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於繼增
他在長征中指揮部隊,冒死掩護中央紅軍搶渡金沙江;他創造性地貫徹民族政策,僅五十天就接管了匪患猖獗的雲南;他巧妙利用蘇聯「翻臉」的時間差,獲取了研製原子能的寶貴資料;他滿懷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平反了包括小說《劉志丹》等在內的大量冤案。
他就是被毛澤東稱讚為「文也來得,武也來得」的開國上將宋任窮。
乞討賣藝,歷經磨難找紅軍
宋任窮原名宋韻琴,1909年7月出生於湖南瀏陽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受家鄉老師夏明翰啟蒙教育,參加農民運動,並於1926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而後參加瀏陽工農義勇軍,任第四團第二中隊黨代表,從此開始軍旅生涯。
瀏陽工農義勇軍受命參加南昌起義。宋任窮隨部隊走到半路,因南昌起義提前,部隊就留下待命。組織上派宋任窮去請示江西省委負責人,下一步這支隊伍怎麼辦。宋任窮躲過盤查,經過一個多月的跋涉,終於聯繫上了組織。當時江西省委書記汪澤楷建議部隊最好南下。他用藥水密寫了一封信,讓宋任窮設法交給毛澤東,並告訴他,「寧岡縣有我縣黨代表,有幾十支槍,其他的事,信上都寫了。」
宋任窮將南下指示傳達給部隊,又輾轉找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從密信中了解到井岡山的實際情況,認為秋收起義受挫後,應在那裡建立革命根據地,發展和壯大革命武裝。於是決定轉移井岡山。宋任窮冒着生命危險帶給毛澤東的這封信,對於進軍井岡山起到關鍵作用。宋任窮也跟隨毛澤東上了井岡山。1928年2月,宋任窮被調至農民武裝袁文才、王佐部四連當黨代表,毛澤東特別叮囑:「給山大王當黨代表,當連排長,不要想不通,這是革命的需要。」宋任窮經過艱苦細緻的工作,逐漸改變了這支部隊原來的綠林習氣。
上將岡山後,宋任窮參加了攻打遂川的戰鬥。他所在的三營營長(後為軍長)伍中豪是位儒將,遂川戰鬥勝利後,伍中豪邊喝酒邊念着:「宋韻琴,宋韻琴,這個名字不好聽,像個女人的名字,不如改了吧。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我改一個字,天降大任於窮人,你乾脆就叫宋任窮吧!」從此,宋韻琴改名為宋任窮。
◆宋任窮
1928年冬,敵人開始重兵「圍剿」井岡山根據地。留在山上的彭德懷、滕代遠決定撤離,將湘南籍戰士臨時組成一個特務連,作為後衛,並指定由宋任窮負責。下山時,特務連被打散了。宋任窮身無分文,只得乞討着尋找部隊。兩年中,宋任窮受盡磨難,但他堅定一個信念:一定要找到紅軍,找到黨!走到萬載附近,宋任窮碰到兩個玩蛇的人。為了活命,混口飯吃,就拜了這兩個玩蛇人為師。那裡滿坡滿嶺都有蛇,當地蛇丐用一個布袋兜着蛇,沿門賣藝,乞討為生。宋任窮也兜了一條蛇,經過師傅訓練,居然解決了他的「肚子問題」。一個月後,宋任窮辭別師傅,帶着這條救命的蛇繼續尋找紅軍。一路上,幸虧有這條蛇作掩護,幫他順利地通過了敵人的一次次盤查。
漫無目標的尋找總不是辦法,宋任窮決定先回家去。但此時瀏陽也是風聲鶴唳,為避免被反動派抓獲,宋任窮趁着黑夜離家去了武漢。他打聽到廣東一帶有共產黨在活動,便想去廣東找組織,結果因軍閥混戰過不去。宋任窮折回湘南時,正好國民黨的一個部隊在招兵,宋任窮靈機一動:何不先參加他們的部隊?這樣不僅可以趁他們和紅軍交火時找到部隊,而且還管飯吃,又不會被敵人抓走!於是,他改名宋固,在醴陵縣報名參加了唐雲山的國民黨軍獨立第十五旅,成了國民黨的一個士兵。1930年2月24日,唐雲山進攻江西新淦(今新干縣)蘇區,敵軍被我打散。乘亂時,宋任窮對十多個殘兵說:「我在紅軍有熟人,你們跟着我,保證生命安全。」於是把這十幾個人帶下火線。正巧,接受他們投降的是原紅四軍三十一團。宋任窮終於見到了自己的老戰友,他像一個走失的孩子突然見到親人一樣,眼淚直流。經審查,宋任窮很快恢復了黨籍,並安排他為大隊政委。
◆1937年春,在甘肅鎮原縣合影。前排左起:唐天際、劉伯承、李達。後排右一為宋任窮。
