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清平樂》（原名《孤城閉》）里，王凱飾演宋仁宗
本文首發於《東方歷史評論》
北宋開國者設計了一個良好的政治框架，平衡君主和士大夫的關係。這一方面是由於君主的自覺、科舉制的發展，一方面是北宋吸取了五代十國的教訓，對軍人僭越尤為忌憚。北宋開國者不信任武將，在政治上形成了重文輕武的氛圍，形成了一個士大夫的「黃金時代」。
宋初的宰相建言獻策，約束君主，名臣趙普、寇準等人，都不乏犯言直諫的事例。有一次，一位立功者按理應該遷官，但宋太祖不喜歡他，就想阻止他晉陞，時任宰相趙普前去規勸，太祖說：「朕故不予遷官，將奈何？」趙普答道：「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況且刑賞是天下的刑賞，非你一人之刑賞。豈能以你一人的喜怒為轉移？」太祖不聽，離座而去，趙普尾隨其後，在宮門口久久不離去，太祖無奈，只好答應了他。
從宋太祖到宋仁宗，北宋沒有出現真正專權的宰相。然而，以元豐改製為標誌，中央的權利分配發生了變化。元豐改制發生於宋神宗時期，改制後，權歸中書，左、右僕射為宰相，左僕射行侍中之職，右僕射行中書令之職，財權和武官人事權回歸都堂。這些改革表面上提高了相權，其實是君主想收束權力，利用自己寵信的宰相儘快推行政策的政治準備。元豐改制並沒有恢復唐代「中書省定旨出命，門下省審議副署」的傳統，也沒有將兵權統歸宰相，更沒有在根本上改變君相關係，宰相的任免權仍牢牢握在皇帝手上，使得君主始終保持對權相的壓制。
神宗以後，黨爭加劇，士大夫與君主共治的局面開始被打破。主政者更傾向於和自己信任的宰相合作，推行一些急切的政策，哪怕為此造成朝野分裂。如果說在仁宗時期，皇帝在決策前更依賴於士大夫群體的意見，那麼在神宗、哲宗朝，皇帝與士大夫群體對抗的痕迹已經顯現，皇帝更願意扶持忠於自己意志的黨派，把持整個朝政。紹聖時期，哲宗取得對太后及司馬光一派的鬥爭勝利後，提振皇權和武人的話語權，一度實現了軍事上的振作。這個在小說《天龍八部》里出現的皇帝，在歷史上久病成疾、英年早逝。他是一個非常專斷的皇帝，以神宗為榜樣，一心要繼承神宗推行的熙豐路線，開疆拓土，以求實現宋朝的中興。
宋哲宗像
宋哲宗去世後，宋徽宗繼位。這個愛好書畫的皇帝同樣注重集權。主流史觀過去認為：宋徽宗貪圖享樂，縱容「公相」蔡京在徽宗朝四度主政，羅織黨羽，權勢熏天，形成了所謂的「蔡京專權體制」，是君權弱化、相權膨脹的表現。然而，縱觀徽宗時期，蔡京都沒有對君權產生任何實質威脅，蔡京的專權是帝王的授予，蔡京的沉浮，與徽宗對權力結構的調整息息相關。近年來，宋史研究就對蔡京專權提出諸多異議，宋史學家方誠峰的著作《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就認為：「蔡京處於制度的頂層，地位超越普通宰相，貌似到達了權力的巔峰；但他參與政事的實際程度，卻又因『公相』之制受到精確、有效的限制。」
北宋末年權相頻出的背後是君權的提高。權相之所以能長期在位，不是因為他們動搖了君權，而是因為他們依附君權，成為君主最忠實的合伙人。蔡京等人的情況，和霍光、伊尹不可同日而語，宋徽宗看似沉溺享樂，其實他對朝政的掌控欲不遜於哲宗。
靖康之變，宋室南渡，宋王朝進入到動蕩期，外部環境的變化要求宋廷提高自己的中樞效率，中央集權成為必然。在戰爭的推動下，南宋宰相獲得了更多權力，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他們在實際上分享了兵權。譬如隆興元年的宰相史浩，他被允許同時擔任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以便應對戰時緊急狀態。
