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後來者，我們很難理解數十年前發生在我們國土之上抗日戰爭的殘酷性，在那一個「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的年代，作為職業軍人更是義無反顧地扛起來了保家衛國的重任，十四年抗戰當中，我黨有無數仁人志士為之犧牲生命，而其中級別和職務最高的正是時任八路軍副總參謀長的左權將軍。
1942年，在時任侵華日軍華北總司令岡村寧次的提議之下，日軍對於我根據地實行了瘋狂的「鐵壁合圍」戰略，我八路軍總部迫不得已進行了戰略性轉移，而就在轉移途中時任八路軍副總參謀長的左權因掩護其他同志而壯烈犧牲，其犧牲的遼縣也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改名為左權縣以紀念這位抗戰英雄。
左權同志犧牲之後除了他的遺孀之外只留下了一個女兒左太北。作為烈士的後代，左太北從小就繼承了父親的遺志，在讀書方面極為刻苦，1960年左太北更是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當時中國的最高學府之一哈軍工，然而就在左太北尚未入學之時，她卻收到了來自學校政審不合格的通知。按理說作為烈士後代，根正苗紅的左太北本不該有政治背景上的問題，那麼其中的來龍去脈又是如何的呢？
這一切要從左權將軍的傳奇一生來講起。1905年左權出生在一個湖南的一個普通人家，按理說他本該度過平靜的一生，然而晚清的黑暗使得普通人無法獨善其身，年幼的他便見識到了社會的黑暗和滿目瘡痍。幸運的是雖然家庭條件一般，但左權的父母卻肯於在讀書學習上為他傾注心血，在8歲的時候家人便省吃儉用送左權進入私塾讀書，希望藉助學問改變命運。左權也靠着自己的勤奮和刻苦在17歲的時候考上了縣立中學，彼時的湖南鄉下還是一種遍地文盲的狀況，中學畢業的左權算得上是當時鄉下少見的知識分子，他也樂於用自己的知識幫助窮苦的群眾。
在縣裡上學的左權除了書本上的知識以外更是在時刻思考着個人和國家的命運，當時還是中學生的左權和同學組織了一個名為「社會問題研究社」的組織，試圖以自己微薄的能力推動社會的改良和進步。在這個過程當中左權也認識到亂世當中想要實現國家的自強，必須要有一支鐵軍作為依靠。
在這個目標的指引下，1924年當時還不到19歲的左權便一個人來到廣州報考當時剛剛成立不久的黃埔軍校。作為國父中山先生一手創辦軍校，黃埔無論是在教學宗旨還是學員制度上都和舊式軍校有着顯著的區別，這裡除了教授學員軍事技能和理論外，更是培養他們成為信仰堅定的軍人。得益於多年以來的文化水平，左權一路通過了黃埔軍校招生的初試和複試等關卡，正式成為了其中一員。
回顧歷史，黃埔軍校第一期可謂是人才濟濟將星雲集，而在左權的同班同學當中便有着諸多日後成為威名赫赫的將帥，而對左權影響最為深刻的則莫過於未來的開國大將陳賡。作為湖南老鄉，兩人之間有種天然的親近感，和左權相比，陳賡入學前有着更加豐富的履歷，在黃埔期間是大名鼎鼎的「黃埔三傑」之一，且還陳賡是我黨在黃埔的骨幹人物，敏銳的陳賡很快就注意到了左權這個同級老鄉。在他看來左權雖然平素低調做人，但在平時成績和各項技能考核當中始終名列前茅，在私下裡關於時局的討論上也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見，加之其有着一腔報國熱情，無疑是我黨所需要的青年才俊。在之後一段時間內陳賡也旁敲側擊地代表黨支部向左權表達了接收其成為組織一員的意願，在1925年初，左權正式成為了我黨的正式黨員，他的入黨介紹人正是陳賡。