對於宋任窮的這段歷史,毛澤東也是了解的,曾經風趣地說過:「諸葛亮草船借了曹操十萬支箭,你借用國民黨的軍裝找到了紅軍,宋任窮同志,真是厲害喲!」1960年,毛澤東要宋任窮去東北局擔任第一書記,宋感到恢復這個全國重工業基地有困難,毛澤東鼓勵他說:「難道比你當年耍蛇還難嗎?」
長征前夕,中革軍委決定將4所紅軍幹部學校合併組成紅軍幹部團,陳賡為團長,宋任窮為政治委員。四渡赤水後,國民黨想把紅軍消滅在金沙江畔。為甩開緊追不捨的70個團的敵人,必須渡江北上。當時陰雨連綿,毛澤東對陳賡和宋任窮說:「這幾天雨下得不好啊,河水上漲,怕要影響我們渡江哩!」為了搶在敵人之前到達渡口,毛澤東、周恩來命令幹部團奔襲160里佔領渡口。在動員會上,宋任窮說:「這一仗至關重要,關係到紅軍的安危,我們一定要按照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戰略意圖,堅決完成任務!」宋任窮率先遣營和後梯隊出發,他們偽裝成國民黨兵,爬山越嶺急行軍,直撲皎平渡。他們俘獲兩隻木船,一上岸,就以凌厲攻勢拿下敵人的哨兵。接着,向右打正規軍,向左打保安隊。因為紅軍行動神速,敵人還沒反應過來即被消滅。
為了掩護全軍渡江,先遣司令劉伯承命令幹部團攻下戰略要地通安州。陳賡率兩個營為先導,宋任窮率一個營跟進,向通安州強行軍。從江邊到通安州,只有一條盤旋在懸崖峭壁上的羊腸小道,有些路段僅容一人通過,敵人從山頭上向紅軍射擊,並推石頭往下砸,不斷有紅軍戰士犧牲。能征善戰的幹部團拚死血戰,打垮了敵人一個旅,佔領了通安州要地。接下來的七天七夜中,近三萬人的中央紅軍,依靠幹部團的掩護和他們找到的七條木船渡過了金沙江。當國民黨重兵趕到渡口時,看到的只有紅軍留下的一隻爛草鞋。此役為中央紅軍安全渡江提供了有力保障,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中革軍委對幹部團予以通令嘉獎。
主政雲南,團結、剿匪兩不誤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點將宋任窮出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兼雲南軍區政委。當時,毛澤東曾對其他中央領導同志說:「我這位湖南老鄉本事大,文也來得,武也來得,此去雲南,必有一番建樹。」
當時,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第二野戰軍揮師南下,追擊殘敵。鄧小平在研究這支南下幹部隊伍名稱時說:「叫西南服務團好,叫服務團更能體現和符合為西南人民服務的宗旨。」確定由宋任窮兼任西南服務團總團部主任。宋任窮在南京對幹部學員進行集訓後,於1949年10月1日率西南服務團雲南支隊和警衛部隊1000多人,踏上了去雲南的千里征程。
◆1949年12月,宋任窮與陳賡率第四兵團入昆明受到雲南人民歡迎。右為陳賡,左為宋任窮。
途中,宋任窮聽到了一個好消息:國民黨雲南省主席盧漢在昆明率部起義。宋任窮連夜召開幹部大會,動員加快行軍速度。在龍安與陳賡率領的第四兵團會合後,宋任窮召開雲南省委第一次全會,部署入滇事宜,確定了最初一個時期的中心工作是搞好統一戰線,特別要注意團結改造好盧漢及其部屬。這天早上,盧漢身着草綠色軍用夾克,帶領所屬文武官員和滇桂黔邊縱領導人,到昆明東郊菊花村歡迎宋任窮、陳賡、周保中諸將軍。12月20日,昆明各界10餘萬群眾舉行歡迎四兵團入城大會。宋任窮髮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雲南的解放是由於中國共產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人民解放軍在全國範圍的偉大勝利,雲南人民和中共雲南地方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武裝的長期奮鬥,盧漢將軍及其部屬的起義,才有今天這樣的勝利。我們已經勝利了,但是我們今天的勝利,僅僅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保衛好祖國的西南邊疆,保衛好人民的革命勝利果實。」宋任窮的講話贏得一陣暴風雨般的掌聲。