在宋代，宰相復兼樞密使最早出現在仁宗時期。《宋史·呂夷簡傳》道：「諫官張方平上言，中書宜知兵事，乃以宰相呂夷簡，章得象併兼樞密院。」但很快，宰相和樞密使又不復兼，到了南宋才重新流行。
宋寧宗後，宰相例兼樞密使，宋廷為了應付戰時狀態，還設立了「平章軍國重事」這一官銜，加強宰相兵權。據統計，南宋有四十八位宰相兼知樞密院事，南宋宰相的名義權力沒有漢唐時大，但由於宰執之人身兼樞密使、節度使或平章軍國事等重要職位，實際權力已然膨脹。
南宋的權相膨脹嚴格來說是中後期的事，前期雖然出了秦檜這樣的人物，但宋高宗、宋孝宗都是提防相權的人。宋高宗上位初期，朝廷「迎回二聖」的呼聲高漲，他為了取得士大夫群體的信任，一方面迎合朝中具有威信的老臣，一方面扶植自己的親信，穩住帝位。所以他先後認命了李綱、趙鼎等老臣為丞相。李綱曾主持開封保衛戰，有豐富的帶兵經驗，是一位主戰宰相，而趙鼎同樣熟悉軍事，並在紹興四年官至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手握兵權。
紹興初年，由於時局危難、根基未穩等原因，宋高宗放寬了對相權的節制，並任用了一批有軍事經驗的士大夫來應對大局。但戰局稍微緩和後，宋高宗就着手限制相權。他頻繁利用左右宰相互相牽制的方法來防止權相專橫，紹興初年，他就起用黃潛善、汪伯彥來制衡李綱，而哪怕是掌權多年的秦檜，他也要處處提防，直到秦檜於紹興二十五年去世，宋高宗「躬親政事，收攬權柄」。可見皇權對相權的壓制。
宋高宗去世後，宋孝宗即位。他是南宋最勵精圖治的一位皇帝，對權相的限制也最嚴。據《宋宰輔編年錄》統計，宋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出任宰相、執政的多達47人。他不但縮短宰執任期，用參知政事節制宰相，還把台諫官的任命權緊握在自己手上，防止宰相控制台諫系統，宋孝宗在位前中期勤於政務，他「蚤夜孜孜不敢怠惶，每日靈時已無一則自事，思曰：豈有未至者乎？則求三兩事反覆思慮，唯恐有失」（《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四十九），更是杜絕了宰相專權的可能。
宋孝宗時期是南宋君權的至高點，那時候，皇帝為了推動北伐，敢於「繞過三省，直接由都督府發出出師的命令」（《宋孝宗加強專制淺論》）。這件事發生在隆興元年（1163），引起了士大夫們的激烈反對，直到兩年後的乾道元年（1165），宋孝宗才通過詔令自我糾正：「樞密院文書依三省式，經中書門下畫黃書讀。」（《宋史》卷三十三《孝宗一》）
宋孝宗像
南宋初期相權被君權牢牢抑制，主要在於君主躬親政事，在人事調動上尤為注意，可是，當南宋君主不再勤政，甚至沉迷享樂，軍政大權就滑落到了宰相手中。在北宋，興盛的士大夫政治是國家政治的基石，也是應對國家動蕩的緩衝帶，但在南宋，這一緩衝逐漸消弭了。
於是，南宋中期先後出現了兩次「政變」。第一次是「紹熙內禪」。當時，宋光宗患有精神疾病，朝政荒廢甚久，整個官僚系統的運轉都出現大問題。在徵得太皇太后允許後，時任樞密院事的宗親趙汝愚聯合工部尚書趙彥邊、知閣門事韓侂胄等逼迫光宗退位，擁嘉王趙括為新君，也就是宋寧宗，使南宋度過一次政治危機，可正是這次事件，為日後轟轟烈烈的韓趙黨爭埋下伏筆，最終，趙汝愚被逐出中央，韓侂胄掌握南宋軍政大權，他利用天子軟弱，在朝堂上呼風喚雨，為了鞏固自身權位，發動慶元黨禁，大量打擊異見人士，敗壞了南宋的政治風氣。
趙汝愚
