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採藥崑崙」石刻是如何被發現的 ——西海新聞記者獨家專訪侯光良教授

西海新聞記者 李皓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北岸，是人跡罕至的高山牧場。因為海拔高，即便是盛夏時節，這裡也是罡風獵獵、幽寒砭骨。嚴酷的自然環境，帶給這片土地的，是洪荒般的沉寂。

然而，即便如此惡劣的自然環境，也沒有阻止生命的繁衍，廣袤的草原上，不時回蕩起藏野驢鏗鏘的足音，遙遠的地平線上，偶爾閃動牧羊人的身影，而那處石棺葬的發現，更是為這片土地的歷史敘事，增添了幾分動人的色彩。

一

石棺葬的發現者，是青海師範大學地理科學學院博士生導師侯光良教授。侯光良教授一直致力於青藏高原史前人類活動與環境演變的互動關係的研究。

2020年7月，侯光良教授帶領團隊，來到扎陵湖北岸，在這裡發現一座新石器的石棺葬。

侯光良教授說：「這說明，扎陵湖地區從來不是與文明隔絕的蠻荒之地，這裡很早就有人類活動。」

二

離石棺葬不遠處，是一面地勢平緩的山坡，一塊粗糲的岩石矗立在那面山坡上。山坡離扎陵湖湖岸約一公里，站在坡頂，扎陵湖盡收眼底。山頂岩石的一角，有一處天然形成的高六七十厘米，寬一米左右的縱切面，因為常年受風雨侵蝕，岩石表面呈現出一種近乎被鏽蝕過的赭紅色。

當侯光良教授踏過稀疏的牧草，走近這塊岩石，俯下身子仔細端詳時，幾行文字赫然出現在他的眼前。

「那是幾行小篆，字體秀麗端莊。」 侯光良教授說。

讓侯光良教授感到意外的是，這幾行字中，意外出現了「皇帝」字樣。

「這處石刻除了受自然環境的影響，風蝕嚴重外，沒有發現人為破壞的痕迹。」侯光良教授說。

石刻上的字體為典型的秦小篆，共計37字，分12行，每行2字至5字。

如果這塊石刻，能被認定為秦始皇時期的原刻，便解決了學界關於「崑崙」和「河源」地望的問題，就考古學的意義而言，這也是我國發現的唯一原址的秦朝碑刻。

侯光良教授將這處碑刻拍照留證後，向有關部門報告了石刻的坐標和內容。

三

2025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在《光明日報》發表《實證古代「崑崙」的地理位置——青海黃河源發現秦始皇遣使「採藥崑崙」石刻》一文，對這處石刻做了詳細介紹。這篇文章引起了專家學者和網友的關注。

石刻銘文的內容是：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領一些方士，乘車前往昆崙山採摘長生不老葯，翳於這一年的三月己卯日到達此地，如果再前行約一百五十里，（就可到達此行的終點）。

仝濤認為，據史學家饒尚寬撰寫的《春秋戰國秦漢朔閏表》推算，碑刻中 「廿六年三月己卯」當指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公元前221年的三月二十九日。「五大夫」爵位從商鞅變法置，沿用至東漢；崑崙之「侖」字偏旁為「阜」字旁，寫作「陯」，是秦代石刻以及簡牘文字的典型特徵。所以他認為，這處碑刻確真無疑，而且就石刻所表達的內容判斷，秦始皇「採藥崑崙」是一次有組織的國家行為。

據考證，秦朝一里相當於今415.80米，秦一百五十里約為今天62.37公里。從石刻所在的山坡向西行60公里，正是黃河的源頭星宿海，結合上古典籍中對「河出崑崙」的記載，人們不禁猜測，或許在古人的心目中，扎陵湖以西這片高亢的土地，便是傳說中的「崑崙」？

隨後，國家有關部門組織相關專家，再次對碑刻進行了考察，並提出石刻中的時間不是「廿六年」而是「卅七」年。

四

秦始皇時期，五大夫翳是在怎樣的背景下抵達扎陵湖「採藥」的？

侯光良教授認為，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從秦朝的政治局勢入手。

《史記·秦始皇本紀》對秦朝的疆域，有着明確的記載，秦朝「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這表明「羌中」在秦朝已經被納入了國家版圖，是其疆域的西北邊界所在。