雲南和平解放,減少了因戰爭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災難,但也出現了共產黨與舊軍政人員的團結等問題。中央對此十分重視,特地指示宋任窮:在雲南解決一切問題,均應和盧漢商量,對盧漢部屬的教育改造要不惜功夫,做到仁至義盡。本着「團結第一,工作第二」的原則,宋任窮親自起草了《進入雲南接管工作綱要》,強調了4個問題,其中包括對盧漢的團結改造。盧漢是雲南彝族人,起義前為國民黨雲南省主席、陸軍二級上將,他對新政權的態度如何,將直接關係到雲南的穩定。但由於部分幹部對盧漢的成見很深,個別戰士與盧漢部官兵的摩擦也時有發生。宋任窮多次對他們講明政策和大局,進行耐心的說服教育,化解了積蓄已久的怨結。
◆1949年12月20日,第四兵團入城式後,宋任窮(左一)和陳賡(左二)會見盧漢。
宋任窮嚴格遵照中央的指示,對盧漢充分尊重,事事協商,待之以禮,相見以誠,並親自登門拜訪,申明團結大義,不計個人恩怨,消除了盧漢的思想顧慮,情緒比較穩定。盧漢1950年3月初電其在港的夫人稱:他在昆明一切均好,決定暫留昆明。經與盧漢本人協商並獲中央批准,由盧漢出任雲南省軍政委員會主席,宋任窮和周保中任副主席,盧漢屬下的一部分軍政要員安排為委員,每周開兩次會,共商雲南軍政大事。對於雲南一批頭面人物,如在北洋軍閥時期當過內閣總理的李根源等,宋任窮都一一拜訪,向他們宣傳人民政府的政策,希望他們合作。
在接管過程中,最困難的是財政。為此,宋任窮親任財經委員會主任,並提出「兩個人的飯三個人吃」的緊縮方針。他在百忙中召開各界婦女代表會、農民代表會、工商界代表座談會等,動員人民群眾努力開展生產,積極繳糧交稅,共同渡過難關。僅用了50多天時間,接管雲南就大功告成。
雲南是一個偏遠的省份,我國56個民族中,雲南就有26個少數民族。而且貧窮落後,刀耕火種。宋任窮根據云南的實際情況,提出不能沿用漢族地區的土改政策,即先不搞土改,而是把先進的農業技術傳進去,改變落後的耕作方法,幫助他們發展農業生產。少數民族地區瘴氣流行,疾病和災害頻發,產生了一些不良習俗。有的少數民族每年要殺一個人,拿人頭來祭祀,以保風調雨順。宋任窮就派人做工作,最後說服他們拿牛頭代替了人頭。在尊重習俗的同時,又派出大批醫療隊調查疫情,挨家治病,很快密切了和各民族的關係。
宋任窮髮現,雲南大多數宗教界人士是愛國的,但也有少數壞分子蠢蠢欲動。因此,他堅決貫徹黨的宗教政策,尊重信教自由,對宗教界上層採取盡量爭取的方針。景頗族有個頭人拉山,受反動勢力「共產黨禁止信教」等謠言的蠱惑,打算離開雲南到緬甸去。宋任窮聞訊後,親自登門見拉山,向他宣傳我黨的宗教政策,勸他不要離開雲南。但他仍堅持要走,宋任窮對他說:「信教自由,來去自由,你什麼時候回來,我們都是歡迎的。」
◆(左起)陳賡、宋任窮、周保中等1950年於雲南合影。
拉山走了以後,宋任窮多次召開會議,研究落實宗教政策,規定不沒收回民阿訇中地主的土地和房屋,保護緬寺、喇嘛寺、長老、佛爺的寺產,對天主教、耶穌教開展「三自愛國」教育。這些做法對穩定宗教上層人士和信教群眾起了積極的作用。過了不久,出走緬甸的頭人拉山消除了疑慮,又放心地回來了,並拜見宋任窮。此事在宗教界引起強烈反響,反動勢力的謠言不攻自破。
雲南匪患十分猖獗,嚴重威脅着新生的人民政權。1950年5月宋任窮主持制定雲南省委《關於爭取群眾,堅決鎮壓土匪惡霸叛亂的指示》,確定了剿匪的基本策略和方法。宋任窮與軍區司令員陳賡一起召開了第一次剿匪工作會議,大規模的清剿隨即在雲南全省展開。部隊在深山密林里消滅了一股股企圖頑抗的土匪,繳獲了大批武器和電台。經過軍民近三年的艱苦戰鬥,取得了剿匪鬥爭的徹底勝利。
宋任窮在雲南的日子裏,不負中央的重託和人民的期望,盡顯其軍政工作的領導才能,為建設一個安定團結的新雲南立下歷史性的汗馬功勞。1952年7月,宋任窮離開雲南赴重慶,調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書記(書記鄧小平)、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