第二次就是史彌遠「矯詔立帝」。「紹熙內禪」是一次朝堂的共同意志，沒有動搖南宋的根基，但史彌遠「矯詔立帝」完全是出於一己私慾，對南宋政治影響很壞。當時，宋寧宗的第一順位繼承人是景獻太子趙詢，可他在嘉定十三年（1220年）就去世了，寧宗膝下無子，只得另選他人。沂王之後趙貴和呼聲最高，他在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被立為皇子，成為第一順位繼承人。可史彌遠與趙貴和不合，他想扶植的是傀儡趙貴誠，也就是後來的宋理宗。寧宗臨死之際，史彌遠聯合黨羽矯詔立帝，以寧宗的名義發佈三道詔書，讓趙貴誠成為皇子，原皇子趙貴和則改封濟陽郡王，出判寧國府。這件事徹底顛覆了南宋的政治秩序，是「紹熙內禪」後又一次臣子對帝位的直接干預，且性質要嚴重許多。
帝制社會，國家過度依賴君主的個人能力，一旦君主出現問題，就會給國家治理造成巨大麻煩。南宋的政治制度依賴君主素質，一旦君主庸弱，就缺乏制約相權的第三方。
原本，台諫制度是宋代最重要的第三方監察力量，理宗朝袁說友說：「朝廷有大政事，而台諫得以議其不然；人主有小過失，而台諫得以救其弗逮；百官有大奸佞，而台諫得以斥其所為。」但在南宋，台諫系統常常形同虛設、置廢無常，在權相當道時，更是成為權相安插親信、操縱言路的渠道，比如南宋的權相韓侂胄，為了打擊趙汝愚，他利用內批，免去監察御史吳獵職務，將親信劉德秀、楊大法、劉三傑升做御史，這些人都成為打擊政敵趙汝愚的得力助手。到史彌遠、賈似道專權時，台諫系統更是被他們的親信牢牢把控，台諫台諫，一批批自居公正的台諫官，形同奉承主子的太監。
南宋台諫系統的衰落是君權和相權共同侵害的結果。學者虞雲國在《宋代台諫系統的破壞與君權相權之關係》中指出：「南宋高宗以後，台諫『連章累牘，入而不報』……即便是號稱『小元佑』的端平更化時期，理宗對言官奏札仍然是『但有報可之虛文，曾無施行之實事，甚者不唯不見之施行。亦且不聞於報可』。」南宋自秦檜始，相權對台諫系統的破壞也有恃無恐。秦檜擅於「擇人為台諫」，利用台諫官打擊政敵，而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等人不但安插親信，還要求台諫官將他們言章的副本封呈宰執，便於審查。到了南宋後期，台諫系統對權相已經起不到什麼制衡作用了。
南宋中後期，君權仍有振作的機會。比如在宋理宗熬過史彌遠之後，他表現出一定的積極氣象。一方面，他任用洪咨燮等人擔任監察御史，整頓台諫，抑制史彌遠的黨羽。另一方面，他要求中央及地方官員不得私薦官員，從而避免朋黨。在挑選宰相上，宋理宗借鑒了高宗、孝宗的策略，縮短宰相任期，加強派系平衡，理宗在位四十年，先後用了十六人擔任宰相，其中既有鄭清之、史嵩之這樣曾是史彌遠親信的官員，也有曾經和史彌遠據理力爭的崔與之，他們立場不同，但都能各司其職，發揮作用，沒有出現一相獨大的局面。即便遭受史彌遠「矯詔立帝」、專相十餘年的情況，南宋君權仍有振作的空間。只可惜，理宗的革新措施多是隔靴搔癢，沒有從根子上改善南宋弊政。「端平入洛」失敗後，理宗一蹶不振，從此消極怠政，不但膽怯於收復失地，也對澄清弊政失去了耐心。
史彌遠
理宗末年，朝政又是一片烏煙瘴氣，君王的消極再次給權相趁虛而入的機會。到宋度宗和宋恭帝時期，賈似道專政，南宋相權的膨脹已成定局。
賈似道之所以權勢熏天，是因為他既是權相，又是外戚。他本是一個嘉興司倉的小官，靠着同父異母的姐姐賈貴妃的福氣，一路高升，當上了太常丞、軍器監乃至澧州知州，到寶祐六年（1258），賈似道私自乞和蒙古人，卻對朝廷隱瞞此事，說：「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賈似道的彌天大謊本應被早早戳破，可嘆宋皇昏庸，台諫荒廢，任由賈似道擺布，他非但沒有受責罰，還晉陞為少師、衛國公。賈似道總攬軍政大權後進一步壟斷言路、鎮壓異己，時任左丞相吳潛、抗蒙將領曹世雄、高達等，先後被殘殺、罷免。
