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最受歡迎的烏克蘭難民,可能就是那些學齡的小朋友們了。
承接蘇聯體系的烏克蘭數理化教育,比歐洲高了不止一個層次。
結果,烏克蘭難民兒童剛被安排進入當地學校沒多久,就開始幫歐洲同學做題了。
而針對成年人的世界,國際上也流行這麼一種說法——世界上最好的大學,應該是「美國的學校,中國的學生,蘇聯/俄羅斯的教授」。
至今,相比蘇聯時代,俄羅斯的很多方面都弱了不少,但數理化教育領域,卻仍舊是個非常強大的存在。
比如,2014年國際數學家大會受邀的美國數學家中,近乎一半的數學家,都跟俄羅斯和前蘇聯地區有關。
俄羅斯的高等學府和研究所,論知名度可能不及某些西方院校(這個原因很複雜),但實際的科研學術能力,確實相當厲害的。
而且,咱們中國的許多著名高校,特別是那些行業類高校,幾乎都能在如今的俄羅斯找到對應的學校。
相比之下,西方則幾乎沒有這種的行業類院校。
例如,
北京印刷學院—莫斯科國立印刷大學;
北京體育大學—莫斯科國立體育學院;
北京化工大學—門捷列夫化工大學;
中國礦業大學—聖彼得堡國立礦業大學(原列寧格勒國立礦業大學);
中國地質大學—俄羅斯國立地質勘探大學;華北電力大學—莫斯科動力學院;
北京建築大學—莫斯科國立建築大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莫斯科航空學院;
北京林業大學—聖彼得堡國立林業大學(原列寧格勒國立林業大學)
其實,對於數理化的重視,不僅僅存在於蘇聯的教育政策中,早在沙俄時代,從17世紀末彼得大帝搞改革的時候,就有個硬性規定,貴族子弟必須學會算數和科學,以及一門外語,否則將會剝奪對方的全部特權。
彼得大帝的繼任者們,也在持續不斷地從西歐引進着大量科研人才,其中就包括了我們現在非常熟悉的伯努力兄弟,歐拉等等。
比如,1760年,歐拉在德國的農場遭到了俄軍的搶劫。當時指揮作戰的俄羅斯將軍得知對方的數學家身份後,主動上門去賠禮道歉,並給歐拉一筆遠遠大於實際損失的賠償。
不久後,俄羅斯的伊麗莎白女皇(彼得大帝的二女兒,也是個非常厲害的君主)聽說歐拉在戰爭中受到損失時,竟然再度給他一筆極為可觀的款項,並親自寫信邀請歐拉來彼得堡居住。
俄劇《葉卡捷琳娜二世》中的伊麗莎白女皇,一個非常有壓迫感的女人
當時的歐拉考慮到俄國的酷寒氣候,委婉地拒絕了。
六年後的1766年,伊麗莎白女皇的外甥媳婦,俄羅斯帝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再次盛情邀請歐拉來彼得堡。
這回,歐拉接受了邀請。
在彼得堡,俄羅斯以皇室貴族的規格接待了他們一家19口人。
葉卡捷琳娜女皇免費贈送了歐拉一棟傢具齊全的別墅,並派了自己的一個御廚去照顧他們全家的飲食。
後來,歐拉一直生活和工作在俄羅斯,直到他去世。
當然,除了科教興國的道理,沙俄統治者很多時候,也存在「作秀」的成分——想花錢養名望,抑或是喜歡「集卡」一樣「收集」科學名人和藝術家。
但無論他們的初衷如何,這一筆筆的「投資」,帶給後人的回報,都是相當超值的。
特別乏味的文字,就不多說了,下面講兩個小故事。
第一個故事。
195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前蘇聯物理學家,社會主義勞動勳章獲得者,伊戈爾·塔姆,通過「做題」而死裡逃生的經歷。
伊戈爾·塔姆(1895年7月8日-1971年4月12日)
伊戈爾·塔姆出生於遠東地區的海參崴。在這個沙俄帝國剛從大清國搶奪而來的邊疆區,塔姆接受了良好的中產階級教育,並考入了9000多公里之外的莫斯科國立大學物理專業。
塔姆畢業後留校執教。沒多久,因為科研成果非常突出,還不到30歲的塔姆又被敖德薩大學作為專業人才,高薪挖了過去。
然而,他剛到烏克蘭沒多久,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就相繼爆發,四處都是一片兵荒馬亂的景象。
當時的敖德薩恰巧就是個紅軍和白匪軍爭奪的主要地區。
亂世之下,城區物資匱乏,塔姆餓得受不了,於是拿了幾把銀勺子,冒險跑到鄉下,試圖找當地農民換點動物製品。
不巧的是,他在一個農戶的院子里,遇到了一夥突然殺進來的白匪。
這支白匪就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靜靜的頓河》里的那個馬赫諾匪幫的手下。
蘇俄內戰時代的白匪
匪幫的一個馬仔從塔姆的裝束和氣質上判斷出,這個鬍子颳得乾乾淨淨的青年,壓根不像個農村人,認為他很可能是紅軍的密探。
於是,幾個人一擁而上,把塔姆抓了起來,直接押到了匪幫頭子面前進行訊問。
這個匪幫的「老大」滿臉絡腮鬍子,腰裡別著手榴彈,胸前掛着子彈帶,一幅凶神惡煞的樣子。
「老大」走到塔姆跟前,厲聲喝問:你這個狗雜種,是不是想來顛覆我們的烏克蘭祖國啊,誰派你來的,不好好招供,你就是死路一條!