左權經歷的第一場戰役是討伐反動軍閥陳炯明的東征之戰。雖然在此之前他僅有軍事理論的學習，然而真正上了戰場的左權並沒有絲毫的膽怯和畏懼，身為軍官的他多次指揮隊伍打退了陳炯明部隊的進攻，為東征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左權在此戰中的表現引起了黃埔校長蔣介石的興趣，他在隨後多次表現出吸納左權為心腹將領的意願，然而由於政治路線的不同，他對於蔣介石的盛情也始終態度冷淡。
1925年組織決定派遣黨內一批優秀骨幹前往蘇聯莫斯科學習深造，左權正是其中之一，兩年後左權更是憑藉優秀的表現進入了伏龍芝軍事學院。面對這一機遇，左權也如饑似渴地吸收世界的先進軍事理論知識，在每學年的評比當中取得了全優成績，他的勤奮和成績在得到了蘇聯教官一致稱讚 的同時也改變了他們對於黃種人的固有印象。
1930年夏天，在結束了蘇聯的學業之後左權回國來到上海，接收到了來自黨組織的新任務。左權留學期間國內局勢也發生了堪稱翻天覆地的變化，曾經拉攏左權的校長蔣介石為了一己私利不惜在國內開展「清黨」運動，大肆屠殺組織的同志，作為反擊我黨也在1927年8月進行了南昌起義打響武裝反抗反動派的第一槍。左權回國的時候國內反圍剿正在轟轟烈烈地進行當中，他也被黨組織委以重任成為了紅12軍的軍長。
在擔任紅12軍軍長初期，左權受到了一些來自部隊內部的質疑，原來作為一支新組建部隊，紅12軍指揮官大都來自於基層、其中很少有人受過完整的軍校教育，對於左權這位喝過洋墨水的「空降首長」不免對其實際工作能力有所質疑乃至於不服氣，認為他只是一個空談多而實戰經驗少的「秀才」。左權對於大家的情緒心知肚明，但他並沒有在言語上進行糾結而是決心用實際行動改變別人對他的看法。日常工作當中左權充分展現了自己謙虛和大度的一面，拉近了自己和基層官兵的關係，在作戰方面他將豐富的理論知識和實際情況相結合，指揮了不少的精彩戰役，很快全軍上下就對這位軍長的能力和人品心服口服。
1932年左權卸任紅12軍軍長而來到紅軍學校擔任校長，負責軍事理論教學。雖然這一工作調動在許多人看來是「明升暗降」，讓左權失去了指揮大權，但左權本人卻對此表示了理解，作為全軍軍事理論的頂尖人才，左權也自然樂於在這一教育崗位上作出最大的貢獻。在擔任紅軍學校校長期間，左權改變了過去對於軍事理論不重視的局面，親自編撰教材並為學員授課，讓文化程度不高的紅軍指戰員們了解到了世界先進的理論知識，可謂是對於當時我軍軍官能力的一次優化，可以說左權的這些舉措大大提升了當時紅軍指揮系統的科學化和理論化。
1934年10月，由於博古李德的錯誤路線，紅軍正在第五次反圍剿戰役失敗從而被迫進行長征這一戰略轉移。面對蔣介石以及其他各處地方勢力的圍追堵截。面對這樣的困境，左權沒有消極應對而是將自己的軍事才華髮揮到了極致，在湘江戰役、四渡赤水和強渡大渡河等戰鬥當中，左權都是一線部隊的運籌帷幄者。縱使紅軍的武器裝備和兵力總數都不佔優勢，在他避實就虛的用兵策略下，紅軍往往能夠在局部佔據優勢對反動派進行精準打擊，蔣介石看到昔日弟子給自己帶來沉重一擊也是感到無可奈何。1935年10月左權隨紅軍主力部隊完成長征來到陝北根據地。
1937年七七事變的爆發成為了中國近代史的又一重大事件，亡國成為了懸在每一個中國人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這也讓過去十年始終水火不容的國共兩黨攜起手來共御外侮，之前的紅軍也接受了統一改編成為了八路軍和新四軍，名義上歸國府統一指揮。左權在這次的改編當中被任命為八路軍的副參謀長，隨八路軍總部一起開赴華北的抗日主戰場山西。