賈似道的專權是鑽了制度空子，但也和宋理宗、宋度宗過於放任有關。宋理宗到了晚年保守倦怠，沉迷於縱慾，對朝政的把控遠不如端平初年，宋度宗沒有乃父最初的朝氣，卻繼承了乃父的毛病，他同樣愛好聲色，缺乏理政能力。宋度宗放心地拜賈似道為「師臣」，把國家大事交給權相，賈似道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據清代畢浣的《續資治通鑒》記載，賈似道曾厲聲對百官說：「你們這些人，若不是我提拔，怎有今天的地位！」不但百官怕他，連皇帝也怕他，據《論賈似道現象》一文：「宋度宗每次退朝總要等賈似道走出朝廷才敢坐下……咸純十年（1274）三月，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關頭，賈似道竟動用皇帝的儀仗，為他的母親大辦喪事……」
南宋的政治，表面看是經歷了一個先君權上揚，後權相膨脹的過程，但背後的原因，都是君主極其代理人權力過大時，政治秩序上缺乏限制他們的手段。南宋權相專權，大多是在君主暗弱的前提下的，也就是說，他其實是代理了君主空出來那部分權力，表面上他執行的是相權，實際上他代理了部分君權。這個弊端，就是因為在政治權力秩序分配下，給了君主太多權力，又沒有可持續的制衡手段，所以只要君主暗弱，那部分膨脹的君權被宰相代理人行使，就容易出現權相的情況。這時候，宰相已經不是士大夫群體的代言人，他是一個背負着君主幽靈的獨裁者。但是，他的問題在於，他總是依靠潛規則或者君主的空缺（隱匿）才得到這些權力，那終歸是名不正言不順的，所以他的專斷，容易激起政治的動蕩，甚至政治秩序更大的損壞，當道義不再，高位者名不正，下面之人也就爭相效仿，把爭權、結黨看得比維護秩序更重。
宋代百餘年仁人志士的熱血，就這麼被庸弱的君主和貪婪的權相虛耗，當川北義軍在奮力殺敵，保衛自己的家園，宋廷的權相則懶坐於西湖邊，醉倒在溫柔鄉，即便襄陽危急，國難將至，他們還封鎖消息，製造出歌舞昇平的假象。一江春水東流去，千萬甲胄埋荒野，直到蒙古大軍深入腹地，南宋君臣從迷夢中醒來，賈似道這個權相也才終於倒台，並於1275年10月死於漳州城南五里外的一個廁所，死前高呼：「始終一節，為國任怨。」
參考資料：
1.脫脫：《宋史》；
2.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
3.丁小芹：《南宋紹興年間學術與皇權、相權之爭》；
4.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
5.錢穆：《國史新論》；
6.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7.陳亮：《中興論》；
8.虞雲國：《細說南宋》；
9.虞雲國：《宋代台諫制度研究》；
10.虞雲國：《宋代台諫系統的破壞與君權相權之關係》；
11.王德忠：《宋孝宗加強專制淺論》；
12.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
13.張邦煒：《論宋代的皇權和相權》；
14.李艷：《宋代中樞機構的構成及其制約機制》；
15.雷震：《紹興後期高宗對中樞體制的調整——以湯思退再次「兼權」參政為中心的考察》；
16.邱志誠：《錯開的花:反觀宋代相權與皇權研究及其論爭》
文字丨宗城
圖片丨網絡
編輯|甲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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