塔姆慌忙辯解道:您誤會了,我跟紅軍沒關係,我是敖德薩大學的一個窮教授,實在餓得慌,來這裡就是為了弄點吃的。
塔姆還想繼續辯解,被匪頭粗暴地打斷:你才多大年紀,還敢自稱是大學教授?你算是哪門子教授?你這樣的能教什麼?
塔姆趕緊說:我是物理教授,也教理論數學。
沒想到,這個土匪老大,立馬就來了興趣,撇了他一眼,沉思了一下說——你把麥克勞林級數取到第n項,計算一下會產生多大的誤差?
然後又補了一句,你要是整不來,老子直接斃了你!
塔姆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麥克勞林級數是高等數學一個相當專門的分支學科里的高深問題,居然從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土匪頭子嘴裏說出來!
就這樣,塔姆被土匪的槍摁住,開始戰戰兢兢地「做題」,然後交給匪頭過目。
匪頭看了看答案,笑了一下說:算你小子答對了,看來你還真是個教授,你回家吧。
就這樣,靠着「做題」塔姆成功保住了性命,世界上因此也多了一位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
上述故事,來自於伊戈爾·塔姆的回憶錄,他曾寫到:這個土匪頭子是誰,沒人知道。但如果這個人不戰死在疆場的話,也許以後會站在烏克蘭某座大學裏講授高等數學呢。
第二個故事。
雖然沙俄時代也人才輩出,在文化藝術和科學領域,曾經取得過燦爛成就,但那時候的教育帶着鮮明的等級性、階級性、宗教性,只面向富裕人口和各色特權階級。
一戰時被嘲笑為「灰色牲口」的沙俄陸軍,文盲比例超過了60%,是參戰國中,文盲佔比最高的,甚至略高於「西亞病夫」奧斯曼土耳其軍隊。
所以,從蘇聯誕生那一天開始,就在誠心實意地下功夫地掃盲,發展全民教育。
蘇聯早期的軍隊掃盲海報
畢竟,要鞏固政權,必須快速實現工業化,而這又離不開高素質的技術工人和科學技術人員的人才支撐。否則,再多的人口,那也談不上是財富,更像個負擔。
1920年代初,蘇聯的識字率只有20%左右。
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50歲以下的蘇聯人的識字率已經達到了100%。
1970年代的蘇聯大學生
世界舉重冠軍米哈伊爾·考克利亞耶夫正好就出生在這個時代(1978年生)。
他中學時,正好趕上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最混亂和最艱難的階段。
那時候的他穿着假阿迪跟着一幫「兄弟」開始「混社會」。
在回憶自己為何會選擇練習舉重的時候,考克利亞耶夫是這麼說的——有一次我們惹了點麻煩,警察找上門來,讓我的家人非常緊張。
於是我哥建議說:既然你精力旺盛無處發泄,那就跟我去練舉重吧。就這樣,我跟着他去了健身房,從那以後我不僅更加強壯,而且學業也進步了,高中畢業時成績全是A。」
米哈伊爾·考克利亞耶夫
記者問——「你當時究竟惹了什麼麻煩呢?」
考克利亞耶夫回答說——「我和兄弟們闖入洗劫了一家圖書館,每個人都搬了許多書回家。」
第三個,就不多寫文字了,看下圖。
都說蘇聯/俄羅斯人特別能排隊,但其實,他們排隊,有時候並不是在購買生活物資、數碼潮品或者吃麥當勞,再或者去政府機關辦理業務....而是為了——欣賞藝術。
這張照片是2016年,俄羅斯人在冰天雪地里排隊等待進入畫廊,去欣賞正版的《少女與桃子》。
就是這幅謝洛夫的名畫《少女與桃子》。
另外,音樂類的,就更不用說了,柴可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維奇、普羅科菲耶夫 、里姆斯基柯薩科夫等等。
再加上文學類的一大群,隨便捋一捋,就是一大長串名字.....
不得不承認,戰鬥民族的血液里,不僅流淌着伏特加,還流淌着數理化和文學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