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AI，我們更期待人類的回復；生活方式工業化與炎症性衰老相關？埃及祖先的新線索 | 一周論文新鮮讀

來自《自然》旗下期刊的新近發表，我們為您精選呈現。

1. 將ai回復標記為人類回復能增強同理心

2. 並非所有人群的衰老都與慢性炎症相關

3. 古dna揭示埃及祖先

4. 擬態是否成功取決於觀察者的視角

《自然-人類行為》發表的一項研究指出，人類傾向於拒絕來自人工智能（ai）對話機械人的情緒支持，除非這種同理心被誤標記為來自人類。 

生成式ai對話機械人，尤其是使用大語言模型（llm）的對話機械人，自廣泛面向公眾以來，受歡迎度日益上升，它們可以帶來社交互動的機會並給予情緒支持。此前研究顯示，llm驅動的工具能確定個人的情緒狀態，而且它們的回應也被看作具有同理心和共情能力。不過，之前並不清楚來自對話機械人的支持是否會和來自人類的支持具有相同效果。 

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的anat perry和同事發現，相比被認為來自人類的支持，ai生成的支持會被視為更缺乏同理心，除非那些ai生成的回復被標記為來自人類。作者開展了9項研究，給一共6282名受試者看了ai生成的回復，並告知他們有些回復是人類寫的，有的是ai對話機械人寫的。perry和共同作者觀察到，雖然受試者評價他們收到的回復富有同理心，但對他們以為交流對象是人類的回複評價更高。相比來自ai的即時回應，他們更願意等待更久他們以為來自人類的回復。作者還發現，相比標記為ai生成的回復，受試者以為的來自人類的回復能喚起更多的正面感受（慰藉、認可、幸福、被理解）和更少的負面感受（感到焦慮、生氣、痛苦或煩惱）。當受試者認為人類在構思回復時使用了ai協助，那他們對同理心、積極共鳴、正面情緒和支持的評分都更低。 

研究結果表明，ai對話機械人能提供的支持可能存在局限性。尤其是在期待同理心或情緒支持時，人們可能更看重來自人類的回復。不過，由於研究中的交流很簡短，今後應進一步研究ai工具在長期情緒支持交流中的使用和接受度。 

《自然-衰老》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生活方式工業化程度較輕的人群可能不會經歷炎症性衰老，炎症性衰老是一種與衰老相關的慢性低度炎症。研究結果基於的數據來自意大利和新加坡的兩個工業化人群，以及玻利維亞亞馬孫和馬來西亞半島的兩個原住民、非工業化人群。 

短期炎症對於治癒感染至關重要，但長期炎症暴露（炎症性衰老）已知會增加生物學衰老和出現年齡相關性疾病的風險。不過，之前並不確定炎症性衰老對所有人群的影響是否一致。 

加拿大舍布魯克大學的maximilien franck和同事分析了意大利和新加坡的兩個工業化隊列研究以及兩個非工業化隊列——玻利維亞亞馬孫的tsimane人群和馬來西亞半島的orang asli人群——的19個細胞因子（參與炎症的小蛋白）的數據集。在工業化隊列中，作者觀察到炎症隨年齡而增加的一個一致特徵，該特徵與慢性年齡相關性疾病有關，如卒中、心血管疾病和癌症。不過，在兩個非工業化隊列中，franck和共同作者並未發現炎症隨年齡而增加。慢性年齡相關性疾病在這些隊列中也極少存在，並且與炎症性衰老無關。 

研究結果表明，在研究衰老過程時考慮文化、環境和生活方式因素的重要性，挑戰了圍繞炎症性衰老的現有範式。進一步研究或探索特定環境條件會如何調結炎症性衰老及其對健康結局的影響，有望制定出更有針對性的策略，預防全球不同人群的年齡相關性疾病。

《自然》本周報道了從上埃及nuwayrat地區一個古王國墓葬中提取的一名古埃及個體的全基因組測序數據。這些分析數據可追溯至第三至第四王朝，揭示了與北非及中東地區（包括美索不達米亞）古人群的親緣關係，為早期埃及人的遺傳多樣性研究提供了新線索。 

古埃及的古王國時期（公元前2686-前2125年）在上下埃及統一以及早王朝時期（公元前3150-前2686年）之後，以極高的穩定性和創新性着稱，包括建造了首個階梯金字塔。儘管數十年的研究已經增進了我們對古埃及人的整體理解，但我們對他們的遺傳構成卻了解不多。迄今為止，只有三個古埃及個體的基因組得到了部分測序，而dna保存不佳一直是個挑戰。 

英國利物浦約翰摩爾大學和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adeline morez jacobs和同事分析的這個新測序基因組，屬於一名男性個體，其放射性碳測年為修正後公元前2855-前2570年左右，這一時期與早王朝末尾以及古王國時期起始相重疊。他被發現埋葬於nuwayrat的一個密封陶罐中，說明他的社會地位較高，活到了他那個時代的高齡，在44-64歲之間。在提取的7個dna樣本中，有兩個保存足夠完好，能用於測序，並與3233個現代個體和805個古代個體的數據庫進行對比分析。通過遺傳模擬，作者將這個nuwayrat遺體基因組的絕大部分追溯到北非新石器時代的祖先。此外，該基因組的約20%與東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相關，補充了這兩個地區有貿易往來和相互影響的現有考古學證據。 

這名個體可能無法代表當時的普遍人群，但研究發現推動了我們對古王國時期埃及人的理解。研究還揭示了可能有利於dna保存的埋葬條件，為今後的發現鋪平了道路。研究團隊呼籲進一步開展基因組測序，促進我們對埃及早期人群歷史的認識。 

《自然》的一項研究顯示，捕食者感知對於動物為避免被捕食而模仿有害生物的準確程度具有重要作用。實驗通過利用準確性不一的各種胡蜂的3d打印擬態，揭示了鳥能區分有害昆蟲與它們無害擬態之間的細微差別，而其他捕食者則更容易上當。 

貝氏擬態（batesian mimics）是指無害動物模仿危險或難吃的生物，來嚇退捕食者。比如，有些食蚜蠅物種（syrphidae）會模仿胡蜂（vespidae），但這種擬態的範圍從接近完美到幾乎不存在不等。目前尚不清楚的是，既然有抵禦捕食者的作用，擬態為何沒有演化至完美。一種假說認為，如果動物試圖同時模擬幾種有害生物，就能抵禦多種捕食者，從而得到更多保護。 

為測試這一理論，英國諾丁漢大學的christopher taylor和同事創建了3d打印的昆蟲——外表從非擬態的蠅類，到各類食蚜蠅和胡蜂。他們隨後測試了鳥和無脊椎捕食者在面對這些獵物時的反應。鳥分辨細微差異的能力出色，大部分選擇了能「安全食用」的3d打印獵物。不過，這種能力在分辨顏色和大小特性時比分辨圖案和身形特性時更強。與多種有害昆蟲有部分相似點的擬態，似乎並未因覆蓋額外的捕食者而受到額外保護。一些無脊椎捕食者（如蟹蛛、跳蛛和螳螂）似乎難以區分這些不同的昆蟲，作者認為，這或許解釋了為何有些不準確的擬態仍會一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