從當時的戰鬥序列看來，左權的副參謀長一直是一個分量和話語權都不算重要的謀劃人員，然而事實上左權在八路軍當中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當時八路軍的序列里朱德為集團軍總司令而葉劍英是總參謀長，但隨着抗戰的進行這兩人則分別回到了延安進行全局統籌和前往重慶進行斡旋和統戰。這也就使得當時的八路軍里實際上行使司令員和總參謀長權力的是彭德懷和左權兩位副職人員，彭德懷和左權兩個性格迥異的人共同構建起來了八路軍的中樞大腦。
抗戰當中和日軍對比八路軍的裝備和火力都遠遠落後於對方，所以我們必須要在戰術上下更大的功夫。針對這種現狀，左權不僅將游擊戰這一老傳統發揚光大更是結合當時山西的實際地形地貌發展出來了地道戰和麻雀戰等靈活多變的戰法，由於八路軍在老百姓當中有着深厚的群眾基礎，加之各種靈活的戰術使得華北日軍遭到了沉重的打擊。
時任侵華日軍華北總指揮的岡村寧次是一個老謀深算的陸軍軍官，面對這種局面他一手策划了殘酷的「鐵壁合圍」，旨在消滅八路軍在華北的有生力量。所謂的鐵壁合圍便是通過重兵、碉堡和鐵絲網將我方的根據地切割成塊狀，由於沒有了根據地的支援，我軍往往會陷入各自為戰的狀態，無法正面抵禦日軍的小範圍絞殺，自1942年敵軍實行鐵壁合圍以來我華北抗日軍民傷亡慘重。
1942年，迫於日軍大部隊壓境，位於晉東南地區的八路軍總部無奈轉移，副總指揮彭德懷和副參謀長左權等人也在其中，然而由於總部包含着大量的非戰鬥文職人員，所以他們的轉移速度一直緩慢。1942年5月25日，緩緩轉移的八路軍總部人員被日本的陸軍航空部隊所發現，隨後對其進行了猛烈的掃射和轟炸，在這個過程當中一發炮彈向正在高處指揮撤離的左權，一陣硝煙過後37歲的左權壯烈犧牲。在建國之後為了紀念左權這位犧牲在抗日戰爭當中我軍最高級別的將領，國家也將他犧牲的遼縣改名為左權縣。
左權將軍犧牲之時，在他的家庭當中只有妻子以及年幼的女兒左太北。作為烈士之後，左太北從小以父親為榜樣在學習和生活當中嚴格要求自己。1960年左太北在高考當中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在填報志願的時候，她沒有選擇清華北大等名校，而是選擇了遠在東北的哈軍工，受到父親的影響，左太北決心為祖國國防事業做出貢獻。從成績來看，左太北完全可以考得上哈軍工，然而在這年暑假的某一天左太北沒有等來哈軍工的錄取通知，卻等來了學習對其政審不通過的結論，作為烈士的後人，左太北為什麼會得到政審不合格的結論？
原來校方在對新生進行審查的時候，校方審查人員發現左太北的二伯、也就是左權的兄弟曾經效力過蔣介石的部隊，建國後他也隨國軍敗兵逃到了台灣，有着這層關係，左太北自然無法順利通過審查。
眼見哈軍工之夢便要落空，左太北無奈之下找到了父親昔年的好友陳賡。建國後的陳賡不僅被授予了大將軍銜，他此時的身份更是哈軍工的校長，在得知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後愛開玩笑的陳賡笑着對左太北說道：「你多填了一個社會關係」。隨即陳賡同學校政治處說明情況並將撤回之前政審不合格的結論，在陳賡大將的幫助之下左太北終於進入了夢寐以求的哈軍工，在隨後的數十年當中左太北也為國家的軍工建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