍打道回營。其他鳥類，像是捕蛛鳥則提醒本南人去宰殺獵物。在動身踏上長途旅行之前，本南人必須先看到白頭鷹，並聽見冠毛雨信鳥呼喊以及赤麂發出類似狗叫的吠嗚。

這種獨樹一幟的對話以外人很難理解的方式影響着本南人的生活。但還是有人能夠理解他們，其中一人就是曼瑟（bruno manser）。這位瑞士籍的行動主義者在本南人中住了6年，後來返回本南人的家園，在那裡神秘死亡。曼瑟曾寫道：「每天清晨一破曉，長臂猿便會號叫，聲音傳得老遠。森林很涼爽，樹冠上方的空氣則因陽光照射而變暖，而長臂猿就騎在這片熱能邊界上。本南人從來不吃長臂猿的眼睛。他們害怕自己會迷失在地平線上。他們也不區分夢境與現實，如果有人夢到大樹榦掉落到營帳上，黎明時分便會動身搬家。」

不幸的是，曼瑟在2000年失蹤且命運未卜時，森林之聲卻已轉為機械之聲。整個20世紀80年代，當亞馬孫雨林的困境受到全球注目時，巴西的生產量還不到熱帶木材出口總量的3％，馬來西亞則佔了將近60％，大多來自沙撈越和本南人的家園。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加里曼丹島北海岸才剛開始商業開採，而且是小規模。到了1971年，沙撈越每年出口420萬立方米的木料，大多來自內地的高山森林。1990年，年伐量攀升到1,880萬立方米。1993年，我第二次造訪本南人，當時光是巴蘭河流域就有30家伐木公司，有些公司配備的推土機多達1,200輛，在100萬英畝的林地中運轉，這些土地在傳統上都屬於本南人和其鄰人。本南人的土地有整整70％被政府正式指定為伐木區，非法行動更危害到剩下的大部分地區。

本南人的世界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內便天翻地覆。在森林中長大的女人發現自己只能在伐木營地幫傭或賣淫。這些營地的碎石和泥沙混濁了河流，人們已經無法在此捕魚。從未得過文明世界疾病的孩童一住進政府安置營，便倒在麻疹和流感之下。本南人選擇反抗，用藤條路障封鎖伐木的道路。這是勇敢卻不切實際的作為，用吹箭筒對抗推土機，終究不敵馬來西亞政府的力量。

政府的立場很明確。總理馬哈蒂爾·穆罕默德（mahathir bin mohamad）提到：「我們的政策是最終把所有叢林居民都帶進主流。無助、餓得半死、為疾病所苦，可是一點也不浪漫。」當時的沙撈越住宅與公衛部長補充道：「我們不希望他們像動物那樣跑來跑去，無人能剝奪本南人同化融入馬來西亞社會的權利。」

這就是政府的核心立場：遊獵民族對這個民族國家來說是絆腳石。為了解放落後的本南族，政府必須讓他們從真實的自己中解放出來。像本南族這樣的原住民族阻礙了發展的道路，因此人們得以合理剝奪、摧毀他們的生活方式。於是他們的消逝被視為必然，因為不能指望這麼古老的民族可以在21世紀生存。

「我們有權阻止他們進入現代世界嗎？」惱火的馬來西亞原產業部部長林敬益問道，「讓他們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讓他們在紐約華爾道夫酒店住兩年，讓他們擁有凱迪拉克和冷氣，每天都吃上美味多汁的牛排。然後，等他們回來後，讓他們選擇究竟想要過得像紐約客，還是熱帶雨林里的原始本南人。」

事實上，1992年就真有一個本南族代表團到紐約旅行，雖然就我所知，他們並未住進華爾道夫。12月10日，烏魯（anderson mutang urud）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政府說，他們會帶給我們發展，但我們唯一看到的發展就是漫天塵埃的伐木道路和安置營。對我們來說，他們所謂的進步指的是飢餓、依賴、無助、文化的破壞，還有使我們的族人道德敗壞。政府說這是為我們創造工作，為什麼我們需要工作？我父親和祖父並不需要跟政府討工作，他們從來沒失業過，他們靠土地與森林維生，這是種好生活。我們從來沒有感到飢餓或窮困。這些伐木工作會隨着森林一起消失。未來10年內，所有工作都會不見，而已讓我們繁衍幾千年的森林也會跟着不見。」

在1960年，也就是我出生後7年，絕大多數的本南人仍以遊獵為生。當我在1998年回來做第三度拜訪時，可能有100個家族依舊完全住在森林裏。就在一年以前，我收到麥肯齊（ian mackenzie）的數據，他是加拿大的語言學家，投身於本南族語言的研究。麥肯齊證實，最後一批家族已然定居。這個世界上極其特殊的遊獵民族已連根失去生存環境。本南人的傳統家園中，西谷椰樹、藤蔓、棕櫚樹、藤本植物和果樹全被壓倒在林地上，犀鳥與雉雞一起竄逃，而當樹木持續倒下，一種道德上具啟發性、內在上具有正當性且輕輕鬆鬆便持續了數世紀的獨特生活方式，就這樣在一代人的時間中就瓦解了。

原文作者/韋德·戴維斯

摘編/張進

編輯/張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