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貴陽市三名幹部因三荔高速重大交通事故被組織處理。貴陽市雲岩區委書記朱剛，雲岩區委常委、區委統戰部部長、區隔離轉運工作專班組長宋成強，貴陽市公安局雲岩分局黨委副書記、政委肖凌雲被停職檢查。 關負責人表示，在國家有關部門指導下，省、市正在對三荔高速重大交通事故進行深入調查，對相關責任人將堅決依法依規嚴肅追責問責，絕不姑息。有關調查處理結果將及時向社會公布。
這事實上體現的就是中國政治的主要取向，以結果正義為主要導向，程序正義為輔，並由此形成了責任政府。組織紀律規範化的背後，其實更重要的依然是結果——如果結果出了大問題，那麼必然有人需要承擔責任。而如果沒有出現重大事故，事實上類似的轉運已經在很多城市進行過，上海疫情時轉運規模更大，但是也沒有出現事故，因此被普遍地接受。
責任政府的好處是反應快速，可以集中力量實施長期的戰略。相對來說的缺點就是程序上往往難以完成預先授權，與社會之間缺乏權利邊界，並且與社會缺乏足夠的溝通能力。所以，構建有效的責任政府其實門檻要遠高於一般的民選政府，非常考驗領導集體的戰略思考和政治能力，因為如果決策出現問題，後果不僅嚴重而且社會往往不會買賬。但如果是成功的責任政府，則頂得住風險還能逆勢發展。
最典型的例子還是防疫。當武漢出現COVID-19時，武漢封城的決策是有非常大的倫理成本的，但是中央就是有能力快速下定決心封城，從結果來看，武漢封城期間非常艱難，但封城制止了更大量的死亡，並且事實上結束了中國的本土疫情，2020年第二季度中國經濟總量就迅速超過了2019年第四季度。但在西方國家那裡，封城的決策因為議會討論遲遲無法拍板，同時政府權力受到很大限制導致了實際執行情況鬆散，最終就只能「拉低感染曲線」來減緩疫情對醫療系統的猛烈衝擊。至於英國和瑞典，還直接拋出了「群體免疫」這樣被病毒狠狠教做人的不是策略的策略。最終，很大一部分國家都還沒有恢復到2019年第四季度的經濟總量，還超額死亡了一堆人。
這種政治模式也深深刻在各自的社會之中。比如封城的決策很少有人真的去思考這樣決然的決策需要通過什麼樣的程序，是否需要代議機構立法授權等等。中國人的反應是看結果，結果就是中國人民看到了國家動員儘可能多的力量在防疫，疫情撲滅了社會恢復了，因此廣泛地接受了這樣的決策。而西方人甚至世界大部分國家的人都很少思考疫情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他們更關心政府有沒有越權、有沒有權利強制封城、個人有沒有權利不戴口罩不打疫苗，但是對於由此帶來的疫情後果，西方民眾其實也是「願賭服輸」的，他們認這樣的結果並將其歸為個人責任之上，不會真的因為大量病亡就要推翻政府。
從根子上來說，中國有着完整的、悠久的統一國家歷史，國家不是來源於與社會簽訂契約組成的合作方，而是一種先在的、歷史性的權威，其正當性來自於國家的表現是否符合特定標準，如果不符合，人民是有權利推翻的。西方則在羅馬帝國之後就沒有統一大帝國統治的經驗，在分散的封建制和基督教的雙重統治下，最終形成了一種與社會平等的國家觀，並在近代以社會契約論的形式確定下來。
所以中國人不理解美國人死了一百萬人為什麼還不造反，而美國人不理解中國人政府那麼強硬為什麼還要聽從。其實這就是兩套不同的政治文化，只是中國的政治文化曾經自我矮化過而已。現在來看，中國的政治文化確實有自身重要的價值，持續的發展和疫情面前的損失最小化都是這種價值的體現。
因此反過來來理解動態清零，動態清零本質上是一種資源配置的方式，選擇動態清零的政治基礎恰恰在於這個政策依然可以更為有效地在現階段以已有的資源抵禦疫情帶來的風險和損失，避免醫療資源擠兌。中國的國家有義務帶領人民克服困難並實現更好的生活，中國人民不會認為這是純粹個人的事情。因此，如果放開共存的時候依然無法避免大範圍醫療擠兌，以及無法避免大範圍反覆感染產生的勞動能力下降、家庭醫療負擔沉重等問題，那麼中國人民的憤怒不可能不會針對國家而僅僅是覺得是自己倒霉。
所以，如果說動態清零什麼情況下會結束，最大也是最可靠的選擇就是在不會發生醫療擠兌的情況下。這基本上取決於新冠老師什麼時候打算放過人類了，很多主張開放的人，對於這個病毒的嚴重程度還是有明顯低估的，目前受控條件下重症和死亡率3.35‰的數據完全不能支持「放開會更好」的判斷。
我們如果仔細來看，中國的政府體系事實上也是按照結果進行控制的，程序正義的過程控制力相對薄弱。過程控制在中國並不太可行，因為缺乏明確的指標和明確的權責邊界，依託過程控制基本上等於失控。而放開共存需要的其實不是政府什麼都不做，而是非常嚴謹的、科學地將醫療資源進行持續的平衡分配，這點首先操作上非常困難，其次也會導致多個層面上事實上的失控。而政府體系內部一旦失控，基本等於政府自己躺平，而由此帶來的很可能是非常糟糕的局面。
上海疫情期間保供的幺蛾子非常多吧，如果放開共存，這批人一樣會利用醫療資源緊缺的環境倒賣病床、醫療器械和物資以及醫院挂號等等，而且因為資源的極度緊張，這批人基本不用擔心被處罰。這能算得上正義嗎？如果這種情況下生命被拿來買賣，那麼社會會有多憤怒自不必多說，指責政府不作為的聲音一定是山呼海嘯般的。
其實看國外的樣子，基本上是球場人山人海，醫院裏也人山人海還缺醫護，還有一大堆反覆感染過後身體不健康的人在工作。西方社會是確實不會因此崩潰，因為西方人還是將這種境遇視為個人選擇的代價。但是如果在中國，相信至少已經「網絡亡國」無數次了。
本文這種看法非常的「中國例外論」，但是如果看防疫的表現，個人認為這種「中國例外論」其實更接近我們面對的情況。按照這樣的邏輯，動態清零最終也只有在「不會發生醫療資源大規模擠兌」的前提下退出歷史舞台。只是這一天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到來，我們唯一能說的只是疫情最終都會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