毛遂自薦,魂牽夢繞原子彈
1955年9月,宋任窮被授予上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幹部部第一副部長,隨後當選為第八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當時,為打破帝國主義的核威脅,黨中央已作出創建中國原子能事業和研製原子彈的決策。
◆宋任窮(左一)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軍銜。
周恩來在一次會後見到宋任窮,對他說:「要從軍隊里調個中央委員,以加強地質戰線。」宋任窮很希望自己能夠投身於祖國的經濟建設,親手為社會主義大廈添磚加瓦。兩天後,他再次見到周恩來,毛遂自薦地說:「就把我調出來吧。」並說明請求調動的原因,「我對穿那一身上將制服不習慣。」周恩來聽了,高興地說:「你能來,當然是再好不過了。但是,你能出來嗎?你那一攤子誰來接?」宋說:「部里還有人。」周恩來說:「那好,但要請示主席。」不久,周恩來告訴宋任窮:「主席有新的考慮,要成立原子能委員會。」1956年11月,中央決定成立專門負責研製原子彈的第三機械工業部,任命宋任窮為部長。能夠肩負如此重擔,宋任窮感到無尚光榮,同時也感到責任重大。
當時,中國原子能事業一窮二白,一切從零開始。宋任窮上任伊始,主要抓三件事:隊伍組建、地質找礦和科研基地建設。
搞原子彈不比打仗,要靠科學,需要大批的科技人才。為此,宋任窮登門拜訪了中科院黨組書記兼副院長張勁夫,張勁夫爽快答應將原子能研究所全部交給三機部,並說「鄧稼先從美國留學回來,是個能挑重擔的人才,也交給你。」在宋任窮的籌劃與協調下,很快組織了一支包括鄧稼先、錢三強、李四光等頂級科學家在內的科研隊伍,地質部、冶金部、建工部、煤炭部等都將相關設計部門及施工單位劃撥給三機部,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原子能科技工業體系。
1957年7月,以聶榮臻、宋任窮、陳賡為正副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與蘇聯進行核技術援助談判。回來後,毛澤東專門聽取宋任窮的彙報,併當着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的面對宋說:「原子彈能不能爆炸,就看你的了!」
隨即在青海高原、玉門戈壁、大青山下、黃河之濱擺開了中國核工業建設的主戰場。鈾是製造原子彈的主要原料,因此,宋任窮把找到鈾礦當成頭等大事來抓。哪裡發現鈾礦,他的身影就出現在哪裡。睡木板床,同大家吃一樣的飯菜,還親自拿着伽碼儀測量礦點。宋任窮曾回憶說:「當時,我年紀還不大,不到五十歲,不論冬夏,都與幹部、工人一起住帳篷,同吃同住,並且向他們學習地質找礦知識。地質找礦工作條件十分艱苦,經常出沒於深山密林,爬山涉水,風餐露宿;但是廣大地質科技人員和工人,知道自己是為建立和發展祖國原子能事業找礦,一種歷史使命感、責任感和光榮感,激勵大家以苦為樂,以難為榮,奮不顧身,忘我工作。結果很快打開了工作局面……1958年正式向國家提供了第一批鈾礦工業儲量。」
◆1959年,(左起)聶榮臻、萬毅、李強、宋任窮於莫斯科留影。
1959年6月,蘇共中央圖謀撕毀協議,中止對中國的援助。利用這段短暫的時間差,宋任窮採取了兩個緊急行動:一是搶建濃縮鈾廠主工藝廠房,緊逼蘇方履行合同,交付設備;二是組織科技人員同蘇聯專家對口學習,千方百計把技術學到手,把資料弄到手。與此同時,宋任窮布置抓緊自己的研究工作。一天,宋任窮去核武器研究所,看到大家勁頭很大,就鼓勵說:「人家預言我們搞不成,我們一定要爭口氣。你們都是搞流體力學和空氣動力學的,你們的任務就是要把這口氣變成動力,把我們的事業搞成功。」正是有了這些應變的措施,我國原子能事業才沒有造成混亂和停頓。
