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古田會議前後的毛澤東學：如何在新組建的隊伍中站穩腳，開新局

話說，1929年6月8日，毛澤東在白沙召開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提出「不能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提出辭職並請求馬上撤換書記，去蘇聯學習兼休息。隨後，會議選舉了陳毅為前委書記。毛澤東則離開部隊，到閩西休養。

毛澤東請辭的背後充滿了憤懣、失望與無奈，也將紅四軍持續許久「是否設立軍委」的矛盾推至高潮。

可短短半年之後的12月，毛澤東又主持召開了紅四軍黨的九大（古田會議），再次當選為前委書記，初步統一了軍內思想，明確了思想建黨基本原則。而且，在這之後領導紅軍打破敵人圍剿，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這期間到底發生了什麼？毛澤東是用什麼方法完成這種逆襲，化解這種複雜的思想矛盾分歧，重新統一思想和行動的？

今天，讓我們一起梳理整個過程，並試圖從6個方面尋找答案。

全新而複雜的局面

1.新事業的複雜性。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割據的嘗試，在當時都是新事物。

探索本身就意味着曲折，也意味着他人的理解與接受需要一個過程，爭議和分歧，自然也少不了。

2.紅軍隊伍構成的複雜性。

一是來源的複雜。紅四軍自1928年4月朱毛會師以來，隊伍逐步擴大。相繼有紅五軍（1928年12月會師，1929年4月再次在瑞金會師），紅獨立第二、四團（1929年2月），閩西地方武裝（1929年6月）加入，形成四個縱隊，約6000人。

二是成分的複雜。77%是農民、遊民、小資產階級等非無產階級。自然就充斥着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與觀念。

我們千萬不要忘記紅軍的來源和它的成分，五月份統計，全軍一三二四名黨員中，工人三百一十一，農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學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工人與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對百分之七十七。——《給林彪的信》（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

其實，就連真正的無產階級戰士，當時也沒搞懂紅軍中黨的思想建設該如何開展。

矛盾的焦點：是否設立軍委

從形式上來講，黨的各級組織都應齊備。軍隊、地方、割據地區、前線......井岡山時期其實也的確是這樣，各類黨組織比較健全。

1928年4月，紅四軍成立，毛澤東任軍委書記；5月20日，湘贛邊界特委成立，毛澤東任特委書記，紅四軍軍委由陳毅任書記；6月4日，前敵委員會成立，毛澤東為前委書記，通轄紅四軍軍委和湘贛邊界特委；

隨着紅四軍離開井岡山行軍打仗之後，小隊伍、靈活性與黨組織重疊臃腫的矛盾凸顯出來，帶來了效率低下的問題。於是，2月項山整編時，前委決定，紅四軍軍委暫停辦公，權力集中於前委。

1929年1月，紅4軍下井岡山後，每日行軍打仗，形勢嚴峻，常要開會討論軍情和部隊行動問題。這樣，軍委和前委機構就顯得重疊，開了軍委會又要開前委會，或者開了前委會還要開軍委會，而大多是同樣一些人，大家都感到「頗生麻煩」。——《實錄毛澤東2：崛起挽狂瀾1927-1945》

雖因前委事務繁多，1929年5月決定成立紅四軍臨時軍委（劉安恭任臨時書記）。可臨時軍委未能擺正位置，出現與前委領導間爭權的諸多矛盾。

劉安恭主持臨時軍委會議時甚至作出決定：前委只討論紅四軍的行動問題，不要管軍隊的其他事，並提出恢復紅四軍正式軍委。

為了糾正這種錯誤傾向，毛澤東即在白沙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會議上以36票對5票通過了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但，毛澤東也向前委提出辭職。

劉安恭軍委書記職務雖自然免職，「可他本人又在到處遊說，散布了許多挑撥紅4軍主要領導之間的關係和攻擊言論。起了很壞的作用，造成了軍內官兵思想混亂，助長了黨內領導者認識上的分歧，而且使爭論複雜化了。」（《實錄毛澤東2：崛起挽狂瀾1927-1945》）

少數同志們硬是要一個軍委，骨子裡是要一個黨的指導機關拿在他們的手裡，以求伸張那久抑求伸的素志（即與歷來指導路線不同的另一指導路線），然而表現出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種形式主義罷了。他們說：「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完成組織系統應有軍委」，這不是完全形式主義的說法嗎？現在只有四千多人一個小部隊，並沒有多數的「軍」如中央之下有多數的省一樣。——《給林彪的信》（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