學者普遍認為，《史記》中記載的「羌中」就是今天的青海河湟地區。

結合侯光良教授及其團隊在扎陵湖北岸發現的石棺葬，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推論，早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世居青海的古羌族人的足跡就曾到達扎陵湖地區，並對這一地區產生了最初的地理認知，這樣的認知有可能成為了五大夫翳率領方士「採藥崑崙」的指引。

五

崑崙是黃河之源的地理概念由來已久，《尚書·禹貢》中，便有「河出崑崙之虛」的記載。

2002年，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龍山縣裡耶鎮里耶古城出土的秦簡中，不僅出現了「採藥」一詞，同時還有「琅琊獻崑崙五杏葯」的記載。

侯光良教授介紹，據《史記》記載，秦始皇十分勤政，每天批閱的竹簡就有數十斤之多，這導致他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或許正是因此，所以在他執政期間，曾多次下達在全國範圍內廣求「仙藥」的政令。

「湖南出土的秦簡簡文顯示，秦始皇對求『仙藥』這件事極為重視，他下達的官方文書甚至能到達龍山縣（當地地名）這樣的邊陲鄉鎮，這體現了秦王朝統治下權力的高度集中，以及當時較高的行政效率和對地方較強的控制力。」侯光良教授說。

在這樣的背景下，五大夫翳率方士「採藥崑崙」，就成為了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六

扎陵湖與秦王朝的核心控制區，相距甚遠，關山阻隔，在交通極其不便利的情況下，五大夫翳是如何抵達扎陵湖的？

侯光良教授介紹，商鞅變法後，秦人的軍事力量十分強大，曾多次與羌人發生戰爭，古書中不乏居住在河湟谷地的羌人被秦人擄掠，羌人四散逃亡的記載，面對厲兵秣馬的秦始皇的部隊，被征服的羌人不僅很有可能成為了五大夫翳的嚮導，「羌中」地區，也有可能成為了這次「採藥」活動的後勤保障基地。

同時，秦人的祖先本就是牧馬人出身，秦始皇的年代，馬已經成為了部隊中的重要裝備。

至於車，青海柴達木盆地發現的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諾木洪文化遺址中，就出土了車輪的殘骸，我省青銅時代的盧山岩畫、舍布齊岩畫中也出現了車的形象，說明青藏高原上的遠古先民，很早以前就已經會駕車了。

侯光良教授說：「人們對於車的認識，一直有一個誤區，就是車必須和路相對。事實上，青藏高原雖然海拔高，但很多地方地勢平坦，很適合車輛通行，高原上路無定路，但是處處是路。」

據侯光良教授考證，秦朝時，黃河源區的氣候和自然環境與今天沒有太大的區別，雖然夏季受沼澤地況的影響，出行較為艱難，但總體而言，一年四季古人騎馬、駕車都能進入這一地區。

七

一個奇怪的現象是，雖然《尚書·禹貢》中留下了「河出崑崙之虛」的明確記錄，但崑崙究竟在哪裡，在此後很長的歷史時期中，卻始終沒有明確的定論，以至於漢武帝指鹿為馬，將于闐南山錯誤地認定為昆崙山。

如果當年，五大夫翳「採藥崑崙」已經到達了扎陵湖，為什麼這件事既不見著正史，也沒有形成民間記憶，以至於後世學者談及「崑崙」地望時，都是撲朔迷離，語焉不詳？

侯光良教授認為，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可能是秦朝國祚太短，很多事情未及納入正史。

八

「採藥崑崙」石刻的發現，讓人們對崑崙以及秦朝有了更多的解讀方式。

侯光良教授認為，這方石刻的發現，不僅證明我國大一統國家形成的年代十分久遠，同時也反映出了我們的祖先不僅擁有浪漫的氣質，而且十分注重科學考據。

「這塊石刻，引發了我對崑崙神話的進一步思考：後世熟知的崑崙神話，其基礎和原點是科學，正是古人崇尚科學的精神，為崑崙神話的誕生提供了基礎。」侯光良教授說，「這塊碑刻出現在『羌中之地』，也從側面反映了早在2200年前，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體制。」

「採藥崑崙」石刻。

「採藥崑崙」石刻局部。

青海盧山岩畫中的車輪形象。

來源：西海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