1960年7月,蘇聯翻臉撤走在華全部專家,停止供應一切技術設備和資料。宋任窮以政治家的敏銳指示抓緊做工作,利用請專家吃飯、開會歡送、私人接觸等機會,大講中蘇兩國人民友誼和交情。這些做法立竿見影,不少與中國科技人員有交往的專家,臨走前以各種方式把有關的技術資料留了下來。有的在銷毀資料時,卻把碎片有意留在了地上。從這些碎片中,中國技術人員得到了許多寶貴的信息,對繼續進行未完工的工程有很大幫助。當然,蘇聯專家中也有不友好的,他們不但不留資料,並且還說:「這是對你們的毀滅性打擊,你們只能守着一堆廢銅爛鐵。」「從此你們將處於技術真空狀態,中國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
針對此,宋任窮髮誓說:就是不依靠你們這些老大哥,我們也要自力更生拿下原子彈!可是,當時東北重工業亟待恢復,宋任窮只得執行中央決定,出任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實在捨不得離開,對於中國的原子能事業,他有着極強的榮譽感與使命感。而且他感覺,「在這樣的時刻離去,就像在激戰猶酣的關頭,被命令撤出戰鬥一樣」。於是宋任窮去找賀龍、聶榮臻、羅榮桓、鄧小平,談自己的想法。鄧小平則說:「這件事不要再提了,毛主席已經定了,準備去吧。」
◆1961年,宋任窮在瀋陽北陵公社柳條湖大隊參加春耕勞動。
在宋任窮的推薦下,劉傑繼任二機部(由三機部改)部長。
1960年9月,宋任窮帶着幾分眷戀和惆悵,告別了令他魂牽夢繞的原子能事業。臨行前,劉傑要為之餞行。宋任窮說:「飯就免了,但有一個要求,你無論如何要答應,那就是,一有原子彈試驗的消息,一定要及時告訴我。」
1964年10月16日,那個期盼已久的時刻終於到來了:宋任窮突然接到劉傑打來的電話,告之下午3點鐘爆炸。那一天,宋任窮一直都在守候。中國原子彈爆炸成功,在全世界引起極大的震動,全國人民和海外炎黃子孫無不為之歡欣鼓舞。宋任窮曾主持其起步階段的工作,飽嘗酸甜苦辣,更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他說:「我在二機部工作過四年多,曾經為此費過一些心思,作過一些努力,當然也感到特別高興和欣慰。」
感同身受,大力平反冤假錯案
在宋任窮的革命生涯中,值得驕傲的事情很多,但尤其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在他的晚年曾親手平反了大批冤假錯案,使遭受迫害的幹部重見天日,並走上工作崗位。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後,中央決定宋任窮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此前,胡耀邦曾與宋任窮談話說:「中央決定調我任中央秘書長、宣傳部部長,由你接替我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宋任窮感到很突然,當時他正在七機部部長、黨組書記任上。胡耀邦快人快語:「不要猶豫了,中央已經決定,你就趕快來吧。」
在中組部歡迎會上,宋任窮說:「我今年已經70歲了,三國時期有個老黃忠,我恐怕連黃忠還不如。我這個人能力不那麼強,魄力不那麼大,四平八穩,有時有點優柔寡斷。但是有個辦法可以彌補我的不足,那就是加強集體領導,充分發揮集體的作用。我一定不偷懶,依靠大家的力量共同把工作搞好。」
宋任窮一上任,就把進一步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作為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一項首要和緊迫任務。宋任窮認為,必須堅持「有錯必糾」,按照「全錯的全平,部分錯的部分平,不錯的不平」的原則,平反一切冤假錯案。他反覆強調,平反冤假錯案要做到善始善終,要對每個同志的政治生命負責。不能只看到面上的問題已經解決了百分之八、九十,只要還有一個錯案沒有得到糾正,那麼,就這個同志來說,就是百分百的沒有解決。要一個案件一個案件,一個人一個人地扎紮實實地搞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1982年,宋任窮與鄧穎超(中)、陸定一(右)在一起。