1928-1929年前委與紅四軍黨委變更情況圖

直面問題不能逃避

以上的分歧與矛盾，背後是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爭雄的具體表現，是個人主義與反個人主義的鬥爭。如不搞清楚，勢必嚴重影響軍隊的建設，影響黨在軍隊的權威，給革命造成重大隱患。

「黨太管多了」、「權太集中前委了」就是他們攻擊的口號......因為黨的意志伸張，個人意志減縮，一切問題都要在各級黨的會議席上議決之後，才許黨員個人依照決議去執行工作，使得個人沒有英雄式的自由，於是從要有相當自由要求出來的「一支槍也要問過黨嗎？」「馬夫沒有飯吃也要黨去管嗎？」這就成他們嘲笑黨部精密細小工作的口號了。——《給林彪的信》（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

問題不僅出現了，而且還日益尖銳，而且上升至軍隊主要領導間的矛盾。思想不統一，導致軍隊內指揮作戰不統一，形勢可謂極其危險。

問題面前該怎麼辦？毛澤東給林彪的回信中給出了答案：「從前的隱蔽（爭論的問題）是錯誤了，現在的暴露才是對的，黨內有爭論問題發生是黨的進步，不是退步。只有趕快調和敷衍了事，抹去了兩方的界線，以歸到庸俗的所謂大事化為小事才是退步，我想這回是不會發生可怕的惡結果的。」

掩蓋矛盾，並不能解決矛盾。暴露出來，才是進步，才有解決的可能，才不會發生可怕的後果。

爭取上級的支持與認可

毛澤東在白沙會議之後提出辭職，後到閩西休養，徹底離開部隊。這是一種明智的以退為進。為其進一步等待上級指示，靜觀幹部群眾反應留出了時間和空間。

退讓之後，如何「進」，上級的指示和介入就非常重要。有時候，內部一團亂麻時，外力的介入就十分必要。

七大後，毛澤東去閩西休養，陳毅則到上海如實地向周恩來、李立三等黨中央負責人，彙報紅四軍的情況以及黨內發生的分歧與爭論。

周恩來高度評價了紅四軍創造的做法和經驗，指出黨的書記多負責任「絕對不是家長制」。李立三指出紅四軍存在的流寇思想和極端民主化傾向。

最終，由陳毅主筆形成《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九月來信」），肯定了紅四軍兩年來的鬥爭經驗和正確做法，並對紅四軍黨內的爭論問題作了結論，明確要求朱毛團結合作，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

陳毅帶着黨中央對毛澤東的認可與支持，在前敵委員會上做了傳達，並兩次寫信請毛澤東回前委主持工作。

從中央回來，22日到軍部。我倆之間的爭論已經得到正確的解決。七次大會我犯了錯誤，八次大會的插曲更是錯誤的。見信即歸隊，我們派人來接。

中央認為你的領導是正確的，此間四軍同志也盼望你回隊。希望你見信後，坐擔架趕快回來，就任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階（朱德）的希冀。——11月18日《陳毅給毛澤東的信》

爭取群眾的支持與認可

有了上級的支持和認可，毛澤東恢復了前委書記職務。但，這不代表紅四軍的思想分歧就此解決了，思想就此統一了，毛澤東就此立住腳了。

爭取群眾支持與認可，就成了毛澤東接下來重點要做的事情。這裡包括召開調查會、座談會，廣泛徵求意見，凝聚共識。

在汀州召開工人座談會，到新泉鄰村官莊召開農民座談會，徵求對紅軍的意見。在新泉整訓深入連隊召開座談會，圍繞思想中存在的各類問題和糾正方法，討論、揭發和批評，暢所欲言。

古田會議前，在軍司令部駐地主持召開縱隊、支隊、部分大隊的黨代表和支隊以上的書記、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的聯席會議。

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整理和主持了聯席會議上分組起草大會的各種提案，由前委審查後提交紅四軍九大審議。

制度固化共識

新泉整訓期間，朱德制訂了紅軍的各種條例、條令。

‌古田會議在充分討論基礎上，形成了《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8種錯誤思想）、‌《黨的組織問題》‌‌《黨內教育問題》‌‌《紅軍宣傳工作問題》‌‌《士兵政治訓練問題》‌‌《廢止肉刑問題》‌‌《優待傷病兵問題》‌‌《紅軍軍事系統與政治系統關係問題》等八個決議案。

前期廣泛徵求意見，凝聚共識的內容，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了下來。

所以，制度既是對已有共識的梳理與固化，也是對後人行為的規範和指引。

最後，我們也不得不提一下，周恩來、朱德、陳毅這些老一輩革命家的無私與坦誠。他們都是一心為公，知錯改錯，實事求是。否則，黨中央也得不到準備的報告，毛澤東也無法得到上級和下級的廣泛支持。