然而要在短時間內將積累甚多、情況複雜的案件一一澄清,絕非易事。宋任窮請示中央批准後,迅速採取了幾項措施。首先是把在幹校的同志全部接回北京,這其中就有彭真、張潔清夫婦、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等。其次把仍被關押的同志解脫出來,先分配工作,後作複查結論。再就是責成被審查人原單位進行複查,然後送中組部審理的辦法。這樣,大大加快了複查平反工作的進度。僅一年多時間,中央組織部直接作出結論並報中央批准的就達445人,其中包括彭真、陸定一、陶鑄、劉瀾濤、習仲勛、安子文、胡喬木、林楓、譚震林、李立三、王任重等一大批高級領導幹部。
在宋任窮接手的歷史老案中,有一些是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大案要案。例如1962年在北戴河會議上,康生提出小說《劉志丹》是為高崗翻案,而支持過這部小說寫作的習仲勛等被污衊為「反黨分子」,株連者達數千人。對這樣一個拖了十幾年,在「文革」中又由中央專案組審查的大案,複查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宋任窮組織專門隊伍,多方取證,硬是在較短時間內寫出了關於為小說《劉志丹》平反的報告。報告指出,《劉志丹》不是反黨小說,而是一部比較好地歌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描寫革命鬥爭史的作品。習仲勛同志關心這部小說的創作,對如何改好這部小說發表過意見,是完全正當的,根本談不上什麼反黨活動。「所謂利用寫《劉志丹》小說進行反黨活動一案,是康生製造的一起大錯案。」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中組部的審查報告,終於解決了這個久拖未決的難題。
類似《劉志丹》這樣以往政治運動中的錯案和其他一些重大歷史遺留問題,不斷地被提了出來。宋任窮的態度非常明確,他說:「解決好這些問題,既是我們黨實事求是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深入發展的必然要求,也與平反『文革』中許多冤假錯案有直接聯繫。這些問題不解決,人心就不齊,氣也不順,必然影響全黨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宋任窮強調要本着實事求是的原則,嚴格掌握政策。他指出:「凡是搞錯的案子,該複查的還是要複查。重要案件完全搞錯了的,把人家錯開除了黨籍,錯開除了公職,把內部問題錯當成敵人處理的,個別案件個別解決。」
宋任窮日夜操勞,接待聽取許多受迫害幹部的申訴和群眾關於落實幹部政策的意見、建議,親自主持研究重大冤假錯案的平反和複查結論,多次到北京醫院看望和安慰等待平反的老幹部,安排好乾部的住房、醫療、家屬等生活問題。宋任窮主持制定了數十個文件,為平反冤假錯案提供了政策武器。他依靠全黨的力量,堅決貫徹中央指示精神,僅用了三年多時間,就基本完成在全國平反冤假錯案的任務。一大批久經考驗的老幹部重新走上領導崗位,有專業才能的知識分子得到使用,從組織上保證了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宋任窮為完成這一歷史使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85年6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宋任窮,積極響應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號召,與王震聯名向黨中央提出申請退出第一線。他回顧歷史,辛勤筆耕,寫成60萬字的《宋任窮回憶錄》。2005年1月8日,我黨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領導人宋任窮同志在北京逝世,走完96年波瀾壯闊的人生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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